中国环境 | 空气质量新标准落地后，他们关心什么？

今年9月，距离《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正式实施已过去半年。河北省一家焦化企业的环保负责人正在研究如何根据新标准开展设备升级改造。“这几年标准一直在提升，我们每次都跟着改，投入不小，所以需要把投资回报算清楚，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才是我们的目标。”他说。

像这家焦化企业一样，许多企业都根据新标准的要求，规划治理升级路线图。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标准升级之后，企业的实施节奏如何把握，投入如何获得预期回报。

2026年3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PM2.5年均浓度二级限值从35微克/立方米调整为25微克/立方米。

新标准从文件走向现实，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哪些现实考题？应如何破题？近日，在2026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暨中国清洁空气周，空气—气候—健康集成研究计划与交流平台组织了一场分论坛，专家围绕这个议题展开了务实交流。这一平台由北京大学联合复旦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能源基金会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建立。‌

强化治气作为“投资”而非“负担”的底气

新标准进一步收严了主要污染物浓度限值，为各地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和更有力的政策依据。经过十余年大气污染治理，我国空气质量已经显著改善，许多成熟治理措施得到广泛应用。面向新标准，治理工作将进一步向能源、产业、交通等结构性调整延伸，也需要更加系统地评估空气质量改善对公众健康、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综合价值。

与过去主要关注污染减排和达标成本相比，当前决策部门更加需要回答：空气质量改善能够为地方发展带来什么，治理投入如何转化为健康收益、产业升级和长期竞争力，不同地区又应当选择怎样的实施路径？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毕军指出，应当向不同主体分别呈现其最关心的政策信息，让政府看到健康改善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回报，让企业看到技术升级、能源效率提升和绿色转型带来的长期机会，也让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清洁空气对健康和生活品质的改善。

“空气质量达标和提标已经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其中的健康收益、经济效益和转型机会讲清楚，地方推进工作的路径会更加清晰，政策实施也会更有信心。”毕军表示。

国际研究也在不断强化这一认识。9月7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CAC）发布了一份名为《隐藏资本：气候与清洁空气行动的经济与健康依据》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可产生约15美元的经济效益。清洁空气行动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促进健康、提高生产率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投资。

我国十余年的治理实践也表明，空气质量改善具有显著的净效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团队的研究表明，基于我国2013年以来的大气治理行动评估，仅健康风险规避一项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就占同期GDP的1.3%左右。多项研究测算显示，在不同情景下，空气质量治理的效益成本比可达3.5倍至7倍，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比值还在持续扩大。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宫继成介绍说，在推进新标准落地时，如果将健康收益真正纳入地方和企业的决策账本，治理路径会清晰很多。实际上，北方清洁取暖改造已证明，健康经济收益总体大于成本。而在碳中和情境下，居民能源转型的年均成本约130亿美元，在多个省份也可被健康效益货币化后抵消。

更值得关注的是室内污染——其健康影响往往高于室外，尤其在农村和京津冀周边地区。如果地方政策能把清洁空气、室内用能、建筑节能统筹起来，将健康收益算进去，减污降碳、暴露降低、健康收益这个链条就能真正闭合，也能让企业看到更实在的回报：不仅是合规成本，更是人群健康改善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这正是治气作为“投资”而非“负担”的底气所在。

研究同时表明，实现更严格的空气质量目标需要较大规模的持续投入。毕军教授团队测算，不同目标和实施路径下，全国相关治理投入约为3万亿元到10万亿元。对此，不能只看投入总量，还应结合健康效益、居民福祉、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和减污降碳协同效益进行综合判断。部分能源和产业转型措施也服务于节能降碳、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应避免将结构转型的全部成本简单归入空气污染治理。

金融支持也将成为推动新标准落地的重要保障。专家建议，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政策性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引导更多资金进入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工业升级和污染治理领域。通过将环境效益、健康收益和减碳价值纳入项目评价，可以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空气质量改善的积极性，形成财政资金引导、金融工具支持、企业持续投入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让企业算得清账

与政府层面相比，企业的账算得更直接——花出去的钱，能换回什么？

新标准的压力在逐层传导。虽然标准不直接约束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但地方为达到更高的环境质量要求，可能会出台或修订更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为例，一些地方标准加严，倒逼企业加大技术升级力度和改造投入，引进更先进的烟气净化系统。

但对企业而言，单纯讲“达标要求”并不足以驱动其主动投入。真正让企业愿意掏钱的，是长期回报。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所长胡京南指出，“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是来自实践中的一个正面案例”。这项政策最初只是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中的一项差异化管控措施，但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行业绩效分级有力促进了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实现了污染物减排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以河北为例，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领域，在绩效分级推动下加快“创A”步伐，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同时带动了技术装备升级和绿色转型。此外，绩效分级还在推动技术进步、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新能源重卡为例，在“创A”推动下，我国新能源重卡技术持续进步、市场快速增长，已呈现出国际领先的势头。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以日常出行方式类比企业的决策逻辑。他说，假如我们要去机场，步行不花钱但要花一天时间；坐地铁需要几十元钱，但要花一个多小时；打车花一百多元钱，可能比坐地铁省的时间有限，但可以提供私密空间。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最终决定其选择的是个体认为多投入的成本是否换来了他需要的效益。

对于众多企业管理者而言，环保投入是一项需要评估回报效益的投资决策。因此，成本效益分析需要进一步细化到行业和企业层面，让企业清楚地算明白账：现在投入资金配套治理设施，未来能规避多少停产或信誉损失？是否能争取到绿色信贷的利率优惠？是否能帮助企业在行业洗牌中占据主动？假如能算明白这些账，比任何宏观的政策宣讲都更有说服力。

激发企业环保内生动力的关键，不在于一味加严标准，而在于设计出一套让“环保做得好”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中切实获益的制度安排——让投入能够带来产出，让合规能够转化为竞争力，企业才会从“要我治”转向“我要治”。

地区差异如何统筹？

新标准采用分阶段实施方式，设置了5年过渡期：2026年3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执行过渡限值（PM2.5年均30微克/立方米），2031年起全面执行最终限值（25微克/立方米）。这一设计为各地逐步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优化预留了缓冲空间。

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执行委员会主任、中国清洁空气周秘书处主任刘欣对此提出了一个关键区分：应该把标准的“标”（目标）和“准”（基准）分开理解。基准是科学依据，所有人都应该瞄准它；但目标可以有阶段性，不同地区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可以不同，兼顾公平性和可行性。

此次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不同地区的污染基础、产业结构、能源禀赋、人口分布和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其减排投入、实施难度和健康收益也呈现不同特点。人口密集、污染改善空间较大的地区，空气质量提升往往能够产生更加显著的健康收益；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较重的地区，则需要更系统的转型方案和更充分的政策准备。因此，评价地方实施成效时，应综合考虑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健康收益、减排潜力和经济社会条件。

在政策实施层面，可进一步完善分类指导和差异化支持机制。毕军表示，对治理基础较好、转型条件成熟的地区，鼓励其积极探索更高水平的空气质量改善路径，形成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对结构调整任务较重的地区，加强财政、金融、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推动重点行业绿色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与此同时，还可依托区域协作机制，统筹污染传输、产业布局和重大减排工程，提高治理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

来源 | 中国环境 记者：刘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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