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年,北京街头,监察御史谢振定拦下了一辆横冲直撞的豪华车。这一拦,打的并不只是车上那个人的脸,也碰到了当时京城最不能轻易招惹的权势:和珅。
清代京城对车舆、仪仗有严格等级规定。什么身份坐什么车,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官场地位。偏偏车上的人没有相应官职,却摆出一副贵不可言的架势,车夫横冲直撞,路人被撞倒后,还要遭到斥骂。
谢振定并非不知道对方来头。相反,他很清楚此人是和珅的亲属,正因为清楚,才故意问了一句:“你是哪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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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仗着和府势力,报出身份,语气十分蛮横。谢振定却冷冷说道:“既然没有官职,便不该僭用这样的车舆。”随后命人将其拿下,杖责二十。
围观百姓不敢大声叫好,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京城里权贵众多,可敢于当街处置和珅亲属的人,确实少见。谢振定没有停手,又指着那辆车下令焚毁。
随从一时迟疑。那不是普通车辆,而是和珅赏给亲属的贵重车舆,烧掉它,等于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和珅面前。谢振定只说了一句:“出了事,本官担着。”
火一烧,事情便再也无法遮掩。
有意思的是,谢振定并不是初入官场的愣头青。他出身湖南衡山,早年考中进士,曾在翰林院任职,后来转任监察御史。翰林清贵,御史却更容易得罪人,尤其需要面对那些有权有势、能左右官员升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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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敢动手,与此前的一桩案件有关。和珅的家奴刘全凭借主子势力积聚巨财,在京城营造豪宅,规模和奢华程度引起非议。监察官员曾经查办此事,消息泄露后,宅院迅速拆除,查案也因缺少实物证据而陷入困境。
那名监察官员不仅没有扳倒刘全,反而被和珅借机追究,最终丢掉官职。此事在官场形成了一个清楚的信号:只要牵涉和府,哪怕有道理,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谢振定却没有因此收手。处理车舆之后,他很快遭到弹劾。和珅没有必要亲自出面争辩,只需让有关官员按规矩办案,便足以使谢振定离开京城。所谓“违制”“妄为”一类罪名,在那个环境下,足以让一个御史失去立足之地。
谢振定被罢官,表面上是处分,背后却是权力较量。乾隆晚年,和珅深受宠信,朝廷上下都知道他的势力。谢振定烧掉的并非一辆车,而是权贵通过家属、家奴和仪仗向外展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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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帝即位后,局面发生变化。嘉庆四年,和珅被革职查办,随后赐死,家产也被查抄。此前因弹劾而离开官场的谢振定,得到起复。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很久以后,便于嘉庆十四年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他的名声却留了下来。民间称他为“烧车御史”,并不是因为一把火本身多么传奇,而是因为那把火让人看见,一个监察官员仍敢把制度写在权势之前。
多年以后,谢家又有人入仕。谢振定之子谢兴峣考中进士,后来出任知县,因治绩突出被评为“卓异”,获得进京觐见道光帝的机会。
道光年间的一次召见中,皇帝问起他的父亲是谁。谢兴峣答道:“臣父谢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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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听到这个名字,神情明显变化:“原来你是谢振定的儿子。”
在皇帝眼中,谢振定并不是普通的旧臣,而是敢于处置和珅亲属、维护典制的刚直之士。道光随即表示,既然是名臣之后,又有治理地方的成绩,朝廷自然应当重用。
这段对话的价值,不在于一句“英雄之后”有多动听,而在于清代官场对前朝人物的记忆并未完全消失。谢兴峣能够得到注意,既有父亲声望的因素,也离不开他自己的政绩。若只有家世而没有实绩,道光也不会凭一句询问便作出决定。
谢氏父子经历的,是两种不同的考验。谢振定面对的是权贵横行时,敢不敢按制度办事;谢兴峣面对的则是继承家声之后,能不能凭政绩站稳脚跟。一个以当街执法闻名,一个以治理地方获得“卓异”,父子二人的仕途,恰好连接起乾隆晚年的权臣政治与道光时期的官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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