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我跪在驿站院子里，灶台凉透了。
水缸空着，晾衣绳上只剩两件破洞的衣服。
地上有一双白布鞋，鞋头绣着半朵牡丹，缎面磨毛了，针脚却干净利落。
我认得这双鞋。
蒋牡丹说过，留到回老家上坟那天才舍得穿。
我伸手去够那鞋。指尖刚碰到鞋面，身后传来枯枝被踩断的声音。
没来得及回头，赵小柱不知从哪儿扑过来把我撞翻。
耳边一声闷响，是子弹打进土墙的声音。
我被赵小柱拽着往井台滚去，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她们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
可我跪下的那一瞬间才猛然发现，鞋底的夹层被人拆开过，针脚走得很潦草，像是有人在里头放进了什么，又取走了什么。
我得知道那里面原来装的什么。我得知道她们到底去了哪。我从井口往下看了一眼，黑得看不见底。
01
我叫袁刚洁，跑长途运输的。
出事那趟是我最后一趟营生，跑完就打算回老家跟着爹开的小学堂搭把手。车走到边境线边上，眼看着要过界了，空袭警报响了。
我把车歪进一片荒地，跳下来找掩体。
蹲了大概一顿饭的工夫，炮声停了。
我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土，正准备回车上去，听见不远处有人声。
那声音不大，听着像在哭，又像在说话。
我循着声音过去，吓了一跳。
荒地那边三个人影蹲成一圈，手里拿着铁锹，地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一块破布。
我站在十来步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还是那个年纪大的先看见我。
她回头望着我，手里铁锹没有放下来，神色里有一瞬慌张，很快又平了：“后生，你是跑路的？”
我说我是开车的，躲警报，听见动静。她听了点一下头：“过来搭把手吧。”
那具用破布盖着的人，我看了一眼就没敢再看第二眼，烧得不像样。
我帮她们把土填上，填平，又在上面压了几块石头。
三个人没有哭。
那个背对我坐着的妇女直到最后一锹土堆完，才转身来。
五十上下，颧骨高，脸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了很久。
她看了我一眼，很快就低下头去。
“多谢你了。”年纪大的妇人把铁锹往肩上一扛，“天快黑了，后生你自己小心。”
我问她们往哪去。
她想了想，说往前头看看有没有能落脚的地方。
我说前头镇子乱，听说好久没人住了。
她说不怕，比露天地里强。
我没再多想，说我车上有半袋米和一些干货，要不先弄点吃的再走。
三个女人互相看了看，年纪大的点了头。
我那辆破卡车的驾驶室只能坐下两个人，三个女人爬上车斗，人就挤在米袋子边上。
一路开进镇上，天已经擦黑。
镇子不大，街上没什么人，不少门板都让拆了当柴烧过。
我老远看见一间塌了半边屋顶的院子，门口挂着一块被烟熏黑的木板，上面隐约看出“驿”字。
那年头路上来往的车辆还多的时候，这里是个停车歇脚的地方。后来打仗，这条路跟着断了，驿站也荒了。
我把车停在院子门口，先跳下去探了一圈。
土院墙倒了两段，主屋还立着，门让卸了，里头满是灰。
灶台在东南角，铁锅还在，锅底有个鸡蛋大小的破洞。
“能住。收拾收拾。”
郑秀云在屋里转了一圈，径直走到蒋牡丹跟前轻声说了句什么。
蒋牡丹不答话，只坐在门槛上把手里的破布挨个儿叠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生了一堆火，用我车上那口备用锅煮了一锅糊糊。
吕玉萍喝了三碗。
郑秀云吃得很慢，嚼得很细。
蒋牡丹端着碗坐在最外头，背靠着墙，喝一口停一下，老是走神。
夜里我睡在驾驶室里，拿外套裹着身子。
约莫半夜光景，枪声远远响了一阵，像放炮仗一样，一会儿就没声了。
我没有睡着，侧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
蒋牡丹大概也没睡，因为我听见布鞋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从主屋往后院的方向去了。
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站了一会儿，进了屋子。
那时候我光顾着琢磨蒋牡丹半夜去干什么、为什么又折返回来，完全没意识到，天亮以后我做的那个决定，会把我后半辈子扭到另一条道上去。
第二天一早，我从车斗里翻了半袋水泥出来，把东边那截豁口堵上了。
郑秀云站在院子里看我干活，看了一会儿，她问：“袁老板，你这是打算住下了？”
我说住几天，把房子修修，你们也能住得安生些。
她没有接话，转身进了灶屋，不一会儿端出一碗热水，搁在墙头上凉着。
蒋牡丹蹲在灶台边上用草茎编筐，编几根就停下来，往我这边看一眼。
吕玉萍站在后院门口，小声说了一句：“这年头，难得遇见这么实心眼儿的人。”锅盖在灶上轻轻跳动着。
水开了。
02
驿站修了大概十来天，才勉强像个人住的地方。
我把车斗里的备胎卖了，换来一袋水泥和几捆油毛毡，和泥把院墙豁口都补上。
吕玉萍干活是把好手，扛起水泥来比我还利落，反倒是看着年纪大些的董玉娣，搬砖的时候咬着牙不吭声，歇下来手心全是血泡。
吕玉萍忍不住说她：“你装什么富贵人呢？干不了就歇着呗。”
董玉娣把血泡挑破，撕下一条衣襟裹了，闷头又搬了一趟。
谁也不再理谁。
郑秀云总在这种时候出来。
她手里只要拿一把扫帚，顺手把院子扫两下，那俩人就各自顺着台阶下了，不再吵下去。
我后来慢慢摸出一条规律：只要郑秀云开口说一句“忙完了就歇”，没人跟她拧着来。
蒋牡丹性子最闷，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她眼睛不大，常常望着一个方向发呆：镇子南边一溜土坡后有一片废窑。
我试着问过她那头有什么好看的。
她回了一句：“不长庄稼的地。”之后再也没有话了。
郑秀云便岔开话头：“她男人的坟在那边，让炸弹翻过，找不着地界了。”我听了没有追问。
镇子上还有几户人家没走，都是走不动的老人。
他们对这几个外来妇人多半是提防的，除了米行老板陈国强。
陈国强四十出头，在镇上开着唯一一间铺子，卖米面还有零碎的杂货。
他是我爹的学生，那年头师生关系还当回事，见了我叫声师弟。
他隔三差五给驿站送些卖剩的米边角料，有时也带些当天的消息：“你们别住得太安生。听南边过来的人说，那批散兵还在附近绕。”
我一听心里发毛：“什么散兵？”
陈国强压低嗓子：“前阵子，一队押物资的车在界河那边让人截了，车上的东西没了影。人也没回营，兵爷自然要追查。听口信的说是药材，又说是金贵东西。”
我看了一眼站在院子里的郑秀云。
她低着头在劈柴，斧头落得很稳，像压根儿没听见。
那天晚上蒋牡丹递柴禾给我时，手指尖轻轻抖了一下，不知是被火燎的还是怎么的。
大约住满一个半月，一个叫赵小柱的孩崽子总是在门口探头探脑。
他瘦得脱了相，看上去顶多八九岁，一身衣裳没个整样。
我给了他一碗米汤，他一口气灌完，抹了嘴就跑。
第二天又来了，躲在院门外的墙根儿，也不进来，我招手他也不动。
第三天是蒋牡丹端的碗。
她端着碗还没出门，赵小柱像被什么惊到了，拔腿就跑。
碗里的米汤差点全洒了。
蒋牡丹站在门口看着那个方向，脸上一阵发白。
又过了大约十来天，董玉娣出了一件事。
那天她一个人去河边洗衣服，回来的时候胳膊上的袖子缺了半截。
她说是让枝杈刮的。
但吕玉萍眼尖，说见到董玉娣袖子底下缠了布条。
真要只是树枝刮伤，何必藏在自己屋里偷偷摸摸换药。
郑秀云摁住了吕玉萍，说了一句：“谁都有不想让人晓得的事。”
那话落在身上，我便不好多问。但心里那根弦越拉越紧。
那天夜里我躺在驾驶室里睡不着。
算起来我在这个驿站住了一个多月了。
这五个女人，郑秀云教吕玉萍把野菜根儿晒干留到冬天吃，董玉娣和吕玉萍隔两天就吵一架，蒋牡丹天一亮就去院子外面扫落叶，连一片碎瓦都不落下。
她们像真的就在这儿过日子。
可日子底下还有些东西，一直在往下沉。
我知道我看不见。
当时也没拼命追。
我总觉得，人活着总有难处。
有些事，她跟你说了，你也帮不上忙，不如好好的人。
03
又过了十来天，陈国强跑来找我一趟。
“老袁，你那辆卡车借我使使，进县城拉一趟粮。”他这个人，平时从不开口借东西，少有这么正经的口气。
我让他开走就行。
他笑了笑：“你最好跟我走一趟。”
我问他什么事。他把我拉到门口低声道：“店里伙计在县城遇见了两个人，打听驿站的事。打听收容的几个妇女。听那形容，不像好路数。”
心里发紧，我嘴上还是撑着：“可能就是路过的，随口问问。”
陈国强盯着我：“你爹写信来，让我照看你这边。好歹我得跟你透个风。你自己也掂量掂量，这几个女人能安安稳稳住在这里没人来寻，不奇怪？边境上逃难的多了去了。但逃到这里待着不走的，就她们几个。”
这话说得我不自在，心里却隐隐认同。
嘴上没有顺着他说，我告诉他这几个人是难处，走也走不远，没个落脚的地方，跟野地里的草一样让人看着心疼。
陈国强点点头，没有再劝。
临走时说了一句：“万一有事，你带着人往我家铺子那头跑。门后头有道夹层，藏得住人。”
我把他的话原样嚼了一遍又一遍。但没有跟郑秀云说。
又过了十来天，出了一件事。
那天午后，蒋牡丹说去南坡挖点野菜。
我在后院门口劈柴。
等她回来时天都擦黑了，她手里只攥着一小把灰灰菜。
郑秀云接过菜没有问。
我也没有问。
晚饭后，吕玉萍和董玉娣又拌嘴。
起因是吕玉萍说董玉娣的水缸里泡着的那件衣裳占了太多地方，又占了晾衣裳的绳子。
董玉娣说她那件衣裳是湿的又没有滴水，晾一天就干了，你急什么。
两人越说越大声。
郑秀云从里屋出来，她端着灯，在廊下站定了，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那俩人便各自住了嘴，一个进了屋，一个端着盆去了后院。
院子里霎时静下来。
蒋牡丹坐在灶台后面的一张小板凳上，她是背光的。
火苗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剪影，看不清脸上是什么表情，只有细碎的鼻息声传来。
她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也没有起身走开。
我盯着火堆发了一会儿呆，站起来说：“都早些睡吧。”
各屋的灯先后灭了。
我躺在驾驶室里，翻来覆去。
大约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蒋牡丹的屋门轻轻响了一下。
我抬起头，从车窗缝里往外看：蒋牡丹站在廊檐下，已经穿上了那件出客才穿的深蓝褂子，她站了一会儿，然后顺着院子侧门出去了，步子很轻。
我等了片刻，也下了车。
出了侧门是一条窄巷。
月光很淡，蒋牡丹走在前头，我隔着十来步远跟着。
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停顿。
一直走到南边土坡上的坡口，她拐进了一孔废窑。
没过多久，她又从窑里出来了，空着手，脚步比来时慢了些。
走回院子，进了屋，再没有动静。
第二天一早，蒋牡丹照旧天没亮就起来扫院子。
扫地扫到侧门口时，她弯腰捡起来一样东西。
我隔得远，看不真切。
只看到她将那东西攥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收进了衣兜里。
她直起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正站在驾驶室边上擦车窗，装作没注意到她。
她又低头扫了两下，转身进了院子。
我走过去，在侧门口的地上捡到几丝线头。
深蓝色的，跟她那件褂子同色的线。
那是缝补过的线。
她钻进那孔破窑里，是去缝一样东西。
或者拆一样东西。
那东西放在半截砖底下，用深蓝色的布包着。
那天之后，蒋牡丹隔三天就会去一趟南坡。
每次去的时间不长，大约一盏茶的工夫。
回来的时候她也不多话，照常做事，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院子。
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去了哪里。
她也没有提起过。
但我知道她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沉甸甸的东西。
那些东西压着她们，让她们连笑起来都带着一点勉强。
04
那天午饭的时候，郑秀云把碗筷收拾了，没有进屋，站在灶台边。我本来要出门去陈国强的米行扛一袋粮，她开了口：“袁老板。”
我站住了。她顿了顿，说：“你爹从前教过你念书？”
我说教过几年，后来读不进去了，就出来跑车。
她点点头：“认得字就好。认得字的人，能看账本，能写信，也能看路牌。这年头，认得字是顶要紧的。”这话听上去没头没尾，我没有接，心里却隐隐觉得她是在叮嘱我什么。
她说完这句话，便进了屋。
我站在院子里愣了一会儿，把门带上，去了陈国强的米行。
陈国强正在柜台上拨算盘，看见我进来，停下手，脸色有些凝重：“你来得正好。我这儿刚得了个消息。你爹前几日让人捎信来，说他病重，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我手里的粮袋差点脱手：“病重？我怎么没收到信？”
“信在路上，应该明后天到。”陈国强说着，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封信来，“这是托人带的口信，比信走得快。你爹那人，你知道的。若不是真病得厉害，他不会让人捎这种话。”
我攥着那页纸，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是陈国强的笔迹，只写了一行：师父病重，速归。
我站在米行柜台前，脑子里一片乱。
爹的身子骨一向硬朗，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陈国强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今晚收拾收拾，明早动身。你这边的事交给我，驿站有什么动静，我替你盯着。”
我谢了他，扛着粮袋回了驿站。
那天下午，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了一遍。
郑秀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来，转身走了。
晚饭时我提起要回老家一趟。
桌上的几个人都停了筷子。
吕玉萍问：“你爹病得厉害？”我说捎信的人说是病重，得赶紧回去看看。
吕玉萍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
董玉娣低头扒了两口饭，轻声道：“路上小心些。”郑秀云只是嗯了一声，把菜往我面前推了推。
蒋牡丹坐在最外头，始终没有抬头。
吃完饭，她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深夜起来给车加水的时候，看见她屋里的灯还亮着，灯影映在窗纸上，像是坐着在缝什么，缝两针又停一停，停一停又缝两针。
第二天一早我动身。
郑秀云站在院门口，递给我一个布包：“里头有几双鞋垫，路上换着用。还有几个饼子，路上吃。”我接过布包，布包沉甸甸的。
我说我过些日子就回来。
她点了点头，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蒋牡丹没有出来送我。
主屋的门半掩着，光线暗，看不清里面。
我发动卡车。
车开出镇口时，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郑秀云还站在院子门口，像一截立在风里没倒的墙。
车子越开越远，直到那截影子变成一小团模糊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
我一脚油门下到底，把车头正对老家的方向。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郑秀云站在门口送我时，手里攥着的那块布上，绣着一朵半开的牡丹花。
她站在那里，目送的不是我，是我带走的那个秘密。
而我更不知道的是，等我再推开驿站那扇门时，等待我的会是空荡荡的院子、灶台边上一双白布鞋、一颗不知道在黑暗中藏了多久的子弹。
05
我赶了一整天的路，天黑透了才到了老家的镇口。
远远望见家门，堂屋里亮着一盏油灯。
我快步推开门，老爹坐在堂屋正中的一把藤椅上。
他手里夹着一根纸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
他看见我，哼了一声，烟灰落在地上。
我站在原地，脑子没有转过弯来：“爹，你……”
“我没病。”他把烟按灭了，抬手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
我坐了下来，嗓子干得厉害：“那你捎信说病重……”
“我不这么写，你能回来？”袁国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你自己说，你有多久没落过家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得对，我自打跑运输以后，少说有大半年没有回来过。
他转身走到里屋，回来时手里多了一条铁链子，哗啦一声丢在地上。
我盯着那条铁链：“爹，你这是干什么？”
“锁你。”
我一下子站起来：“我又不是犯人！”
“你比犯人还让人操心。”袁国强把铁链一头拴在堂屋柱子上，另一头扬起来，“你坐下。”
我不肯坐。他看着我，声音放低了：“你那个驿站，住的那几个女人，我已经打听过了。”我心头一紧：“你打听什么了？”
“那地方半年前死过一拨人。”袁国强一字一顿，“运药的。让溃兵截了道，车上的人一个没剩。车上的药却不见了。活下来的几个，偏偏全住在你的院子里。你说巧不巧？”
我愣住了。陈国强的话在我耳边响了一遍又一遍：“听说是丢了批药材。”
“又说是金贵东西。”原来那批药，是从边境溃兵手里失踪的。而郑秀云她们，正好在那段时间出现在那片荒地埋人。
袁国强又说：“你想过没有，她们为什么偏偏挑中你那个驿站？镇上的空房子多了去了。为什么她们非要住在你一个跑运输的小子眼皮底下？”他语气低沉，几乎是贴着我的脸说：“你要是卷进这种事情里，你让老子怎么活？”
我哑口无言。他不是在骂我，他是怕。我张了张嘴说：“她们就是几个逃难的……”
“逃难的也有杀过人的。”袁国强把铁链子绕到我腰上，扣死了，“我半个月之后放你走。半个月之内，你好好给老子待在这里想想清楚。”
我被锁在柱子上，动弹不得。
袁国强真就说到做到。
他每天给我端三顿饭，菜色算不上好，但管饱。
他自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口，一会儿抽旱烟，一会儿翻他那几本旧书，像是根本没有我这个被锁着的儿子一样。
头两天我是真急，嘴上骂骂咧咧。
到了第三天下午，我骂累了，开始想他说的那些话。
想郑秀云每天劈柴时斧头落得有多稳。
想吕玉萍听到飞机声时缩成一团的样子。
想蒋牡丹坐在门槛上望向废窑时的眼神。
她们不像是在躲避追杀。
但她们像在心里守着一个秘密。
我越想越心慌。
到了第十四天，袁国强出门买菜去了。
我撬开了锁，推开门就往外跑。
跑了没有多远，迎面撞上一个人。
是陈国强，他满头的汗，身上还穿着铺子里那件旧灰褂子。
他看到我，一句话让我魂飞魄散：“老袁，驿站出事了。”
我知道了。
我发疯一样要往驿站跑。
陈国强一把拽住了我：“你这样空着两手跑回去管什么用？我都准备好了。米、面，半车都堆在后头了。”我这才看到陈国强那架马车后面堆着大包小包。
他让我上他那架马车：“你把你爹那架马车接了，粮食已经放上去了。”
我赶着马车往回跑。
三天两夜，路上几乎没有合过眼。
那半车粮食在车板上颠着，我脑子里只反复转着一个念头：郑秀云她们到底怎么样了。
蒋牡丹那双鞋还在不在。
爹说的那些话跟陈国强说的消息搅在一起，越想越觉得要被什么掏空了。
到了第三天擦黑，我终于看见驿站那截土墙。
墙还在。
围墙没有塌。
但院子门口那扇我亲手修好的木门，大敞着。
横在半空中，像一只合不拢的嘴。
我跳下车，脚落在地上，险些没有站稳。
院子里没有任何声音。
没有吕玉萍和董玉娣拌嘴声，没有郑秀云不紧不慢招呼“回来了”的声音，没有蒋牡丹低着头的沉默。
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步一步走到主屋门口。
灶台还在，铁锅还在。
锅是冷的。
我伸手摸了一下灶沿，手指头沾了一层薄灰。
她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我转过身，正对着空荡荡的院子。
晾衣绳上空空荡荡。
水缸边的木桶歪在地上。
水缸里剩了半缸水，面上浮着一片干枯的落叶。
蒋牡丹那双白布鞋，就躺在灶台脚边上。
我走过去，蹲下来，伸出手。
鞋帮沾着泥，鞋面那朵半开牡丹花，针脚清清楚楚。
我抓住那鞋，鞋底硬邦邦的。
我翻过鞋来，发现鞋底的夹层被人拆开过。
针脚走得潦草，跟蒋牡丹平日那种细密的针法完全不同。
像是有人把东西取走之后，又草草缝了回去。
我跪在那里，膝盖砸在青砖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袁刚洁。”
我猛地回头，没有人。
土墙上只有斜阳投下的树影。
我低头看着那双白布鞋，指腹轻轻摩挲着鞋底那排粗糙的针脚。
她走了。
她没有穿走这双鞋。
她把鞋留在了灶台脚边，让人拆开又缝上。
她在鞋底夹层里放了一样东西，后来又把那东西取走了。
那东西，比她的鞋重要。
她宁可光着脚走，也要把那样东西带走。
06
我跪在院子里，手攥着那双鞋，说不出话来。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又急又碎的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赵小柱一头扑到我背上，把我整个往侧边撞了出去。
我摔在墙根那堆柴禾上，一颗子弹带着哨音从头顶飞过去，打在土墙上，溅起一片土花。
我脑子懵了一瞬，几乎是本能地拽着赵小柱连滚带爬翻下了井台边那道土坎。
土坎后头是半截塌掉的矮墙。
我和赵小柱贴着墙根趴着。
我抬起头往院子那边看了一眼。
一个穿着灰不溜丢衣裳的身影站在院门口，手里握着一杆长枪。
赵小柱扯了我一把，压低嗓子：“别探头！”
我趴回去，胸口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赵小柱那张小黑脸上全是汗，他压着气声说：“我在这儿蹲两天了，就等他们走。他们一共两个人，今早走了一个，留了一个守在这儿。”
我压低声音问他是什么人。
赵小柱答得简洁：“穿旧军装的，是散兵。”他说那些人这半个月隔三差五就过来一趟，在院子里翻翻找找。
他们把灶台拆了又砌上，把水缸挪开又搬回原位，把每个屋的墙都敲了一遍。
他们翻了许久也没找着他们要的东西，才留下一杆枪等着。
我攥紧了手里的鞋。
赵小柱盯着那双白布鞋，轻声道：“她们走的那天夜里，我躲在镇口那棵歪脖子树上看见的。她们没有往后山走，也没有往大路走。她们顺着河滩往下游去了，蒋姨走在最后面。”
我一把抓住赵小柱的胳膊：“她们往河滩下面去了？走了多久了？”
“有四天了。”赵小柱掰着手指算了算，“四天前夜里走的。走之前她们还往院子后面的窑里去过一趟。”
窑。
我心里一紧。
蒋牡丹隔三差五去的那孔废窑。
赵小柱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也去过那个窑，里头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孔破土窑。”他顿了一下，补了一句，“等他们走了，我带你去看。”
我趴在那截矮墙后面，头顶上是越来越重的暮色。
那杆枪还架在院门口，拿枪的人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太阳终于落了山。
天彻底黑下来。
那人大约觉着不会有人再来了，端着枪挪到主屋墙根下，靠着墙坐了下来，摸出一块干饼子，低头啃着。
赵小柱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从后头绕。这边走，我知道有段墙能翻过去。”
他带着我贴着院子后墙摸过去，翻了一道矮墙，顺着田埂一路小跑。
跑了大约半里地，他停在一处土坡边上，指着前头：“就那。”一孔低矮的窑洞，窑口让一蓬干蒿子遮了大半。
我弯腰钻进去。
窑洞很小，大约只有一人多深。
地上有一层干草，像是有人睡过的。
窑洞尽头有一块石头。
那石头比旁边的土颜色略深一些，像是被搬动过。
我蹲下来，把那块石头往外挪了挪。
石头底下没有东西。
赵小柱蹲在旁边看着，低声说：“我就说，空的嘛。”
我盯着那块石头底下的湿土看了一会儿。
土面上有浅浅的沟痕，像是放过一个小箱子或布包一类的东西留下的压痕。
压痕很浅，但边缘很整齐。
那东西大概不小。
蒋牡丹隔三差五来这窑里，就是为了看住那东西。
她们走的时候，把那东西挖出来带走了。
她们带着那东西顺着河滩往下游走。
而我爹告诉我，那批药是边境溃兵截下来的，有半车，堆在某个地方。
我站起身，回头看了那孔窑一眼。
赵小柱蹲在地上，问我：“袁大哥，她们是不是拿了别人的东西，才被那几个兵抓着追？”我说不清楚，只是摇了摇头。
我对赵小柱说：“她们拿的东西，可能本来就是别人的，也可能不是。”赵小柱安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蒋姨走的时候，脚上没有穿鞋。”
我看着他。
他低声道：“她是我外婆。她脚上没穿鞋。那么长的河滩路，她光着脚走的。”赵小柱说完这句话就转过身，闷头沿着来路往回走。
我站在窑门口，听着他的脚步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许久没有动弹。
那药到底是谁的。
蒋牡丹为什么宁可光脚也要带着它走。
那几个散兵又为什么拼了命地追，三番五次地进院子翻找。
我攥着手里的白布鞋，鞋面上的半朵牡丹绣花在月光底下泛着幽幽的光。
我做了个决定：顺着河滩往下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