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家法里的“小杖”与“大杖”——杖政史谈之十八

作者：蒋丰

《后汉书·崔寔传》里，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场面。崔寔的父亲崔烈，曾经因为一件事大发脾气，举杖打儿子崔钧。崔钧一看父亲动了真格，赶紧逃跑，弄得十分狼狈。崔烈追不上，便在后面骂道：“死卒，父檛而走，孝乎？”意思很明白：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父亲拿杖打你，你竟然敢跑，这还算孝顺吗？

没想到崔钧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回过头来回答：“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崔烈听了，竟然“惭而止”，不再追打。

这段故事表面看，是父子之间的一次家庭冲突；放到“杖政史”的视野里，却很值得细细琢磨。因为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崔烈拿了一根什么杖，也不是崔钧到底挨了几下，而是父子二人对于“父亲能不能打儿子”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根本分歧。

崔烈认为，父亲责打儿子，是父亲的权力；儿子面对父亲的责打，应当承受，否则便是不孝。崔钧也没有否认这一点。他没有说“父亲凭什么打我”，也没有说“打人就是不对”。他的辩解只是：如果是“小杖”，我应当挨；如果是“大杖”，我可以跑。也就是说，双方争论的并不是父亲有没有惩戒权，而是这种惩戒权究竟有没有边界。

这就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传统礼教秩序中，身体从来不完全只是个人自己的身体。父子、君臣、师生、主仆、长幼之间，都存在着一种身份上的支配与服从关系。父亲教育儿子，不仅可以训斥，也可以动手；老师管教弟子，也不止于口头说理；主人处分奴婢、长官责罚属吏，同样可以通过鞭、笞、杖之类直接作用于身体。身体惩戒因此并不天然被理解为“非法暴力”，而是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中，被视为一种维持秩序、实施教化的手段。

当然，这种权力并非理论上毫无限制。崔钧所引用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恰恰说明传统伦理并不鼓励儿子站在那里任由父亲打死。小的惩戒，是教育；大的惩戒，如果可能伤身害命，儿子反而应当躲避，因为保全身体同样是孝的一部分。换言之，“礼”承认惩戒，却又试图给惩戒划出边界。

这就给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鞭、笞、杖为什么能够成为王朝官刑，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

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刑罚时曾经注意到，鞭、笞、杖后来逐渐成为王朝国家极其常见的身体刑罚。过去我们习惯从刑制演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肉刑废除以后，笞杖逐渐成为替代性刑罚；不同王朝又不断调整杖数、刑具和执行方法。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从法条出发，还不能完全解释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拿棍子打人的身体”，能够如此顺畅地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正式手段？

答案恐怕就在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之中。国家并不是突然发明了“杖”这种惩罚方式，然后强行灌输给社会。恰恰相反，在国家把鞭笞杖责制度化之前，社会本身早已经熟悉这种惩戒方式。父亲可以责子，老师可以责徒，家长可以执行家法，主人可以处分奴婢，上级也可以责罚下属。鞭与杖早已经进入日常秩序，国家所做的，不过是把这种社会中本来就广泛存在的身体惩戒进一步规范化、等级化和官僚化。

于是，从“父杖其子”到“官杖其民”，中间其实存在着一种极强的文化连续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本来就喜欢把国家理解为一个放大了的家庭。皇帝被称为“君父”，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百姓则被纳入“子民”的话语之中。既然父亲可以因为教育儿子而动杖，那么官员也就很容易以“教民”“惩顽”的名义，对百姓实施身体惩戒。家庭中的“责而教之”，经过国家权力的放大，便成为司法和行政中的“刑以教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杖责，往往不仅仅具有惩罚意义，还总是夹杂着强烈的教化意味。地方官打一个人，常常并不是简单告诉他“你违法了”，而是告诉他“你不懂规矩”；父亲打儿子，不只是因为儿子做错了一件事，而是因为儿子“失礼”、“不孝”、“不成器”；老师责打学生，也往往不是单纯为了造成疼痛，而是为了让他“长记性”。无论家庭还是官府，板子背后都有一个共同逻辑：通过身体疼痛，把秩序刻进人的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杖政”恐怕并不是从公堂上开始的。它首先存在于家庭和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中，存在于人们对于尊卑、长幼、主从的日常理解之中。只有当一个社会普遍接受“某些身份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有权责打另一些人”这一前提时，国家把鞭、笞、杖变成正式官刑，才不会显得特别突兀。

所以，研究中华帝国的杖政史，如果只统计法律规定中的笞十、杖八十、杖一百，恐怕还远远不够。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父亲拿起杖来打儿子，会被认为是一件有伦理根据的事情？为什么儿子争辩的不是“你没有权力打我”，而只是“大杖我可以跑”？为什么这种家庭中的身体支配方式，后来又能如此自然地进入国家司法？

《后汉书·崔寔传》里崔烈与崔钧这一场看似琐碎的父子冲突，其实给出了一个极有意味的答案。鞭、笞、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帝国最常见、最持久的身体刑罚之一，并不只是因为它简单、便宜、方便执行，还因为在漫长的礼治传统中，人们早已经习惯于把一定程度的身体惩戒理解为一种有名分、有等级、有理由的秩序行为。

从家庭里的那根小杖，到县衙公堂上的那块大板，中间隔着的并不是一道鸿沟。它们背后，站着的是同一种关于权力、身体与秩序的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