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大规模测谎查内鬼，50名军官被测试，老兵：演戏而已

五角大楼动用测谎仪追查泄密者，但这类测试更像表演而非科学，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27年的布赖恩·奥尼尔多次接受测谎测试，他的经验提醒我们对这种手段的确定性保持警惕。

这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测谎仪。早在2025年，政府就曾在整个行政部门大范围实施测谎测试，以查找涉密程度较低的信息泄露源头。

奥尼尔在中央情报局的27年职业生涯中，接受过约12次测谎测试。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人们对这一程序的理解以及它似乎能够传递出的确定性需要保持警惕。

测谎仪在美国人心中有种不祥、近乎神秘的名声。“测谎测试”这一更常见的称呼可能加深了这种印象。电视犯罪剧也推波助澜，常将这种设备描绘成传统调查手段失效时揭示真相的“神谕”。在这些叙事中，测谎仪不仅仅是工具，更像是一扇通向灵魂的窗口。

对于准备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尤其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从业者，最令人焦虑的往往不是背景审查，而是能否通过测谎测试。对此，建议始终如一：不要撒谎。对于这一程序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有用的建议。多数评估认为，测谎测试与其说是实证科学，不如说更多依赖主观解读。

测谎仪被视为“伪科学”，因为它测量的是心率、血压和出汗等生理反应。假设是说谎者会通过这些信号的突然变化暴露自己。这种假设预设了人的心理状态具有某种透明性，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出汗或发抖，可能只是因为恐惧、愤怒或沮丧，而非欺骗。

没有与说谎相对应的特定生理反应。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03年、美国心理学会在2004年的评估中均认为，测谎仪更多建立在表演效果而非事实基础上。2019年的评估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因此，美国法院通常不接受测谎结果作为证据。只有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少数几个州，即便在有限条件下也允许使用这类结果。通常还要求诉讼双方均同意采纳，并由法官批准。无条件采纳测谎结果仍属例外，而非常规。

但在许多国家安全机构内部，测谎测试仍是安全许可程序的核心环节。奥尼尔曾在情报界负责人事审查和分析岗位招聘工作，提供了对此的直接观察。

虽然测谎结果不被视为决定性证据，却常充当筛选工具。候选人表现出的明显不适，或测试人员主观认定其回答似有闪烁其词，都可能拖延甚至终止招聘程序。例如，一些政府机构曾因测试人员认为受测者在被问及既往药物使用或外国联络时反应升高，而暂停其安全许可；即使最终并未查实任何足以取消资格的行为，结果也是如此。

有时，测试人员暗示测试图表存在异常，会让原本条件优越的申请者主动透露原本不打算说明的情况，例如轻微的安全违规、未申报的关系，或数十年前偶尔使用违禁药物的经历。这些事项单独看或许不足以取消资格，却会改变外界对其可信度的判断。

测谎仪的力量，在于它营造了一种让人承认欺骗行为的条件。没有哪一届政府能够免于追查泄密者的冲动。这种反应跨越党派，也屡见不鲜：当媒体刊出一则令人尴尬的披露，内容可能与官方说法相矛盾或暴露内部异议，白宫随即承诺查明并惩处消息来源。测谎仪常是这一程序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加大了查找内部不同意见人士和媒体泄密源头的力度。相关部门修改了指导方针，使机构更容易获取记者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据报道，测谎测试也被用来向涉嫌向媒体透露消息的官员施压。这一趋势此后一直延续，并自2025年以来进一步升级。

五角大楼目前的政策限制记者无人陪同进入，取消主要媒体机构的办公空间，并优待意识形态立场一致的媒体网络。防止泄密与监控、边缘化批评性媒体报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据报道，在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测谎仪被频繁使用，而且惩罚性更强，以识别内部不同意见者。就连一些“陈年案件”也被重新调查，例如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前，其“多布斯案”意见书遭泄露一事；尽管先前调查未能锁定明确的消息来源。

并非所有泄密事件都会受到同等对待。即使未经授权，若披露内容符合官方叙事或能带来战略优势，政府也可能默许。相反，令高级官员难堪或暴露政府运作失调的信息，更可能引发正式调查。

例如，2003年，中央情报局官员瓦莱丽·普莱姆的身份遭泄露。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对其丈夫批评伊拉克战争的报复，继而引发联邦调查。该事件令高级官员陷入尴尬，导致白宫助手刘易斯·“斯库特”·利比因伪证罪被判刑，后获减刑，也引起强烈的政治审视。

涉及机密材料的泄露，若挑战总统权威或暴露内部争执，通常会遭到最严厉的回应。2010年切尔西·曼宁泄露外交电报和战场报告时就是如此。这些披露令高级官员难堪，并引发全球反弹。

政府的反应往往不太取决于泄露了什么，而更多取决于是谁泄露，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少数披露事件，例如涉及间谍活动或危及行动安全的事件，通常被广泛认为应予起诉。但大多数泄密案并不属于这一类别。多数调查都会悄然淡去，公众很少知道最终结果。偶尔会有人含糊辞职，但直接追责的情况并不多见。

五角大楼此次大规模测谎行动不太可能消除向媒体泄密的现象，但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抑制内部坦诚交流，同时将调查资源从核心安全重点上分散出去。

即使这类行动能够减少未经授权的披露，也可能以牺牲机构韧性为代价。从历史上看，强硬的内部执法往往伴随士气下降和信息流动减少，这些因素可能削弱机构应对复杂威胁的能力。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人工智能未来或许能够提供可靠的欺骗识别工具，但也警告称，这项技术距离投入实际运用仍相当遥远。目前，各机构只能继续面对手头已有的工具：它们并不完美，也不精确，其表演性多于预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