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团刺杀最机智一幕，影院寻人启事钓出目标！十九岁少年一尺之内四枪击毙汉奸，然而他的英雄人生却充满悲情与沉浮！

1939年4月10日的天津，抢购报纸的人把报童围得水泄不通——前一日傍晚，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伪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被人当场击毙。

而此刻，坐在工商学院附中教室里听语文老师王则民”绘声绘色”讲解这桩刺杀案的祝宗梁，正是那个枪手。多年以后他回忆：“同学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殊不知干此事的正是我。”

程锡庚是沦陷区经济侵略的关键棋子。1938年1月，日本扶植伪政权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强行发行榨取沦陷区百姓的”联银券”，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就是这条吸血链上的执行者，他还替日方策划强迫英租界交出交通银行所存白银。

抗日杀奸团——一个由耀华、南开等校学生自发组成的秘密团体——早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1939年4月9日星期六下午，大光明电影院正放映美国影片《贡格丁大血战》。程锡庚携全家坐进楼上中间第四五排，妻子带着两个男孩居中，十二三岁的女儿坐在最外侧。

混入影院的祝宗梁、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等人却发现一个问题：影厅里有个身形酷似程锡庚的观众，无法确认目标。

情急之下，祝宗梁走进放映室，在玻璃板上写下”程经理外找”五字，映上银幕——这是当年影院寻人的规矩。

这是抗团刺杀史上最精彩、最机智的一幕。

程锡庚见字猛然起身，被身旁的妻子一把按下。这一按，反倒确认了身份。据祝宗梁本人回忆，他让刘友深守在门口，自己绕到程锡庚后面一排，“我坐下先看电影，一方面让我心静下来”。直到银幕上枪声大作，他掏枪顶住程的后脑，“不到一尺远，连开四枪”。

日伪警察局局长郑遐济后来在给市长温世珍的呈文中描述那名刺客：“身着咖啡色西装……年约二十余岁，身体瘦小”。

随后的撤离比刺杀更凶险。

刚到楼梯口，白俄人曼舒罗夫从身后死死抱住他，祝宗梁”连身也未转”回手两枪，将其肠子打穿；紧接着瑞士人格拉萨又扑上来，扭打中咬伤了祝宗梁的手指。枪膛已空的千钧一发之际，袁汉俊赶到，一枪击中格拉萨要害。两人翻滚下楼梯后，祝宗梁连停在门口的自行车都顾不得取，叫了辆黄包车逃回秘密据点。

他的枪法并非天成：此前数月，他每天都在利华大楼楼顶用手枪形气枪苦练瞄准；而四个月前刺杀伪商会会长王竹林，才是他第一次真枪实弹。

此次刺杀，因为两个外国人丧命，案情升级为英日之间的外交事件。

重庆发来贺电，汇来六千元奖金留作团体经费，转眼却布下了一盘冰冷的棋。1939年6月，抗团负责人曾澈带来重庆命令，命参与刺程者全体赴渝。祝宗梁一行7月到重庆，戴笠百般招待，8月上旬又引见蒋介石。

多年后祝宗梁才明白这场”殊遇”的真相：戴笠要他同袁汉俊赴香港”自首”，承认刺杀程锡庚，以此换回被英租界逮捕、被日方硬指为凶手的四名军统特务，“要我们住在旅馆，不得出门一步”。

为坐实此事，军统还在天津报纸上大造舆论。

然而英国香港当局以证据不足拒绝受理自首；拖到1939年底，英国因欧战自顾不暇，对日屈服，那四名军统特务反被直接引渡给日本宪兵队。抗团志士就这样被自己人当成了可以丢弃的筹码，戴笠的盘算落了空，而在天津的抗团随后遭叛徒出卖，连遭破坏。

令人叹息的是，这场风波把祝宗梁的人生彻底抛离轨道。

1943年1月，他化名张志宏潜入上海重建组织，因叛徒郑有溥出卖被捕，关押在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受尽毒刑，后被毛森保释；同期被捕的袁汉俊则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六岁。

抗战胜利后，祝宗梁主持解散了杀奸团。保密局给他寄来伪造的填表，要授予中校军衔，他拒绝照抄，坚拒到市政府调查室报到，只收下抗战纪念章，从此与军统一刀两断，去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当了一名教书匠。他说：“抗战期间参加抗日工作是应尽的义务，现在胜利了，军统这种工作不适合我。”

祝宗梁随后的人生，依旧是悲情的。

1953年他被安排到上海中学教数学，属”受控制使用”。1959年9月25日，他正在上课，被叫走后再未回来——先以”历史反革命”获刑十五年，在提篮桥监狱刑满后又送到安徽白茅岭继续劳改，前后失去自由整整十六年。

所谓罪证荒唐至极：家里一张替贫困学生代为求情而留下的学生证，被当成”迫害学生”的铁证。妻子张同珍特殊年代又因”破坏毛主席宝像”被游街、关押十年。一对儿女靠外地亲友接济度日，女儿张梅格在逮捕证上看到”祝宗梁”三个字时，才知道父亲平常用的名字”祝子云”之外还有这样一段过往。直到1980年6月27日，他才等来“原判对祝宗梁处刑不当”的结论。

晚年祝宗梁蜗居上海县，退休金微薄，老伴患老年痴呆风瘫在床。他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与散落各地的老战友刘永康、马桂官、叶于良等人口述互证，执笔写成《抗日杀奸团回忆录》，2007年自费印了二百册，分赠后人。

2011年他计划北上天津故地重游，临行前却因在小区门口被骑车青年撞坏股骨头而抱憾卧床，看对方可怜，竟自己承担了全部医药费。

他说，自己这点遭遇，“比很多人的苦难不知轻多少”。

这位一尺之内连开四枪、十九岁便名动租界的少年枪手，2020年在上海安然离世，整整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