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深远后遗症！恐袭过后，西方无数普通穆斯林无辜沦为怀疑对象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在西方催生了一个新的敌人形象。穆斯林很快就被置于普遍怀疑之下。

2001年9月11日袭击发生时，我九岁。还是个孩子，第一次明白为自己所爱之人的生命担忧意味着什么。也许那时我也是第一次真正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以及人能够杀死其他人。

1997年，也就是四年前，我和家人一起去美国看望我的叔叔。他住在新泽西，但对我来说，当时一切都是纽约市。我最大的亮点是站在双子塔南塔第107层的世界贸易中心观景台上。我记得脚下城市的灯光，记得我觉得那景色美得多么壮观。同时也多么令人不安。我从未到过那么高的地方。

2001年9月11日，我在新闻中再次看到了那些塔楼。曼哈顿上空的黑色浓烟。惊慌失措地跑过街道的人们，以及从塔楼上跳下的人。同样的画面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慢慢才明白，飞机不是意外撞上塔楼的。

有人策划了这一切。他们想杀死其他人。为什么，我不明白。也不明白什么是伊斯兰主义，或者宗教与此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那一刻只有一个问题：我叔叔在哪里？

我以为他可能是那些人们看到在那里死去的人之一。我父母已经和他通过电话，他们告诉我他是安全的。他们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直到我听到他的声音，他向我确认他没事，我才相信。

2006年，我们又飞去看他。这次是为了与他告别，因为他在长期患病后已濒临死亡。我父亲在哀悼。这从他脸上看得出来。他的头发比平时长，胡子也早已不是三天没刮的样子。入境美国时，他被从队伍中拉出来，带进一个单独的房间。几个小时后他才回来。他非常平静，什么也没说。我14岁。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大声说出来。

9·11事件在西方制造了一个新的敌人形象：伊斯兰主义恐怖分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形象被一个名字所塑造：奥萨马·本·拉登。这个对袭击负责的恐怖网络基地组织的头目，凭借他的胡子和头巾，在新闻中无处不在。他的形象塑造了人们对一个危险的穆斯林男人长什么样的想象。

而穆拉特·蒂尔克门，我的父亲，也符合这个形象。土耳其护照。黑头发。胡子。他与基地组织毫无关系。他有多虔诚，那一刻没有人关心。

在德国，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伊斯兰”。谈论恐怖主义，但也谈论头巾。谈论伊斯兰主义，但也谈论清真寺。谈论安全，但也谈论融合和平行社会。谈论“伊斯兰”是否根本属于德国。一些含义并不相同的概念被混为一谈。

随后在马德里、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发生了袭击。人们被谋杀。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危险是真实的。但对此的反应也改变了那些与这种意识形态毫无关系的人们的生活。

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现在更快受到怀疑，这不仅仅是个人偏见的结果。这种普遍怀疑也有政治维度。美国及其盟友宣布“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后来又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安全法被收紧，监控和安全机构的权限被扩大。德国也参与了阿富汗战争，并扩展了其安全架构。

这种普遍怀疑不仅出现在机场或国境线上。在我长大成人的日常德国，我也遇到了它。我的家庭是一个土耳其家庭，而“穆斯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对我们的本质描述。但突然间，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我们也被包括在内了。

我从别人问我的问题中察觉到了这一点。我对伊斯兰主义袭击怎么看。为什么我不必戴头巾。我的家人对伊斯兰教持什么立场。我是否祈祷。还有那个关于“真主至大”和把自己炸上天的事——那样就能上天堂吗？对那些问我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属于同一回事。

针对有移民历史的人的种族主义并不新鲜。默尔恩和索林根发生在9·11之前很久。但据称“融合不好的外国人”的形象之外，现在又加上了潜在危险的穆斯林的形象。人不需要做过任何事就能符合这个形象。这正是我和我父亲所经历的。

对我来说，这是9·11之后最具后果的转变之一：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在集体认知中如此紧密地靠拢，以至于身为穆斯林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嫌疑点。

以前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在一个恐怖主义、宗教、出身和融合不断被放在一起讨论的时代长大的。我几乎不认识其他的政治现实。

也正因如此，25年后，每当有暴力事件被报道，我仍会发现自己有一个其实并不想有的念头。我希望：请不要是伊斯兰主义动机。不是因为那会让罪行变得不那么严重。而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又会不仅谈论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者，还会谈论“穆斯林”和“伊斯兰”。

而每年9月11日，我不仅会想到塔楼倒塌的画面。我也会想到当年在机场的父亲。想到一个被当作潜在恐怖分子对待的男人，而他其实只是在去看望垂死兄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