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八月的风卷着热浪，把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吹得沙沙作响。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声音响亮得让人心慌。我攥着那个红底金字的大信封，满头大汗地从镇上的邮局一路狂奔回村。脚下的布鞋沾满了黄土，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胸腔里那颗心跳得几乎要撞破肋骨。
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北京的重点大学，村里破天荒的头一个。
推开院子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时，我妈正坐在矮板凳上剥蒜。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花褂子，头发在脑后胡乱挽了个髻，几缕银丝在太阳底下反着光。听到动静，她抬起头，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疑惑，紧接着，当她看清我手里高高举起的红信封时，眼睛瞬间亮了。
我妈是个哑巴，村里人都叫她哑姑。她不会说话，喉咙里只能发出“啊啊”的单音节，高兴的时候声音短促清脆，着急的时候声音沉闷粗嘎。
我几步跨过去，把录取通知书塞进她粗糙的手里：“妈，我考上了！北京！咱们能去北京了！”
她愣住了，那双常年浸泡在洗洁精和冷水里、骨节粗大的手，在此刻竟然微微发抖。她不敢直接摸那个信封，先是在围裙上使劲蹭了蹭手心的汗，这才小心翼翼地用指腹摩挲着上面烫金的字。
她看不懂字，但她知道那抹红色意味着什么。豆大的眼泪毫无征兆地从她眼眶里砸下来，落在信封的边缘。她咧开嘴笑了，一边笑一边哭，喉咙里发出“啊啊”的欢快声，站起身来一把将我抱住。
她身上的味道混杂着肥皂、汗水和常年捡拾废品的淡淡霉味，但在我闻起来，那是世界上最让人心安的气息。
就在我们沉浸在这份苦尽甘来的狂喜中时，院子外头突然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
那声音由远及近，最终停在了我家门口。我松开我妈，疑惑地转过头。木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五六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大步走进了院子。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中年警官，面色凝重。村里的邻居们跟在警车后面，扒在矮墙上探头探脑，指指点点。
“你是沈萍吧？”带头的警官走到我妈面前，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对比了一下，沉声问道。
在听到“沈萍”这个名字的时候，她的身体只是不可察觉地僵硬了一瞬，随后，她那双原本充满喜悦的眼睛迅速平静下来，仿佛这一天她已经等待了很久。她看着警察，默默地点了点头。
“妈，怎么回事？他们是谁？”我慌了神，下意识地挡在我妈身前，大声质问那个警官，“你们干什么？我妈是个哑巴，她连村子都没出过，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警官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他还是公事公办地从腰间掏出了手铐：“沈萍，你涉嫌二十年前的一桩故意杀人案，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杀人？”我像听到了天方夜谭，浑身的血液瞬间涌向头顶，“不可能！你们放屁！我妈连只鸡都不敢杀，她怎么可能杀人！”
我疯了一样去推搡那个拿手铐的警察，但很快就被另外两名警察死死按住。我拼命挣扎，歇斯底里地喊叫着，眼泪夺眶而出。
就在这时，我妈走上前来。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粗糙的指腹擦去我的眼泪。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眷恋和不舍。她用手语快速地比划着——那是只有我们母子俩能看懂的语言。
她指了指放在一旁小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又指了指我的胸口，最后双手合十，放在脸颊边做了一个睡觉的姿势。意思是：去上学，好好活，别管我。
做完这些，她转过身，主动向警察伸出了双手。
冰冷的金属手铐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声，锁住了她的手腕。那声音在这闷热的夏日午后，显得格外刺耳。她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跟着警察走出了院子，上了警车。
警车呼啸着离开，卷起一阵黄色的尘土。邻居们在一旁窃窃私语，而我瘫坐在满是黄土的院子里，看着那半盆还没剥完的蒜，和桌上那封鲜红的录取通知书，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坐了多久，直到太阳落山，晚霞把院子染成血红色，我猛地回过神来，我赶紧骑上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拼了命地往县城的公安局蹬去。
十五公里的土路，我骑得双腿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弄清楚真相，我要带我妈回家。
到了公安局，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进接警大厅。下午那个带头的中年警官正好走出来，看到我满身泥土、双眼通红的样子，叹了口气，把我带进了一间办公室，给我倒了一杯温水。
“喝口水吧，孩子。”警官姓林，声音很温和，和下午抓人时的严厉判若两人。
“林警官，求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绝对不可能杀人，她是个连话都不会说的苦命女人啊！”我双手捧着纸杯，水洒在手背上，烫得发疼，但我毫无知觉。
林警官拉开椅子坐在我面对，沉默了一会儿，从桌上的档案袋里抽出一份卷宗。
“你妈其实不叫哑姑，她的真名叫沈萍，老家在南方的水乡。她也不是天生就不会说话。”林警官的声音很低沉，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而残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