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人：文化记者是怎样一份工作？｜新气集ThinkAge

在媒体行业不断变化、文化报道持续被重新定义的今天，文化记者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本期节目，三明治创始人、新气集播客主播李梓新邀请《南方周末》文化记者林子人展开对谈。作为来自不同年代的记者，我们聊到纸媒与副刊处境的变迁、采访资源向新媒体迁移的趋势，也回望了互联网、美国文化与人文教育如何塑造不同代际的成长经验。

林子人还分享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从曾计划进入学术界，到机缘之下成为记者，尽管媒介和身份再变，但她始终希望留在现场，不断观察，保持书写。

林子人，《南方周末》文化副刊部记者

我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

梓新

子人，你现在在做文化记者。我在想，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对“文化记者”这样一份工作已经有些陌生了。尤其你还是在纸媒，在《南方周末》这样的纸媒里做文化记者。你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今天的文化记者，特别是纸媒文化记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子人

好的。虽然我已经工作十年了，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但我在传统媒体工作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我是从 2024 年开始，在《南方周末》文化副刊部做文化记者的。

文化记者打交道最多的，其实就是大家视野范围内与文化领域、文化产业相关的人。我们日常采访报道中接触最密切的对象，包括作家、学者、艺术家，也包括演员、导演、影视行业从业者等等。我们的报道内容则包括图书、影视作品、展览、舞台艺术、戏剧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文化报道范畴。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文化记者可能是文艺青年最梦寐以求的工作之一。我们能够接触最新、最好的文艺类产品，并把这些作品介绍给读者，这其实就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

梓新

对，听上去确实是很开心、很幸福的工作，尤其对喜欢读书、喜欢接触文化作品的人来说。但在我看来，今天成为一名文化记者，好像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主流工作选择了。我不知道，一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岗位开放得太少；另一方面，是不是大数据、AI，或者公务员等工作，对今天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从你的体感来说是怎样的？

子人

确实是这样。而且不只是文化记者，整个媒体行业都在衰落。否则，为什么这几年张雪峰劝大家不要学新闻学，会得到那么多公众的认可呢？

就文化记者的岗位来说，工作机会确实在减少，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先拿传统媒体来说，一家报纸现在还保有一个副刊部，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用最通俗的说法，副刊属于“软新闻”，不像社会报道、政治报道那样，是大家通常理解中的“硬新闻”。文化、生活方式这些领域的报道，在新闻行业里常常被归为软新闻。文化记者从事的，通常就是这种打引号的“软新闻”工作。

也因此，副刊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媒体内部最重要的部门。当一家媒体运营状况、经济状况不那么好的时候，它往往会先从这方面开始削减投入，甚至裁员。所以我们肉眼可见的是，首先媒体本身的数量在变少；其次，现存媒体对文化报道领域的投入，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梓新

我反而觉得，今天对于所谓硬新闻的强调，已经没有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么强了。以今天的媒体形式来看，只要还有采访，其实已经算是在认真、专业地做内容了。因为今天很多内容传播，都是主播个人或者博主个人的表达，能够做到采访式的内容报道，已经很不容易。

或者说，硬新闻在今天也不再是媒体的独家优势。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可能更接近现场的人已经先报道了。所以我倒觉得，如果只是因为一个部门做的新闻“不够硬”，就去缩减那个部门，这可能还是一种相对过时的观念。

子人

确实，“硬新闻”“软新闻”这样的提法，可能都已经有点老套了。不过您刚才提到，现在在第一现场的，可能已经不是记者了，这一点我深有感触。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访谈，是《奥德赛》剧组来华宣传，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接受了播客主播仲树的采访。这个采访非常出圈，不仅在中国火了，也引发了外媒的讨论。作为文化记者，我看到这个现象时会有一点五味杂陈。

虽然我在文化副刊部不是跑电影条线的记者，但我们编辑部内部也会讨论这个现象。我们发现，近年来海外电影来华宣传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第一时间联系机构媒体做采访。他们现在把绝大多数资源投放到小红书博主、播客主播这样的自媒体从业者身上。每个人分到的采访时间可能并不多，像仲树那个采访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但这种方式可以让内容很快在社交媒体上铺开。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文化记者已经进入不到电影宣传的第一现场了。这确实是我们在文化报道领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的趋势。

梓新

从我的体感来说，我 2002 年加入南方报业，20 多年前，可能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是媒体记者。比如 1990 年代《南方周末》的社会新闻记者，甚至会被年轻人视为偶像。但这种现象到了 2010 年代以后就越来越式微了。今天更受欢迎的，似乎是学术明星，或者学术方面的专家。从项飙开始，到后来越来越年轻的一些教授、助理教授，甚至博士生，他们都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子人

我觉得一方面，这和我们今天对谈一开始提到的媒体整体式微，肯定有直接关系。但其实无论是媒体人、青年学者，还是现在的播客主播，我觉得他们都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所以我倒不觉得他们在身份上有那么强的壁垒。

现在的关键变化，主要在于教育层面的代际变化。今天的年轻人，比如 90 后、00 后，甚至现在已经到了 10 后，他们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接受教育的质量，都要好于之前的时代。这直接体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很小的年纪就出国留学了。

而他们出国留学学的是什么呢？可能 70 后、80 后，甚至包括更早一批 90 后中的中国留学生，学得更多的是理工科。但到 2008 年以后，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开始学习人文社科。这批人到现在已经成长为青年学者，或者毕业回国进入媒体行业。他们把在海外接受的人文社科教育的思维方式，也带入了自己的工作中。

我觉得这会直接反映在今天的内容创作者身上。这里的“内容创作者”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媒体人的新闻写作，也包括播客主播做的节目，或者视频播客中的访谈。我觉得这种变化体现在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各种文化表达上。

梓新

明白。对你来说，你是在 2015 年左右加入媒体工作的。像我们刚刚说的，媒体的式微是一个年代性的问题。对你这样出生于 90 年代初的人来说，毕业后有机会选择工作时，媒体已经确实在下行了，这一点也无法选择、无法改变。但你当时为什么仍然愿意进入媒体，去做文化记者？它为什么仍然是一个你愿意尝试的、而且可以让你拥有一定表达权的工作？

子人

说起来非常不好意思，我感觉我当时选择成为记者，是因为走投无路。其实我最早是想继续读博士的，我试图进入学术圈，但没有成功。我 2014 年硕士毕业，当时想先回国 gap 一年，一边申请博士，一边做一点志愿者工作。所以我相当于回家待了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博士没有申请上，也没有任何备选计划，因为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申请不上博士。

当时我爸妈看我也很不爽，觉得你既然博士没申请上，就必须去工作。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到春天了，三四月，校招早就结束了。我就非常绝望、非常疯狂地找工作，到处问朋友、同学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刚好我的前公司成立没多久，处在大肆招人的阶段，我就去面试，然后进去了。

当时觉得做媒体也不错，可能有一点思维惯性。我其实挺喜欢写作，写论文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很难的事，我也很享受。那时候我觉得，写论文和写报道也没有差太多，不都是写作吗？如果要去采访，不就相当于做田野调查吗？我的硕士背景是文化人类学，所以我当时会觉得，我的这些学术训练是可以转化到新闻工作中的。

老实说，当时真的没有想太多。这个行业到底好还是坏，是在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我都没有想太多。真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那个时间节点要找工作了，爸妈要把我赶出家门，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赶出家门”，不仅赶出家门，还要赶出我的家乡杭州。于是我找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就来了上海。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进入媒体行业的时间节点还算相对没有那么差。2014、2015 年，刚好是中国媒体进行新媒体转型的时期。李老师肯定还记得，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新媒体品牌，也很快出现了一股非虚构写作热潮，特稿很盛行。所以在 2015 年那个时间节点，作为一个此前对媒体工作几乎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我觉得自己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也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发展机会。然后，就不知不觉干到了现在。

梓新

其实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媒体还不算最差，而且移动互联网越来越兴盛。在移动端的内容平台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栏目、频道，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包括你参与的文化栏目，也可能是在你共同参与下奠定了一些风格。某种意义上，在过去十年的文化评论、文化栏目里，你也参与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那个时候你会看到那么多特稿记者，会不会觉得那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继续做文化，还是也去跑社会特稿？

子人

到目前为止，我对特稿记者都抱有非常崇敬的态度。我觉得他们和我“有壁”。做社会调查需要记者非常坚强，但我好像没有那么坚强的性格。

梓新

没有尝试过吗？哪怕业余尝试一下？

子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调查类报道我确实做过，但那是和商业有关的，不是社会民生方面的报道。其实我最开始入行时是商业记者。大概从 2015 年到 2018 年，这三年时间，我都在做商业报道。当时采访过很多企业里的 HR、高管，也采访过职场里一些很有意思的人。

我依然相信时间的力量。花时间去积累，去打磨技能，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梓新

我入行也是做商业记者，或者说 IT 记者，在《21 世纪经济报道》。后来某种意义上我也算转到文化方面，在《东方早报》一开始是做文化。我对商业报道有一些体会：不管我怎么努力，好像都很难挖到最一手的料，因为我很难真正跟商业领域的人做朋友。

我很年轻的时候有过这种迷思：如果采访都是公关公司安排的，或者你没有花力气去经营报道行业中关键人物的私人关系，其实很难得到真正的料。所以我想知道，你做了三年商业记者之后再转到文化板块，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子人

我的前司本身是一家商业财经新媒体。我加入的时候，它还没有文化报道板块，所以最开始我被安排到一个叫“职场频道”的板块，主要聊企业管理等话题。

我当年做商业报道时，最出圈的一篇报道，应该是调查在苹果店里工作的员工，讲他们的工作如何剥削了他们对苹果这个品牌的热爱。那篇报道当时非常出圈。我也做过很多类似报道，比如深度跟踪宜家一个产品开发的全过程，把整个过程写出来。那篇报道我印象也很深，也挺有意思。

那时候确实接触了很多公司，也了解了很多职场人正在经历什么。那个时期也是中国经济相对还比较好的时期，所以写这方面的报道，读者反馈也会比较好，因为大家还有经济上行期那种斗志昂扬的感觉。大家会很喜欢看职场成功人士的报道。

我当然非常感谢那三年。它确实帮我入了行，让我知道新闻报道要怎么写。当时带我的编辑老师也对我非常好，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但我隐隐约约还是觉得，自己想做文化报道，想尽可能离曾经非常憧憬的学术圈更近一点。虽然我没有办法读博士，但我一直非常向往学术。

我记得 2016 年，界面文化频道正式成立。在频道成立之初，我就向总编辑提出，我愿意为文化频道工作，哪怕是 part time。我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给文化频道写稿。所以我大概有两年时间，是同时在做商业报道和文化报道。直到文化频道的领导决定说，我们需要你全职转到这里来，我才彻底退出了商业报道。

梓新

一方面，我觉得今天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如果要去做三年商业报道，或者进入商业世界，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很难适应。尤其是做人文学术的人，很多时候会认为商业和资本是“万恶之源”。商业报道里有很多非常实际的东西，要和公司打交道，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其实很难适应。

所以我觉得，在读博士未果的情况下，你能够坚持做商业报道，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很多人未必能坚持，可能会说，今年申请不上，明年还可以再申请。

我更想问的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会把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当然，国内现在考研、考博的人也很多。总之，在稍微偏文科的年轻人那里，学术好像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甚至有点当仁不让的首选。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读文科的人去普通企业、外企，也大有人在。今天好像媒体也好、企业也好，都不再是这些文科生的选择范围，或者工作机会本身也变少了。我看到现在选择学术，或者把学术当作最理想路径的文科生和年轻人，比例似乎有点过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子人

我不确定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是否有我们感觉中那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industry 里的工作机会变少，学历贬值的现象变得更严峻，会不会让一部分文科生觉得，自己需要在学院里待更久一点，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追求学术是最多人的首选。最多人的首选难道不是考公吗？或者赶紧进入体制内，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梓新

反正考公和学术职位现在都很拥挤。哪怕读了博士，就业也很不容易，很难拿到好的教职。

子人

是这样。这几年我观察到的情况是，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进入学术圈也没有那么美好。扪心自问，如果我晚十年出生，比如现在才 25 岁，我当年根本不会花那一年 gap 来申请博士。因为我知道，拿到博士学位也未必真的能让我进入学术圈。你还要经历漫长的博士后过程，还要经历“非升即走”以及非常严苛的学术成果考核，等等。

梓新

有意思。你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今天的情况，同时外部工作也在变得不景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不一定会选择读博士，而是会更主动地去找工作？

子人

没错。

梓新

从你身上看，出生于 1990 年代初的这代人，世界观大概是通过哪些大的、小的事情被构建和影响的？这也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这代人在今天的中国，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文化创造和媒体表达领域，他们已经是中坚了。你能不能大概回顾一下，过去二三十年的哪些事情影响了你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

子人

李老师，您给我发过这次对谈的提纲，里面列了几个大的事件，比如 9·11、中国加入 WTO，博客、微博以及整个互联网的兴起，还有北京奥运会。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确实是出生于 1990 年代初这代人成长经历中，用来锚定时间节点的重大事件。

但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幸福、也比较幸运的小孩。因为我妈妈工作的关系，我们家属于比较早就有电脑、可以上网的家庭。我记得大概是 1997、1998 年，反正 2000 年以前，家里就有电脑了。当然那时候需要拨号上网，网速非常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肯定都知道。我确实是一直玩电脑长大的，也很早就接触了互联网。

梓新

比如 9·11，那时你可能 10 岁。对很多人来说，比如我当时已经在读本科，美国收紧边境，很多人的留学会受到影响，大家也开始对美国有一些新的看法。对你这样一个 10 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后来你又去了美国读硕士，像 9·11 这样的事情，会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子人

9·11 发生那一年，我 11 岁。如果要我回忆当时怎么看 9·11，我觉得自己不会有太多现在成年人会有的看法。当时我在电视里反复看到双子塔被毁掉的瞬间，那个画面对我的冲击很大，是我童年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我只是觉得，居然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情。

我记得 2021 年，也就是 9·11 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述文章，回顾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了写那篇文章，我看了非常多材料，才意识到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 9·11 事件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但这些已经离我的童年隔了二十年。我觉得人自然会对很多问题有更成熟的看法。

梓新

在这方面，时代差异确实存在。我们初高中时接触美国文化并没有那么普遍，最多能看到《泰坦尼克号》。《老友记》在我的同龄人里，只有一部分人会一直追，我几乎没有受到《老友记》的影响。可能这在你们这代人那里很难想象，因为我当时没什么条件和资源看到它。到了大学，很多人在谈的时候，我已经很忙了，也进入不了那种追剧的心态。

大学时我们才刚接触互联网。我 1999 年才有自己的 QQ，1999 年第一次注册 email。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美国已经有更多观感了，而且是在成年之后，包括对美国政治运作生态等问题感兴趣。它不是一种通过娱乐、电视剧甚至电影进入的影响，这一点不太一样。

你刚刚谈到上网，我也很感兴趣。因为你很早接触互联网，所以在 2010 年以前，2000 年代的中国，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一种草莽感：天涯、西祠胡同、人人网、ChinaRen 等等。这段时间的互联网，对你来说有什么印记或者影响吗？

子人

我记得读中学的时候，很多我们认为属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网站，我们都视之为理所当然。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习惯用 Google 做所有搜索工作。然后我也很早开始用 MSN，有 Hotmail，也用微软的聊天工具。

人人网是我大学时开始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我 2008 年上大学，印象很深的是，人人网很快就在大学生群体中铺开。Facebook 是人人网的原型，而 Facebook 大概是 2005 年或 2007 年的产物。没过几年，国内最早的这些社交媒体就出现了。其实它们很多都是直接拷贝美国的：Twitter 变成了微博，Facebook 变成了人人网。我印象中，我都是先上美国版本的网站，再开始用中国版本的网站。还有豆瓣，它在海外的对应物是 Goodreads，我也是先用外国版本，再来用豆瓣。这个印象还挺深。

梓新

很多人会把北京奥运当作一个关键分水岭。就我个人体感来说，我觉得还好。中国当然是在不断上升，但我们并没有把北京奥运当作多么明显的分水岭。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 2008 年你刚上大学，这个转变可能蛮大。四年之后你又去了美国留学。再加上你从中小学开始，就生活在一个本身能吸纳较多文化资源的地方。

子人

这个问题好复杂，我得捋一捋。首先回到 2008 年北京奥运是否是一个分水岭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氛围，会倾向于美化过去，所以才会出现“经济上行期”这样的流行词。

北京奥运对我个人来说，至少是挺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但它和北京奥运本身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我在那一年开始上大学。对于有上大学经历的年轻人来说，上大学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重大的人生事件。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成年礼：标志着你已经 18 岁，已经进入成年人的世界，要开始离开家，独自学习独立生活，学习怎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 2008 年读大学时的大学体验，和现在的大学生肯定非常不同。那个时候上大学，真的没有人管你。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翘课也没关系，校门也完全敞开，学生可以自由出入，社会人士也可以自由出入。就是很多家长说的那种，“你到了大学就自由了”。李老师应该明白。

所以整个大学四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自由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的时期。我最感谢本科母校的一点，是它当时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多对外交流的机会。

其实也是在本科期间，上了一些课程，经历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我想搞明白，在 21 世纪，身为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在外国人眼里，他们是怎么看中国社会的。所以我有意识地选择了东亚研究这个专业，希望得到一种更复合的视角，重新看中国社会。

梓新

我们刚刚回顾了从 90 年代开始成长的你这一代人。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你们也是幸运的：你们的思想密度和学术密度都比我们这一代人高，国际化程度也比我们高。甚至可以说，辩证思维在你们的思考里更自然。今天我们看到大量内容，无论是辩证性，还是刚刚说的学术理论性，都在增加。

所以我也想让你谈谈播客这种传播形式，和你做纸媒文化记者之间的关系。两种形式你都参与了，你体会到的相同和不同是什么？

子人

我会参与播客，真的完全是因为我的前同事们都纷纷离职，去做了播客。我记得界面文化当时推出第一期播客节目时，下面有一个高赞评论说，界面文化是“文化播客界的黄埔军校”。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大差不差。像“忽左忽右”的主播程衍樑，“随机波动”的三位主播张之琪、傅适野和冷建国，其实都是我的前同事。我们现在也依然是保持联系的好朋友。

所以我确实是眼看着中文播客从一个只有非常少的人在听的媒介，变成今天这样。虽然播客总体而言依然还是比较小众的传播媒介，但至少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当中，到 2026 年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我算是见证了播客媒介的发展。

说到我自己参与播客，其实也是被小伙伴们推着来做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的口头表达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和书写相比，我的口头表达里有太多犹疑，太多不精确的地方。我曾经对“传达的内容是否精确”有很强的执念，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播客。

后来也是受到前同事的鼓励。我和另外两位前同事聊天，说以前我们在编辑部里的聊天其实挺有意思，为什么不把这种聊天录下来，分享给更多人呢？大概就是这样，我开始做播客。

我参与的第一档播客，虽然更新频率很低，但也收获了不少听众。我们发现，原来真的有人喜欢这样的表达，喜欢我们分享的观点。这个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慢慢地，我供职的媒体也开始觉得，我们需要做一档播客，在新的平台上，以一种新的媒介方式更靠近受众。我觉得这也算是新媒体转型，或者现在更常说的“融媒体”变革中很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个在机构媒体工作的记者，也必须去适应这样的变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够多线程工作、能够在不同媒介中输出观点的复合型人才。关于做播客这件事，大概就是这样。

梓新

大家说播客，会说“主播”。主播听上去比记者的主体性更强，因为它是一种主动表达，甚至不像记者那样，总是作为机构的一部分出现。主播这种表达形式，会让你感觉主体性更强，甚至更自由吗？

子人

对，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微妙的变化。播客这种形式，或者说声音这种媒介，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天然就更有“活人感”。它也天然地让听众感到一种亲密感，而这种亲密感，是文字很多时候很难抵达的。

也正因为这种亲密感，听众往往会期待他收听的节目主播能够更加敞开自己，带着更多主观视角，分享更多个人观点和个人故事。我觉得这是播客和文字报道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在文字报道里，李老师肯定也知道，它非常强调客观中立。记者过多暴露自己，其实是新闻写作的大忌。除非写评论，否则很难在报道中直接表达“我自己是怎么想的”。但做播客很不一样，它天然就是“我怎么想”“我是怎么看的”“我在跟谁说话”。

我觉得这也是播客这个媒介，特别是在疫情以后能够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太多人因为孤独，迫切需要以声波的方式，和远方的人产生某种连接和共情。播客非常好地满足了这方面的情感需求。

梓新

很多人提起记者，会说所谓 35 岁、40 岁现象，意思是记者最终总要转型。商业记者很多人会转去做公关，或者创业。文化记者也有一些可能会成为诗人、文学创作者。今天因为播客和其他形式的出现，包括你也会参加新书发布活动、对谈主持、上海文学节或国际文学周的一些主持工作，你会觉得这些参与文学现场的身份，会变成文化记者或个人在社会文化交流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吗？

子人

我记得几年前读过一本书叫《本雅明电台》。读了那本书我才意识到，本雅明有可能是我们这些播客主播的鼻祖人物，因为他其实也做过电台主播。他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广播，面向儿童听众，讲的话题包罗万象：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是怎么回事，中国广州一座戏院的火灾，德国人的阅读趣味，欧洲历史上的女巫审判，什么都有。

我们对本雅明的刻板印象，可能是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他其实也做过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很多壁垒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作家、学者、记者、媒体人，他们的身份很可能一直在流动。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更是如此。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悲观：我们已经过了文字中心主义的时期。以后在重要的信息传达中，文字的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弱。这个时代越来越往视觉、听觉的方向走。当你的读者慢慢转变成播客听众，或者短视频观众，如果你还想向他们传达信息，还想进行观点输出，你也必须跟他们一起转变自己的身份。

梓新

那你自己会有什么倾向性的身份流动吗？播客也好，活动主持也好，至少在声音媒介上你运用得更多。你刚刚列举的几种广义公共知识分子身份里，你自己会有倾向的流动方向吗？

子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老派的人。明明我年纪比你小，但对我来说，我的立身之本肯定还是写作。我还是想在写作这件事上不断打磨和精进自己的技能。

我觉得，在做文化记者这条道路上，我还没有走完。我还没有到那种觉得这个工作只是通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跳板的程度。我还是愿意继续从事文化报道工作。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并不排斥做一些其他方向的尝试。我现在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梓新

接触具体的采访对象，或者说接触“活人”的机会，尤其是在媒体机构的背书和资源平台下，确实越来越难得。做学术和评论，反而是现在很多人在做的。虽然报道这件事看起来有点古典，但它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过程中得到的收获也会比较独特。

所以我想问，你刚刚说的对写作的喜欢，会不会和你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郭初阳有关？我知道他在语文教育领域也有些名气，有一些很独特的教学方法。他对你的影响大吗？

子人

可能有直接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对我的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老师。

梓新

具体呢？比如中学时候，你是怎样对写作建立起理解的？

子人

如果现在回想，中学时代的语文课，很多时候郭初阳老师是在用一种教创意写作的方法教我们写作。那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没有那么以应试为导向。

举个具体例子，课本上的内容可能半节课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郭老师会调用大量其他学习素材来上课。他的语文课也很有名。我记得他后来拿奖、在全国一炮而红的一堂公开课，如果我没记错，就是给我们班同学上的，讲的是莫泊桑的《项链》。

一般来讲，我们讲这个故事，可能会把核心思想理解为批评女主角爱慕虚荣。但郭老师有自己的理解。他反复精读文本，发现《项链》的故事原型其实和《灰姑娘》非常像。两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相同元素：舞会、马车、丢失的东西、午夜时分的逃跑。但是它们的内核完全不同。《灰姑娘》中，女主角因为爱情跨越阶级，和王子结婚，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项链》的主角玛蒂尔德，却因为那串丢失的项链失去了十年青春，整个人生也陷入非常悲惨的结局。莫泊桑有意识地写了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

我印象中，我们中学时代的语文课充满了这样的讨论。至于写作本身，郭老师给我们非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我们那时候每周都要写一篇文章，相当于每周写一篇小散文，作为周末回家作业之一。基本上主题都不限，写什么都可以。

有时候题目会有风格上的限制。比如某一周，老师要求所有同学都在文章里模仿一位作家，用他的写作风格来写一篇文章。到了下一周，可能专门有一堂语文课点评上一周同学们写得好的文章，在课上朗读，然后由郭老师点评这篇文章到底好在哪里。那堂讲作文的课，是我每周最期待的课之一。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写作这件事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所以郭初阳老师的语文课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给我打下了热爱阅读的基础。郭老师提倡的是非功利性阅读，鼓励我们阅读一切感兴趣的书。他的理念是，只有在大量的、非功利性的阅读中，你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这对我非常重要，也确实让我爱上了阅读。总而言之，他真的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

文化报道实际上永远都在。只要文学存在，围绕文学展开的种种形式就会存在。

梓新

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老师影响了学生，使学生成为今天一位重要的文化记者，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价值。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容易自我怀疑，也许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一样：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真正推动这个世界。中国的叙事里，也容易有年龄上的焦虑。不管男生女生，比如 35 岁这个节点，当然在我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年轻，但很多人会在继续往 40 岁推进时想：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符合小时候的想象？是否符合原来那个“想对世界有所帮助”的大愿望？

这是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唱衰人文的声音比较多。面对科学、AI 的发展，面对经济下行、世界右倾，我们都会对人文产生一些忧虑和怀疑。从你的感觉来说，站在 35 岁这个节点，你会有类似的焦虑和怀疑吗？

子人

李老师会有吗？

梓新

我没有。但我三十八九岁的时候有过。所谓中年危机，如果从星座来说，可能那个时候会有天王星对分，普及一下，大概 38 岁到 41、42、43 岁之间可能会有。所以我也有过一些痛苦的时候。后来我去学创意写作，觉得自己有点度过了。到了今天，我没有这种怀疑了。

哪怕日拱一卒，或者像我现在这样继续写作，也在“三明治”教创意写作，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工作，而且每天也很充实。再加上阅读，以及家庭生活，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反而在三四十岁的时候，确实会有一段时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不确定：会不会被手头这些事情定义了自己的人生？或者别的什么。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你呢？

子人

我一直是一个没有长远规划的人。三十多岁的人生，好像一直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不觉也在一个行业里待了这么久。

我记得几年前，我问过我的前领导：有没有可能一辈子当记者？我的前领导跟我说，在中国确实很少。她是 80 年代初出生的人，现在当然依然还在做编辑，但他发现，至少和他同时代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已经离开了。

大概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我也突然意识到，跟我差不多时间入行、年纪差不多的记者，一个一个也都离开了。会有一种四顾茫然的感觉。

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首先，我没有后悔进入这个行业；其次，我也没有后悔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这又回到我是一个老派人的问题了。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都追求快速成名、快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时代，但我依然相信时间的力量。我依然觉得，花时间去积累，去打磨技能，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在文化报道这条路上，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巅峰状态。我依然有非常多东西要学习。甚至每写一篇新的报道，对我来说都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篇新的报道开始，那块石头又掉下来，我又要把它往上推。这个过程不停地重复。

要说有没有怀疑自己的时候，肯定是有的。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也不能否认。但最后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些快乐的瞬间。比如写完一篇大稿子时如释重负的瞬间；或者参加一个线下活动，有读者朋友、听众朋友跑过来对我说，子人，我很喜欢你的报道，或者很喜欢你的播客节目。这样的瞬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就像一个小火苗，一直在我心底燃烧，鼓励我继续往前走。

当然，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谁都没有预料到，人工智能能在短短几年里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甚至现在都有作家直接坦白说，自己的 50% 写作是由人工智能帮忙完成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在 2022、2023 年，大家可能都还很难想象。包括中国媒体的未来会怎样，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但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好现在。我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

梓新

那我也要补一句：我确实很喜欢你的报道，也很喜欢你做的东西。所以邀请你来录这个播客。对于刚刚谈到的问题，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其实我也短暂做过文化记者。因缘际遇，我做文化记者时，去采访了两届诺贝尔文学奖现场：一届是莫言得奖，一届是特朗斯特罗姆得奖。特朗斯特罗姆后来也去世了，我还去了他家里采访，也采访了瑞典学院所有的评委。

从我的经验来说，我会觉得文化报道实际上永远都在。不管它最终变成报纸、杂志，还是其他什么形式，因为文学的历史比新闻更久。文学是人类几千年来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活动。只要文学存在，围绕文学展开的种种形式，无论是访谈，像《巴黎评论》的方式，还是媒体的方式、影像的方式，都会存在。

能够懂得欣赏文学，能够谈论文学，甚至能够走进创作者的精神世界，和他们进行轻声的交流，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技能，或者这样一种积累，本身永远不会过时。我倒不觉得它会和新闻的命运、报纸的命运捆绑得那么紧。文化生产，包括文学以及种种形式，只会在人类消亡的那一天消亡。哪怕今天 AI 开始进入其中，我们仍然是在这些文化里，进行新的观察。

对谈｜林子人、梓新

编辑｜L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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