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369年，北伐军由开平南返途中，明军主将常遇春突然患病。这个从乱世中杀出来的猛将，年仅40岁，没能回到南京，便病逝于军中。消息传到朱元璋耳中时，震动的不只是朝廷，更是常遇春身后那个刚刚登上高位的家族。
常遇春并非名门之后。元末局势混乱，他早年曾以勇悍闻名，后来投奔朱元璋麾下，逐渐从普通武人变成统兵大将。此人打仗有个鲜明特点：敢冲，敢压，敢把主力投入最危险的地方。
在采石矶等战事中，常遇春表现突出。朱元璋曾以“常十万”称之，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拥有十万兵马，而是形容其作战勇猛、善于统军。这个称号背后，是主帅对一名悍将战斗能力的高度认可。
常遇春的价值，不只在于临阵拼杀。他能够独立承担方面军任务，处理攻城、追击和大规模调动。明军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交战时，常遇春多次担任重要角色。朱元璋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在关键处顶上去的人。
有一次，部将曾劝他暂缓进攻，常遇春只回了一句：“军令已下，不可迟疑。”这类话未必见于每一场战事的原始记录，却很符合他在军中的形象：果断，强硬，几乎不愿给自己留下退路。
然而，勇将也有勇将的代价。常年征战、舟车劳顿，加上当时军中医疗条件有限，疾病往往比刀枪更难防备。1369年，常遇春北伐后返程，在柳河一带病逝。史料通常记作“暴疾”或病亡，民间则流传他“全身溃烂”的说法。
这个细节十分骇人，却不能直接等同于中毒或遇害。关于常遇春死因，后世有中暑、劳疾、急性疾病等不同推测，但缺少足够证据证明朱元璋曾暗中加害。把一则传闻写成确定结论，反而会遮住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为何功臣家族后来仍然难保？
常遇春死后，朱元璋确实给予了极高规格的追荣，追封开平王，配享太庙。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这位旧部的功劳并未抹去。但皇帝纪念功臣本人，并不意味着会无条件保全其子孙。
常遇春长子常茂承袭爵位，成为郑国公。问题在于，爵位可以继承，统帅的能力和威望却不能靠血缘复制。常茂性情刚烈，缺少父亲那种统军经验，后来在军政事务中屡有失当，逐渐失去朱元璋信任。
尤其在处理北方军务和将领关系时，常茂表现得颇为粗疏。史籍记载他曾与降将纳哈出发生冲突，甚至造成误伤。对朝廷而言，这不只是个人脾气问题，还可能影响降部安置与边疆稳定。朱元璋看重军功，却更忌惮将领失控。
于是，常茂被降罪，贬往龙州。这里需要辨清一点：常茂并非在父亲死后立刻被捕处死，所谓“抓捕常茂”容易让人误以为父子罪案同时发生。常茂的失势，是在后续军政纠纷中逐步形成的。
常遇春次子常升后来承袭常遇春一系的爵位，曾任左军都督府相关职务，在军界仍有一定地位。可是到了洪武二十六年，也就是1393年，蓝玉案爆发，大批武将和功臣受到牵连，常升被列入案件之中，最终获罪处死。
这已经是常遇春死后二十多年。朱元璋并不是因为常遇春突然病亡，便马上下令杀掉他的两个儿子。常茂与常升的遭遇，分别发生在不同阶段，原因也不相同：前者主要与个人失误和政治失势有关，后者则卷入了蓝玉案的清洗。
蓝玉案牵涉范围极广，朝廷对功臣集团的疑虑，在胡惟庸案之后不断加深。朱元璋晚年着手整顿军政体系，既防备边将坐大，也为皇太子朱标去世后的权力安排扫除隐患。常家虽有开国功劳，却无法脱离这套政治逻辑。
常遇春留下的，是开国名将的声望；常茂和常升面对的，却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制度环境。父亲可以凭战场功绩赢得信任，儿子若没有相应能力，反而可能因爵位和出身受到更高审视。常家由盛转衰，并非一纸命令在顷刻间完成，而是从军功时代进入政治清理时代后，一步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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