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入赣｜前史·眼科打开西医入华之门

文 /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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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入赣”是本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本系列以西医进入江西为主线，以九江为重点，随查随写，不拘篇目与次序；相关人物、机构、事件和史料，将随研究进展陆续整理刊发。

上一篇写到，牛痘从海外传入澳门，继而进入广州。凭借明确而稳定的预防效果，这项技术为国人接受、掌握并传播，西医由此在中国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牛痘法终究只是一项专门技术。种痘师不是接受过系统训练的西医，种痘局也不是诊所和医院。要使西医作为一种医学体系进入中国，还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为国人诊治疾病，并建立能够长期运转的医疗机构。

最先打开局面的，是眼科。

一、商馆里的医生

在西医公开为国人诊病以前，西方医生早已来到广州。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商船不断驶往东方，船医成为远洋航行不可缺少的成员。漫长的航程中，船员会遭遇外伤、坏血病、热病和各种传染病。前文提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通常配有一名船医和一名助手。

这些船医最初随船来去，贸易季节结束后便随船返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将广州商馆人员由逐年轮调改为常任派驻，商馆组织趋于固定，医生也成为其中的常设人员。现有档案显示，至迟在1775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已经有了固定任职的医生。他们在贸易季节驻留广州，贸易季结束后，则随商馆人员移居澳门。

约1830年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 来源：香港艺术馆

不过，商馆医生的分内职责只是为东印度公司职员、家属和英国船员诊治，并未形成面向本地社会的医疗服务。因此，商馆虽然设在广州，仅有商馆医生，仍不能算西医作为医疗服务进入了中国内地社会。

十九世纪初，少数医生开始越过这道界限。上一篇所写的皮尔逊，就是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一位。他不仅在澳门和广州推广牛痘接种，还向国人传授种痘术，使这项技术得以在中国社会继续传播。

在皮尔逊之后，另一位东印度公司医生又将目光投向广州和澳门街头众多的眼病患者。

二、西医眼科的优势

十九世纪前期的西方医学，仍处在近代医学的发展阶段。临床观察、病理解剖和外科训练已有明显进步，但细胞学说要到1838年至1839年才初步形成，麻醉术出现于1846年，外科消毒法则要等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医生还不了解细菌感染，放血、催吐等传统疗法仍被广泛使用。

因此，西医内科相较中医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许多疾病既无法准确诊断，也缺少真正有效的药物。外科却有所不同。随着解剖知识、手术经验、专门器械和专业训练的积累，欧洲医生在某些可以直接施术的疾病上，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

当然，由于缺少麻醉、消毒和有效的感染控制，复杂手术仍然十分危险。但对于部分疾病，西医已经能够通过切除、缝合或者矫治取得清楚可见的效果。患者不需要理解复杂的医学理论，手术是否成功，往往可以直接验证。

从当时的医馆记录和传教士记述来看，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眼病患者众多，沙眼、白内障、青光眼等十分常见，尤其是某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更造成眼科疾病的广泛传染，失明者亦不在少数，，而当时的中医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西医眼科的优势则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既能通过手术治疗白内障、倒睫等疾病，也能运用药物治疗部分眼部炎症和青光眼。对于一些患者，治疗一旦成功，视力便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改善，疗效立现。

十九世纪前期使用的比尔式白内障手术刀和拨针 来源：英国科学博物馆

正是这种直接、清楚而且可以验证的效果，使眼科成为西医打开中国内地大门的重要突破口。

三、澳门的眼科医院

最早的尝试仍然发生在澳门。

1820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澳门设立了一所面向贫困居民的诊所，东印度公司驻商馆外科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约1770—1829）前往协助坐诊。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不是医生，但曾在伦敦圣巴多罗买医院接受过短期医学训练，对中医药也有浓厚兴趣。诊所聘请了一名中国医生，使用中西药物治疗患者，眼病也是主要诊疗科目之一。

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由新教传教士发起、免费为贫苦华人诊治的诊所，也是新教“医药传教”（Medical Mission）在华的最早尝试。但由于时间和经费不足，它只维持了几个月。

七年以后，英国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7—1879）在澳门另行开办眼科义诊。郭雷枢曾任东印度公司船医，1826年接替已经离华的李文斯顿，出任广州商馆代理助理医生。贸易季节结束后，他通常居住在澳门，并利用闲暇时间免费为贫困的眼病患者诊治。

求医者不断增加。1828年，在当地外国居民的捐助下，郭雷枢租下两所小屋，将义诊扩展为能够收治约四十名住院患者的眼科医院。此后，广州行商也加入捐助。

郭雷枢在澳门眼科医院为患者诊治，钱纳利绘，约1833—1834年 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据1827年至1832年的记录，先后约有四千名患者在这里接受诊治，其中绝大多数患有眼病，也有少数其他病症。许多患者家境贫困，医院不仅免费诊疗，有时还向他们提供眼镜。

1832年，郭雷枢升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医生，贸易季节必须留驻广州，无法继续在澳门行医，眼科医院随之停办。

四、广州第一家西医诊所

清道光八年（1828），广州第一所面向国人的西医诊所在十三行商馆区开办，日常诊疗由美国费城医生布莱福（James H. Bradford，1802—1859）主持。

布莱福不是传教士，而是一名旅居广州的执业医生。诊所得到在华美国商人的资助，面向中外居民诊治疾病，并为贫困国人免费施诊。它不设病床，也不收治住院患者。

诊所开办后，很快受到广州居民关注。每天清晨，门外便聚集着前来候诊的男女老幼。虽然当时西医的诊疗手段仍很有限，但免费施诊以及部分疾病取得的实际疗效，使这所诊所在广州产生了相当影响。

广东官府没有参与创办，也没有加以取缔，事实上允许本地居民进入诊所求医。不过，诊所始终设在十三行商馆区内，外国医生仍不能进入广州城内自由行医。

1835年，布莱福返回美国，诊所随之停办。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却第一次使固定的西医诊疗机构在中国官府直接管辖的广州出现，并面向普通国人提供医疗服务。

五、伯驾建立广州眼科医院

1834年，一位美国医生专程来到广州。他与此前的商馆医生不同，来华不是为了给公司职员和船员看病，而是要把行医变成传播新教的一项专门事业。

他就是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

伯驾像，广州画家林呱绘，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伯驾先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和医学院学习，183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和牧师资格。并被按立为牧师。同年，他受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通称“美部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位以医疗为主要工作的全职新教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丰泰行七号开设眼科医局，即后来的广州眼科医院。

医局紧邻十三行商馆区，却不在任何一座外国商馆内部。房屋为广州行商伍秉鉴所有，仍在清政府直接管辖之下。医局入口通向本地街道，中国患者无须穿过外国商馆便可前来求医。

医局楼上设有一座可以容纳约二百人候诊的大厅，并能供至少四十名患者留院。它不再是医生临时坐诊的场所，而是一所兼有门诊、手术和住院功能的医院。因此，广州眼科医院被认为是中国官府直接管辖地区出现的第一所西式医院，也成为西医进入中国内地的标志性事件。

开诊后的第一个季度，医局共登记病人九百二十五名，其中绝大多数患有眼病。伯驾施行了白内障、倒睫和翼状胬肉等手术，曾在一个下午连续为八名白内障患者施术。部分患者很快恢复视力，医局的名声随之传开。

随着求医者增多，诊疗范围很快超出眼科。伯驾开始治疗肿瘤、疝气等其他疾病，也招收本地青年担任助手，在诊疗过程中教授配药、包扎和外科操作。

医局并非官办，广东官府却没有禁止它公开行医。开诊后不久，已有衙门官员前来求治。这表明，对西医的接受已开始从普通患者和商人扩展到官员阶层。

六、西医在内地立足

与此前两百多年相比，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间，西医入华的脚步明显加快。中外贸易日益扩大，来华商船和人员不断增加，船医逐渐转为常驻广州、澳门的商馆医生。与此同时，以美国新教差会为代表的传教组织开始把行医作为传教的重要方式，医学传播由此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近代医学本身的发展同样重要。眼科等领域清晰可见的疗效，使西医逐渐建立声誉；免费诊疗使普通患者能够接触西医，本地助手的培养又使医术得以传递。早期诊所往往依赖医生个人，随着主持者离开便难以维持，广州眼科医院则使得医疗机构的形态开始成熟。

1838年2月21日，郭雷枢、伯驾等人在广州成立中华医务传道会。这个组织募集经费、延请医生、支持医院，使医务传教不再只是少数医生的个人尝试，而成为可以延续和扩展的事业。

1838年中华医务传道会成立文件扉页 来源：惠康博物馆

这条道路与此前天主教传教士试图借助皇权打开局面的上层路线恰好相反。它从免费为普通患者诊病开始，依靠疗效赢得信任，进而得到商人、士绅和官员的接受。清道光十九年（1839），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患疝疾期间，他托人向伯驾求取疝带。西医的影响已经由民间扩展到朝廷大员。

至此，西医终于在广州这座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获得了立足之地。清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外关系发生巨变，西医入华也将进入另一个阶段。

【主要参考文献】

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董少新：《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孔令云、谭树林：《博济医院医学教育述论》，《文化杂志》2016年第98期。

Parker, Peter.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irst Quarterly Report, from the 4th of November, 1835, to the 4th of February, 183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1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