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深秋，辽南军区门口，罗荣桓穿着便衣，带着几名随行人员走来。守在门前的程世才没有认出他，反而上前盘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什么级别？怎么只带这几个人？”
这场面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程世才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老将，长期在部队负责指挥工作，见过不少高级干部。可眼前这个人面色苍白、身形消瘦，衣着也很普通，怎么看都不像一位从中央派来的重要领导。
更关键的是，罗荣桓当时并不是以显赫仪仗出场。东北局势复杂，人员往来频繁，部队和地方之间的情况并不完全清楚，必要的警戒和查验不能省。程世才没有因为对方看起来普通，就直接放行，这在当时反而是负责任的做法。
随行人员很快说明了身份：“这是罗荣桓首长。”
程世才一愣，随即认出了这位山东军区主要领导。他连忙道歉，罗荣桓却没有责怪，反而平静地说：“你这样做没有错，警惕一些是应该的。”
一句话，尴尬便化开了。
这件小事之所以被后来的人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没认出来”有戏剧性，更因为它恰好呈现了罗荣桓当时的状态：病体未愈，行装简朴，随员不多，却肩负着东北根据地建设和部队整合的重任。
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为新的战略焦点。这里有广阔的土地、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也有复杂的交通和城市体系。国民党军队企图迅速接收，共产党方面同样必须尽快进入并站稳脚跟。山东、华中等地的部队陆续向东北转移，人员数量迅速增加，指挥关系、干部配备和部队之间的协同，都摆在了眼前。
罗荣桓原本长期在山东主持军政工作。抗战后期，他承担的事务极重，身体也因此受到严重损害。肾病使他经常尿血，医生多次要求休养，但东北的任务已经确定，他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军区部队是进入东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荣桓并没有把山东部队视为“嫡系”，更没有允许其凭人数和资历压过其他部队。他强调服从统一指挥，要求各部队彼此配合，干部使用也要从全局出发。
这并不容易。不同地区来的部队，作战经历、干部构成和工作习惯各不相同，有的擅长山地游击，有的熟悉平原作战，有的长期坚持敌后斗争。若只按原有系统各自行动，人数越多，反而越容易出现指挥重复、补给混乱的问题。
罗荣桓处理这类问题，很少靠高声训斥。他更习惯把人员、编制、任务和地区逐项摆出来，反复分析，再提出调整办法。有人认为这显得慢，实际上，部队整编牵涉几万乃至更多官兵，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士气和战斗力。
他还十分重视地方武装和后备力量建设。主力部队需要作战，地方部队要维持治安，后方还要承担征粮、运输、补充兵员等任务。只有建立二线兵团，才能让前线部队得到持续补充，也能避免所有力量都挤在一线，造成后方空虚。
1946年，东北战局不断变化，部队扩编和整训加快。相关工作推动了东北民主联军力量的壮大，全年形成了大批新的作战团。材料中常提到“164个团”这一数字，它反映的并非单纯扩军，而是从分散部队走向统一建制的过程。
罗荣桓本人却没有因此轻松下来。由于病情严重，他曾赴苏联接受治疗。离开工作岗位期间，他仍通过电报了解东北情况，关心干部调配、部队训练和战区变化。治疗尚未完全结束，他便设法提前返回，继续参与东北的军政工作。
程世才后来回忆这次相遇，印象最深的恐怕不是罗荣桓带了几个人，而是这位首长没有摆架子。对一名负责警戒的干部来说，身份越高，越不该成为检查制度的例外。罗荣桓明白这一点，所以没有把误会变成责罚。
那一刻，门口的盘问很快过去了；而罗荣桓以病弱之身参与东北整合的工作，才真正成为随后局势中的分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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