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池，东北军卫队营向蒋介石驻地发起行动。枪声过后，蒋介石不在卧室，衣帽却留在原处，连假牙也泡在杯中。带队搜山的人，正是张学良身边的青年军官孙铭九。
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西安事变”。不过，关于究竟是谁亲手发现并控制蒋介石，长期存在不同说法。孙铭九确实是重要执行者，却不能简单说成他一人完成了“捉蒋”。
当时，王玉瓒率领的卫队第一营负责华清池一带警戒，孙铭九率第二营承担突击和接应。蒋介石从后墙翻出后，沿骊山方向躲藏，王玉瓒所部在山脚杂草中发现了他。孙铭九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组织突击、搜捕和控制局势上。
这件事的关键，不只是一次军事抓捕。张学良、杨虎城反对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孙铭九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曾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育，也担任过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对抗日主张十分激进。
行动前，张学良曾向有关军官交代：“要把蒋委员长请进城，必须抓活的。”这句话说明，兵谏并非单纯刺杀，而是试图以扣押蒋介石迫使南京改变政策。孙铭九参与其中，承担了极大风险。
然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孙铭九的处境迅速恶化。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随后被送往南京并遭长期扣押。孙铭九认为必须以武力营救张学良，和主张服从整编、维持东北军的将领发生尖锐冲突。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在西安被杀，这就是“二二事变”。孙铭九被认为卷入其中，并成为各方追究的对象。此举不仅没有救出张学良，反而加深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孙铭九后来承认，自己在极端情绪下犯下了严重错误。
周恩来曾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也关注孙铭九的安危。孙铭九回忆，自己因王以哲事件陷入危险时，曾被转移到陕甘宁边区。面对他的自责，周恩来劝道：“认识错误就好了。”这不是替错误开脱，而是避免局势继续失控。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铭九失去了原有依靠。辗转天津、上海等地后，他进入汪伪政权任职，担任过参赞及伪军方面的职务。这个选择无疑留下了严重污点，也使他在战后必须接受审查。关于他是否积极参与迫害抗日力量，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不能任意扩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铭九回到东北，曾在国民党方面任职。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哈尔滨被人民解放军俘获。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西安事变之后的经历以及在汪伪政权任职的问题，他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政治审查。
审查并没有只看一个人的标签。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立场、参与“捉蒋”的事实，以及后来投敌任职的过错，都被放在一起衡量。有关方面最终认定，他虽走过弯路，但没有以汉奸罪论处。这个结论，既承认功劳，也没有抹去过失。
此后，孙铭九长期生活在上海，受聘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并担任过政协方面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他原名孙明九，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改用“铭”字，上海市政府聘书上的姓名，也使“孙铭九”成为其正式使用的名字。
晚年的孙铭九仍关注西安事变史料。1981年，相关核实讨论中，他对过去一些把自己写成“唯一捉蒋者”的说法作了修正，承认王玉瓒所部在发现蒋介石一事中发挥了直接作用。这种修正，反而让历史细节更加接近事实。
孙铭九与张学良此后再未正式见面。1991年，日本电视制作人员在台北采访张学良，后来把录像带带到上海给孙铭九观看，并转达张学良的思念。两位旧日同僚隔着漫长岁月再度“相见”，却只能通过影像完成。
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92岁。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上海医院用于医学研究。那个曾在骊山参与搜捕蒋介石的青年军官，最终以一名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结束了充满功过争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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