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国级人物“消失”十几年，多次绝食，73岁恢复工作，却不想再回一线

1978年12月，北京秦城监狱。公安部和中组部的两位副部长驱车而来，要接一位被关押了十多年的老人出去。他叫陆定一，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此时，他已经等待这一天太久了。

来人向他说明，中央准备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并作出平反结论。陆定一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能平反，不简单啊。”随后又补充：“我的案子，该叫错案。”

这句话并不激烈，却分量很重。因为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他没有正式判决，没有明确刑期，甚至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能够离开。

陆定一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他便参与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前后任职时间很长，是这个部门历史上任职时间较久的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占有重要位置。

1965年，陆定一的工作被中断，随后受到隔离审查。他被安排在一座小楼内，行动受到限制。那时的他，仍然是中央领导干部，却已经无法正常参加会议，也不能处理原本负责的事务。

局势进一步变化后，陆定一被拉出去批斗。一年多时间里，他遭到多次揪斗，有时一天之内便反复接受审问和斥责。对一个长期从事文字、理论和组织工作的干部来说，这种强制性的羞辱与逼供，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作审查。

他曾因无法忍受逼问而绝食。看守人员起初并不在意，给他扣上“顽固分子”的帽子。可是，陆定一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负责看守的人担心出了严重后果，只得劝说他恢复进食，并答应把情况向上级反映。

陆定一提出了条件：必须写信，把实际遭遇说明白。信写完了，也交了出去，但并没有真正送到应到的地方。有人甚至用刺激性言语对他说：“你已经绝食两次了，还可以再绝食。”

这种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对于当时的陆定一而言，能够使用的方式极少，绝食成了表达抗议的最后手段。他再次拒绝进食，连续四天后，已经卧床不起，心跳也明显减慢。看守人员慌了，只能请医生救治，给他打针，并端来米汤。

绝食不是姿态，而是拿身体承担代价。陆定一并非不知道后果，只是他不愿用违背事实的方式换取暂时的自由。多年后，人们谈到这一段经历，仍能看出那个年代专案审查的沉重和失控。

1968年，陆定一被转移到秦城监狱。这里没有明确告诉他关押期限，也没有给出经过审判的罪名。他面对的是一种没有尽头的等待：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下一年仍然如此。

最初的监狱生活十分封闭，报纸、书籍都难以接触，外界消息几乎完全隔绝。一个长期依靠阅读、思考和写作工作的人，被突然切断了精神活动的来源，日子很容易陷入机械重复。没有交流，语言能力会受到影响，人的判断和情绪也可能发生变化。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陆定一的生活条件有所松动，至少能够接触部分书报，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这种变化谈不上恢复自由，却让他重新获得了有限的精神支点。

1975年，邓小平开始着手整顿，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释放和恢复工作的干部。陆定一也被列入有关安排之中，但前提是要他签字承认此前强加给他的罪名。他拒绝了。

有人劝他：“签了字，就可以出去。”陆定一没有接受这条路。对他来说，离开监狱固然重要，可如果以承认并不存在的罪名为代价，便意味着把错误结论固定下来。于是，他放弃了那次提前离开的机会，继续留在秦城。

1978年12月，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转机。两位副部长亲自到监狱接人，带来的不是口头安慰，而是中央准备重新处理其历史问题的正式安排。离开秦城时，陆定一已经72岁，距离73岁并不遥远。

失去自由13年，重新面对社会和工作，人的状态不可能立刻恢复到从前。更何况，陆定一长期身处封闭环境，言语表达一度显得不太习惯。组织上找他谈话，希望他重新承担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却多次推辞。

“让年轻人干吧。”

这不是故作谦让。经历了长期关押，又年近古稀，他清楚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已经不同于壮年。后来，陆定一在政协等领导岗位上恢复了工作，继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没有再回到宣传工作的一线主持部门事务。

从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到秦城监狱里没有期限的囚徒，再到73岁前后重新履行领导职责，陆定一的人生转折，集中呈现了那段特殊历史中的复杂问题：职位可以被取消，名字可以从公开工作中消失，但事实终究需要重新核对，历史问题也不能靠一纸承认书永久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