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10月，四川乐至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陈毅带着妻子张茜回到家乡。此行名义上是探亲，实际上也承担着了解基层情况的任务。那一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仍在推进，地方上热闹的场面不少，真实的生产状况却需要亲自到田间去看。
陈毅回乡，乡亲们最先谈起的不是公社，也不是工厂，而是河上的那座石桥。几十年前，他从法国归国途经家乡时，曾亲眼见到一名学生落水。情况紧急，他立即下河施救。后来有人提议募捐修桥，但钱款出了问题，修桥一事始终没有办成。
这段往事，陈毅一直记得。新中国成立后，家乡终于把桥修了起来。1959年他再次来到这里，地方上有人建议把桥命名为“元帅桥”，以表达对他的敬意。陈毅听后当即摆手，态度很坚决：“共产党人不兴这一套。”
乡亲们又请他亲自取名。陈毅没有把名字留给自己，而是想到修桥过程中群众付出的力气，说道：“这是劳动人民修成的桥，就叫劳动桥吧。”这个名称没有铺陈个人功劳，反倒把注意力放回了修桥者身上。随后，他还为当地题写了“劳动人民公社”的字样。
桥名背后，是陈毅对作风的一贯看法。名头可以不要，事情必须办实。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视察农业时，对那块被树为典型的荒地没有随声附和。
这块地原本并非良田。为了把它做成“样板”，公社集中人力、修路铺场，还把附近其他田地的劳动力调了过来。现场人多，声势很大，陪同干部介绍说，荒地经过改造，亩产已经突破千斤。
陈毅没有急着表扬，而是追问过去种什么、实际收成怎样。听到回答后，他把账算得很简单：一块地多收一些，并不等于整个地区增产；如果为了这块地荒废五块、十块好田，数字再漂亮，也未必是农业成绩。
现场有人请他作诗，陈毅先没有接话，反而指出，把本该因地制宜种桑的地方，硬要搞“大兵团作战”，还把夸大的数字当成果，干部一旦说假话，受损的不是纸面，而是群众的口粮。他甚至批评这种做法“好大喜功”，提醒地方干部不能被表面声势牵着走。
这番话让现场沉默下来。陈毅并非看不见大家的热情，他担心的是，热情脱离实际之后，便会变成压力，基层为了完成指标，只能层层加码。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并不讨喜，却直接触及了浮夸风气的要害。
在县城红旗丝厂，陈毅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这个工厂由工人们逐步办起来，依托当地养蚕、缫丝的传统，具备继续发展的基础。他肯定工人的劳动，也提醒地方不要什么都追求“大”，应把养蚕、缫丝、织绸衔接起来，把本地长处真正变成生产能力。
临行前，他又到厨房查看工人的伙食。厨房里正准备鸡鸭猪肉，原来是工厂为接待他安排的宴席。陈毅得知后很不高兴，明确表示自己无功不受禄，困难时期更不能铺张，也不能让群众觉得干部有特殊待遇。宴席最终没有按原计划办下去。
探亲期间，陈毅还走访了许多亲友，并给大家准备了糖果费。到了表弟唐联生家，他却没有见到人。家属只说人外出未归，陈毅当时没有多问，留下的那份糖果费也没有送出去。
离开家乡后，他从弟弟陈季让那里得知，唐联生并不是外出，而是被划为地主分子，地方干部担心他与陈毅见面，便将人“控制”了起来。陈毅听完十分恼火，批评这种做法脱离政策，也违背了党的统战原则：“我可以见战争贩子、帝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能见自己的表弟？”
他接着说，连亲属都不允许接触，还谈什么团结和争取？在陈毅看来，阶级政策不能靠简单粗暴执行，更不能把家庭关系当成政治禁区。表弟的身份需要依政策处理，但禁止亲人见面，显然是把正常的亲情交往也当成了问题。
临别时，陈毅叮嘱弟弟转告唐联生，让他到北京来，自己要见面。那份没有送出去的糖果费，也一并交给了陈季让。事情不大，却反映出陈毅处理问题的尺度：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亲属关系也不能被人为切断。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