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靠不住，产业离不开，印度如何与中国走稳下一步？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直航重启、签证放宽、边贸恢复、印度对华经贸限制松动……经历2020年边境冲突后的低谷，中印关系过去两年释放出一系列回暖信号。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这是习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印度，今年又恰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外界高度关注此次峰会如何为中印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并为两国在多边框架下求同存异、深化务实合作提供重要契机。

中印关系回暖，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

“过去两年，中印关系缓和的势头是很明显的。”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超对观察者网表示。

他注意到，在2024年6月莫迪赢得连任后，印度开始密集出现对华实质性缓和关系的信号，其国内也明显开始反思过去几年对华冲突对抗政策所带来的损失。比如，就在那个月，印度电子制造业在提交给多个政府部门的材料中称，过去四年不断加剧的中印紧张关系，已导致该行业损失了超过150亿美元的产值，并失去了10万个工作机会。

谢超说，在2020年以后莫迪政府对华采取较强硬政策的背景下，这类报告过去很难公开出现，“这份报告能够被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0日，印度新德里，一名外卖员骑着电动滑板车经过路边带有印度总理莫迪形象的金砖峰会横幅。 视觉中国

一个月后的2024年7月，印度财政部发布《2023-2024年经济调查》，敦促印度增加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印度制造业和出口。相关主张随后引发了印度政府内部关于是否放宽中国投资限制的讨论。

与此同时，随着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脱离接触安排，印度此前将边境局势与双边关系正常化紧密挂钩的立场，也开始出现一定松动。

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又取得多项实质性进展，两国相继放宽签证政策，并重启中断多年的直航。今年，印度政府释放出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包括允许中资持股比例不超过10%的公司通过自动审批通道进入印度；授权部分国有企业从中国采购关键设备；印度财政部驳回的反倾销税建议也明显增加。

不过，在谢超看来，过去两年中印双方缓和关系的意愿虽然很明确，但缓和力度却不够，速度也比较慢，难以满足两国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

“当前中印关系处于‘止跌回稳、缓慢回升、竞合并存’的‘新常态’初期——是托底，不是重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仕胜对观察者网说。

在他看来，中印关系目前之所以回升缓慢，主要是因为，新德里的转向是被现实压力“逼出来”的有限调整。

一方面是产业规律倒逼，印度制造高度依赖中国产供链这一“工业粮食”。尽管印度过去几年也有意效仿美西方对华搞“产业脱钩断链”，但2025-26财年印对华逆差仍冲至112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胡仕胜提及，由于电力、钢铁、煤炭等领域陷入设备短缺与项目延误的窘境，印度被迫从“有限进口”转向明确授权部分国企自华采购关键设备，并取消了中企参与政府项目投标的政治安全审查。更关键的是，印度即便打造“产业替代”能力，也只能是取道对华产业合作以获取技术与产能本钱。

另一方面则是美国靠不住。2026年3月瑞辛纳对话上，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明确表态，不会给印度当年对华般全面市场准入与技术转移的“优待”，“不会重蹈对华战略错误”。与此同时，印度是美国盟伴中受特朗普关税政策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贸、产业合作也失去拜登时期的发展势头，美印合作天花板显现，新德里对冲空间收窄，“被迫”重启对华务实接触。

尽管印度本轮对华关系调整更多源于现实利益驱动，两位专家总体上对中印关系下一步走向持谨慎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本次金砖峰会以及中印领导人会晤将为双边关系继续改善提供重要契机。

印度，不想被美国“定义”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在关税、能源政策以及对外战略问题上的一系列调整，让印度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胡仕胜说，“美国因素”无疑是中印关系最大外部变量之一，但其作用具有双向性：既是此轮中印回暖的“推手”，也使得中印关系难以突破“天花板”。

“美仍视印度为‘非常重要的盟伴’。双方仍有战略互信基础，至少莫迪政府仍对美国心怀战略期待。而印方对华接触则始终在‘战略自主’‘多向结盟’下精算。”他补充道。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理莫迪在白宫会晤。 视觉中国

谢超提及，过去几年他和印度同行交流时，对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要以美国定义印度”。

“这个说法有它正确的一面。”谢超说，作为一个处在崛起过程中的人口大国，印度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国来实现自身发展。这一点在印度战略界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

他表示，尽管印度国内亲美力量很强，对于发展印美关系的阻力很小，但印度战略界同样清楚，印度和美国无论是发展阶段、国内经济结构都存在很大差异，并且印美之间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分歧。如果完全站队美国，就意味着印度在很多时候要让渡自己的利益。

“美国想要的，不一定就是印度想要的；美国想让印度做的，印度还真未必照做。”谢超说。

但他也觉得，“不要以美国定义印度”有点“托大”。美国是超级大国，印度根本无法摆脱美国政策调整对其带来的影响。

谢超说，美国发展对印关系最主要目标就是“联印制华”，但近年来，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却对印度产生了质疑，认为鉴于印度过去在美国重大外交政策议题上的表现，美国无法确信，一旦中美发生战略冲突，印度会选择站在美国一侧。

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也没有提升到美国期待的水平。

“2025年5月的印巴冲突，让特朗普进一步坚信，印度可能还只是一个地区国家，其实力没有达到可以帮美国有效制衡中国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说，印度更好的参照国应该是巴基斯坦。”谢超说。

他指出，在2025年5月之后，美国调整对印政策的力度明显加大，不仅仅体现在关税和能源问题上，还涉及战略层面甚至一些价值观问题，可以说出现了转向性的发展，而且其影响可谓立竿见影，马上就加剧了印度的外交困境。

于是，2026年以来，印度开始更加重视同一批所谓“中等强国”发展关系，莫迪积极开展所谓“穿梭外交”，接连访问多个国家，签署了一批自贸协定。与此同时，印度在缓和对华关系方面，也开始采取更多实质性调整。“这其实也是现实环境所迫。”谢超说。

“边界问题绝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

边界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症结，也是过去几年双边关系陷入僵局的最直接导火索。

但胡仕胜认为，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双方经过过去几年的努力，开始重新采取“双轨并进”的举措来尽量避免边界问题干扰双边关系。边界问题已由过去几年的“危机管控”过渡到“边境管理”新阶段。

2026年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

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胡仕胜说，此次特代会晤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有三：

其一，机制从“框架”走向“实体运作”。第24次会晤仅提出设立划界与工作小组的设想，第25次会晤则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框架下正式“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并明确职能，前者专攻“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后者专司现地管控，双管齐下把边界干扰降至最低。

其二，军事信任措施更可操作。第25次会晤新增“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及东段、中段“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并首提“增进对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降误判，较此前轮次更为具体。

其三，跨境合作机制化恢复——香客朝圣规模扩大、三处边贸重开、9月跨境河流专家机制重开等等，进一步给边界“降温”。

谢超说，中印双方过去在处理边界问题时，更多是碎片化、反应式的：出现危机以后进行应对，把这个危机解决掉，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一些小的共识。

而现在，双方开始推动一些机制化建设。“这些专家小组、工作小组是要定期会晤的，而且有比较明确的职能范围，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和出现误判的风险。”

谢超还注意到，在2024年以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中印边界局势要恢复到所谓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这是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后来这种表述逐渐笼统，变成“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

“印度过去几年一直在给中印关系正常化设置某种前提条件，但这个态度在不断软化。”谢超说，“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但如果改成“保持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总体上双方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印度始终把边界问题看成中印关系的全部，这种态度肯定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中国是从全局角度和战略高度看待边界问题，”谢超说，“这不是忽视边界问题，而是在承认它客观存在的同时，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不让它绑架整个中印关系。”

胡仕胜也强调，虽然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长期的结构性爆点，是中印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干扰变量，但绝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

“什么时候，边界问题被放置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两国关系就能保持基本稳定；什么时候，将边界问题凌驾在双边关系之上，甚至坚持‘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出现明显波动。”胡仕胜说。

金砖“朋友圈”越来越大，如何回应多元诉求？

边境地区局势趋稳，为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了更为有利的氛围。本届金砖峰会，则将成为检验双方能否在分歧之外寻找共同利益的一次契机。

近年来，随着金砖“朋友圈”不断扩大，该机制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平台。但与此同时，金砖内部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各成员国对“去美元化”、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以及和西方关系等问题的立场存在显著差异。

胡仕胜提及，2026年5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外长会因伊朗与阿联酋在西亚冲突上严重对立而未能发表联合声明，正是扩员后“共识赤字”的集中暴露。

当地时间2026年9月9日，印度新德里，公共工程部门工作人员在巴拉特曼达帕姆附近开展金砖国家峰会前的筹备与美化工作。视觉中国

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砖的“减震器”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其一，议程“降敏”。印度将今年主席国主题设定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把难以共识的大国政治议题转化为发展、民生、数字基建等低敏感度议题；在无法一致时以主席声明和成果文件兜底——从“制造一致”转向“管理分歧”，本身就是减震。

其二，分层灵活。扩员后强求全体一致已不现实。金砖正形成“核心成员协调、相关国家参与、伙伴国分类接入”的分层模式：政治敏感议题坚持协商一致，功能性合作，如支付互联、粮食与能源安全、反恐禁毒等，允许部分成员先行先试，以“小切口、可交付”项目维持机制运转。

其三，开放但不结盟。金砖合作始终以“非同盟、非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使印度等成员可同时与西方保持合作，机制不逼任何人“选边站”——这正是对话平台区别于阵营对抗的价值根基。

其四，务实对冲。金砖不谋求另起炉灶，而以本币结算、新开发银行本币融资、支付体系互联等渐进安排，帮成员对冲美元体系与单边制裁风险，又避免激进对抗触发报复。

谢超认为，金砖国家内部要形成一些处理成员国分歧的基本原则。

“金砖一直采取共识制的议事制度，很多事情都建立在共识基础上。我认为，金砖内部也应该逐步形成一些功能性的共识，至少要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金砖成员国之间出现分歧时，不能通过武力去解决。”谢超说。

他同样提到今年金砖外长会未能发表联合声明，“如果成员国之间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缺乏基本共识，就会影响金砖充分发挥职能，也会削弱其对外共同发声的能力。”

谢超认为，金砖国家可以推动更加务实的合作。比如，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供应链紧张态势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打压加剧之际，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金砖成员国，完全可以依托金砖“朋友圈”构建一个更加稳定、更有韧性的供应体系。在关键矿产、高科技产品和重要农产品等领域，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共同抵御外部力量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

谢超说，除了贸易打压，金融制裁的威胁也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背景下，金砖国家有必要加快推动共同支付系统建设，降低成员国对单一货币和支付渠道的依赖。

对于“去美元化”，谢超认为，考虑到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去美元化”现阶段更多还是一个远景目标。当前更应该推动的，是回应这些“去美元化”诉求背后的真实需求，比如推动更多本币结算、提高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扩大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

“我认为，这些都是当前金砖作为一个多边合作组织、作为全球南方合作平台可以做、也应该抓紧去做的事情。”谢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