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组织想帮助一位英雄建立家庭，先后介绍三位姑娘却都未能成功

1971年，广东某海军部队医院，25岁的麦贤得仍在与伤病苦苦周旋。病房里最常见的不是鲜花，而是药瓶、病历和反复叮嘱。一次发作后，医生明确告诉身边人：他的伤势很重，往后生活离不开长期照料。

这句话，改变了组织考虑问题的角度。麦贤得是战斗英雄，可英雄称号解决不了日常起居，也不能替他在深夜应对突发癫痫。一个需要终身照料的年轻人，若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将会更加艰难。

于是，组织开始为他物色对象。前后介绍了三位姑娘，情况都如实说明，没有隐瞒他的病情和后遗症。遗憾的是，三次接触都没有成功。

这并不难理解。麦贤得已经不是受伤前那个身体健壮、性格开朗的小伙子。他的右侧肢体萎缩，记忆力和语言能力明显下降，情绪也容易失控。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而言，这不是简单的婚姻选择，而是一份沉重的生活责任。

麦贤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答案在1965年8月的海战中。

1965年8月5日，国民党海军舰艇进入福建东山岛附近海域，企图输送特务。南海舰队接到命令后展开拦截。8月6日凌晨，双方发生激战。麦贤得所在护卫艇遭到炮火攻击，机舱受损，多名机电兵负伤。

弹片击中麦贤得前额，他一度失去知觉。醒来后，他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却仍指向受损设备。战友明白了他的意思：“先抢修机器。”这句话虽是转述，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选择：舰艇不能停，机舱必须保住。

鲜血糊住双眼，舱内又进了水。麦贤得忍着剧痛，一遍遍检查管路、设备和螺丝，和战友坚持了几个小时，直到战斗结束才倒下。后来，他被授予战斗英雄等荣誉，但脑部重伤也留下了外伤性癫痫、肢体萎缩等后遗症。

周恩来总理曾过问他的救治。经过抢救，麦贤得保住了生命，却付出了长期康复的代价。医院里，他有时连简单的话也说不完整，情绪突然激动时，旁人很难立即明白他的想法。

组织再次寻找合适人选时，注意到23岁的李玉枝。她是公社妇联干部，早年加入党组织，性格稳重，身体健康。有关方面向她说明麦贤得的情况，并特别表示：“婚姻不能包办，愿不愿意，由你自己决定。”

李玉枝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提出先见面。她在一次接触中看到，麦贤得行动迟缓，回答问题十分简短。她问身体怎么样，他只说：“吃药。”问平时做什么，他回答：“种菜。”

话不多，情况却很清楚。

李玉枝知道，这段婚姻不会像普通恋爱那样轻松。亲友也曾劝她慎重，有人直言不要嫁给“残废郎”。她没有把这些话当成耳旁风，而是认真考虑了很久。她清楚，麦贤得是在战斗中负伤，也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1972年6月1日，两人举行婚礼。仪式简单，没有铺张排场，只有战友和亲属参加。有人让新郎表演节目，麦贤得唱起京剧，却唱到一半忘了词；李玉枝则用一段表演，表明自己愿意承担这份责任。

婚后真正的困难很快到来。麦贤得因后遗症出现暴躁、失控等症状，有时无法表达要求，便急得推搡甚至伤人。李玉枝没有把这些行为简单归结为脾气，而是把它们看作疾病发作的一部分。

一个冬夜，麦贤得突然癫痫发作，撞墙、抽搐、口吐白沫。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李玉枝吓得手足无措，幸亏邻居及时找来医生。那一夜之后，她开始学习护理知识，向医生和病人家属请教，逐渐掌握发作前后的征兆与处理办法。

她把药物、饮食和作息一一记下。麦贤得不愿吃药时，她便换一种说法：“吃了药，身体好了，才能继续工作。”这种劝导未必每次都有效，却比争吵更有用。

为了帮助丈夫恢复，她安排他下棋、养鸟、种花、画画，训练手部动作和耐心。刚开始，麦贤得常因画不好而摔笔，她就把画得较好的部分指出来，让他继续练。日子久了，他的情绪逐渐稳定，语言和记忆也有所改善。

有意思的是，李玉枝还把8月6日定作麦贤得的生日。那是他在海战中坚持战斗、获得新生的日子。每到这天，她都会准备饭菜，让孩子和战友陪他过。这个并不属于出生日期的“生日”，后来成了家里固定的纪念日。

两个孩子长大后，起初并不理解父亲的病情，甚至对他的严厉和暴躁感到害怕。李玉枝没有责备孩子，而是把麦贤得在海战中的事迹、军功章和荣誉证书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父亲为何需要更多耐心。

随着时间推移，孩子们逐渐接近父亲。儿子后来进入军校，女儿学习护理。麦贤得的病情也出现好转，癫痫发作次数减少，体重增加，表达能力慢慢恢复。医院里的医生看到他的变化，认为长期规律治疗和细致照料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6年，李玉枝收到湖北青年联名寄来的问候信。写信的人从画报上了解麦贤得的事迹，也知道有人多年照顾这位英雄。她把信带回家，孩子读完后，才真正理解母亲多年来承受的压力。

1987年，刘华清曾写信肯定李玉枝的品德。此后，张震等人也曾接见麦贤得夫妇。对麦贤得而言，军功章记录的是战场上的那几个小时；对李玉枝而言，真正漫长的考验，则从婚礼之后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