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立秋那天，车间停了电。
闷热的厂房像个铁皮蒸笼。
我猫腰躲在机床底下，手电筒咬在嘴里，一手握扳手，一手去够那颗滑丝的螺丝。
汗珠子顺着眉毛淌进眼眶，辣得睁不开眼。
就在这时，门卫老郑扯着嗓子喊我：“罗师傅！你工具柜上多了个牛皮纸信封！”
我从车床底下爬出来，后背的工装湿透了。
工具柜上果然躺着一个黄褐色信封，封面上没有字，沉甸甸的，捏着像一沓照片。
我撕开封口，倒出来一看，手心里全是汗。
蒋永贵。
那个穿西装端架子的车间主任，半夜蹲在厂区废料堆旁，正从一个人手里接厚重的牛皮纸包。
两个人影在夜色里糊成一团，但那张脸，天再黑也认得。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字条，歪歪扭扭的笔迹，像是故意换了左手写的：
属猴的，留神点，有人要拿你顶缸。
我攥着字条站在车间门口，后脖颈凉飕飕的。风吹过来，厂房顶上那块锈穿了的铁皮“哐当”响了一声。
这风不太对劲。树欲静，可风偏偏不肯止。
01
那信封我捏了一路，指头都攥白了。
回到家，曾玉香正在厨房里炖白菜，隔着门都能闻到一股焦糊味。她探出头来瞥了我一眼，说：“咋了？脸拉得跟丝瓜似的。”
我没吭声，径直进了里屋，把信封塞进衣柜最底下那层，压在一摞旧衣裳下面。
曾玉香跟进来，拧着眉头看了我半天：“藏什么呢？”
“厂里的文件。”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明天还要用。”
她没追问。我听见她叹了口气，出去把火关了。厨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蝉鸣一声接一声地闹。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照片上蒋永贵那张脸。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骑了那辆破二八大杠往厂里去。
厂门口那棵老槐树还立在那儿，叶子黄了半截，被早上的风刮得哗啦啦响。
我锁好车，没急着进车间，先绕到照片上那个废旧仓库门口，蹲下仔细瞅。
地上果然有两道新鲜的车轮印。压得很深，是重车碾过的痕迹。
我蹲在那儿，手指头摩挲着地面上的纹路，心里像揣了块冰坨子。
“罗师傅，来得够早啊。”
身后传来蒋永贵的声音。我猛一回头，他正站在台阶上，穿着一件灰白短袖，手里端着个茶杯，脸上挂着笑，笑得跟院里那棵蔫了头的向日葵似的。
“昨儿个有只野猫钻进来了，我看你蹲在那儿，以为你逮猫呢。”他边说边慢悠悠啜了口茶。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蒋主任早。我看看仓库门锁有没有被撬的痕迹。”
“哦？”他眼皮子撩了一下，“怎么，你那库房钥匙又找不着了？”这话说得漫不经心，但我听得出里头有刺。
我没接话，闷头走回了车间。
上午九点，厂里开例会，就在老办公楼二层的会议室。说是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大屋子，中间摆了张掉了漆的长条桌子，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蒋永贵坐在桌子顶头，翻着手里一沓纸，翻了半天才抬头，清了清嗓子。
“有个事，得跟大家通个气。”他把那沓纸往桌上一拍，“咱们厂报废设备那批货，盘存数字对不上。少了一台电焊机。”
会议室里十来个人，谁都没说话，目光齐刷刷地往我这边飘。
因为那批报废设备的入库清单，是我上个月签的字。
蒋永贵又开了口：“老罗，你是老同志了。库房钥匙在你手里，你回忆回忆，那台电焊机去哪了？”他语气平静得像在聊天气。
我脑门上的汗“唰”一下就冒了出来：“我那天入库的时候，一件一件数过，台账上写得清清楚楚，焊机就在第三排架子底下放着。”
“可现在它不在那儿了。”蒋永贵说完这句话，目光定定地落在我脸上。
会议室里忽然安静下来。墙上的老石英钟秒针“咔哒咔哒”地走。坐在我旁边的老张轻轻踢了我一下鞋跟，意思是让我少说两句。
我没忍住：“蒋主任，我干了三十年，没少过一颗螺丝。你要查，可以查，但不能凭一句话就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
蒋永贵嘴角抽了抽。
他把茶水端起来，慢慢吹了吹茶沫子，又喝了一口：“没人给你扣帽子，就是例行对账嘛。散会。”
散会的时候，几个工友凑过来拍我肩膀，说姓蒋的这是抽风呢，别往心里去。
我点了点头，嘴上没说破。
我只是在想，昨晚那些照片上的蒋永贵，手里拿的那个牛皮纸包，该不会就和这批“失踪”的设备有关系吧？
他那么急着栽赃到我头上，是不是怕我看见了什么？
天色阴了下来。车间的白炽灯亮了，嗡嗡哼着。
我走到工具柜前，拧开那把旧挂锁，从最里面掏出一个铁皮盒子。
盒子里面装着老伴儿的降压药、儿子寄回来的一张汇款单，还有我那枚用了几十年的铜钥匙。
钥匙头上有道裂纹，小时候，我师傅跟我说，裂了的东西绑上铁丝还能用。
后来师傅退休了，走的时候拍拍我的肩，说：“阿渊，做人得对得起手上的这把钥匙。”
如今钥匙还在，可锁却要换了人来交。
我攥着那把钥匙，把它重新放回铁皮盒子里，把盒子塞进工具柜最里头。
柜门“咔嗒”一声关上，车间里的砂轮机又开始嘶嘶地响起来。
晌午时分，保安老郑过来给我递了根烟。他压低声音，用下巴朝办公楼那边努了努：“你看见没？刚有辆车开进去了，牌照是省城的。”
“什么车？”
“黑色奥迪。停都没停，直接开进了蒋永贵那个后院。”
我一愣。老郑拍拍我的胳膊，说：“老罗，你留个心眼。”
他走了，我把那根烟夹在耳朵上，一直没抽，直到天黑透了才想起来，摸出来点上，烟叶已经潮了，吸到嘴里又苦又涩。
晚上下班，我骑车出了厂门口。刚拐上那条乡道，后视镜里就有一辆黑色轿车远远跟着。
我跟它较劲，骑快了它快，骑慢了它慢，不紧不慢地咬在我身后。我猛一捏车闸，那车也猛地减速，在路沿边停了片刻，又缓缓跟我拉开距离。
这时候我才看清，那辆车的车牌，正是省城来的。
我骑回自家胡同口，停好车，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黑轿车停在巷子另一头，没有熄火，两道尾灯红通通地亮着，像两只趴在暗处的眼睛。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年轻时候的车间，砂轮飞转，火星子溅了一地。我师傅站在机床旁边，冲我喊：“阿渊，你手上那把钥匙要攥紧了。”
我低头一看，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02
第二天早上还没出门，电话铃响了。
我接起来，那头是我表弟。他的声音慌里慌张的：“哥，你快回来一趟吧，舅从房顶摔下来了！”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半天没找着话。
表弟在电话里说，我爸嫌屋顶漏雨，非要自己爬上去补瓦片，脚底滑了一下，从房檐上掉下来，摔在院子里堆的砖头上，当时人就动不了了，送到县医院，大夫说是股骨骨折，要做手术，押金五万。
五万。我挂了电话，站在客厅里，看着窗外那棵老榆树，愣了好一阵子。
曾玉香从厨房里出来，围裙都没解，问我咋了。我把话说了。她脸上的血色也一下子褪干净了，沉默了片刻，回了里屋，翻出存折。
两个人凑了半天，加上活期存折，不到三万。
曾玉香把存折往桌上一拍，声音发颤：“这日子真是……你爹还躺在医院里呢。”她嘴唇抖了抖，没说下去，转身进了厨房，把锅盖掀开又盖上，盖上又掀开。
我知道她心里难受。儿子在省城打工，工资不高，每个月自己都紧巴巴的，我们不开口跟儿子要，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谢天谢地了。
我坐在椅子上，大拇指不自觉地摩挲着钥匙串上的那把铜钥匙。翻来覆去摩挲了好一会儿，我站起身，说：“我去厂里想想办法。”
其实我心里清楚，厂里能有什么办法？工资都欠了两个月了。
可我总不能干坐着。
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蒋永贵。虽然昨天例会上的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但他毕竟是车间主任，管着厂里的资金周转。我硬着头皮敲了办公楼那扇木门。
蒋永贵正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见到我推门进去，他眼睛一亮，挂了电话，笑意盈盈地站起来：“老罗，坐坐坐。”
他亲自给我倒了杯水，递过来的时候，手在我手背上拍了拍。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太客气了，客气得让人心里不踏实。
我说：“蒋主任，家里的老人摔了，我想跟厂里借一笔周转，从我工资里扣除，年底就还上。”
他听了没接话，坐下来翘着腿，用手指头敲着桌面，敲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开了口：“老罗，厂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账上没钱。不过……”他顿了顿，“你有困难，我个人可以先垫一点。”
我心头一松，正要开口说谢谢，他却话锋一转：“老罗，我问你个事。”
“您说。”
“那批报废设备的账，你这几天再想想，是不是有记漏的地方？”他盯着我的眼睛，“你要是想清楚了，咱把单子改一改，账平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愣了。
他还在笑，但那笑容底下分明藏着别的东西。我看着他，忽然什么都明白了。
“蒋主任，那批设备的入库单子，我一笔一笔记的，没有错。”
蒋永贵听了，脸上那点笑意慢慢收了起来。他往椅背上一靠，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那你这钱，我不好借啊。”
我推开那扇办公室门走下楼的时候，太阳正毒，晒得人头皮发麻。我蹲在办公楼台阶底下，掏出手机翻着通讯录，翻了好几页，到哪儿都张不开口。
工友们都不容易，我没那个脸。
下午我正准备去医院，老郑追过来喊我：“罗师傅，有人给你留了样东西。”
他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跟上次那个一模一样，连封口的指纹都看不出半点痕迹。
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省城银行的汇款回执单，收款人是我爸的名字。金额五万，一分不少。付款人栏只有两个字：故人。
汇款时间，就在今天早上。
我捏着那张回执单，指肚来回摩挲那两个字。模模糊糊地，心里有个名字在打转，像水底的石头，看不太清，但轮廓隐隐在。
当时我不知道那“三件事”的考验正悄无声息地铺展开来，更不知道那台老地磅秤将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的一道坎。
傍晚我赶到医院，我爸躺在病床上，一条腿打着牵引，整张脸皱得像晒干了的橘子皮。他看到我，咧嘴笑了一下，说：“没事，骨头还能长。”
我握着他的手，喉咙里像是卡了一团棉花，半天才挤出一句：“爹，手术费你不用愁，有人帮着垫上了，回头咱慢慢还。”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闭上眼躺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看着天花板，风吹动窗帘，影子一晃一晃地落在白墙上。
夜里我坐在走廊的铁椅子上，手机屏幕亮了。
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没有署名，只一句话：“属猴的，三件事。一，嘴严。二，心正。三，留秤。办漂亮了，没人能动你。”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台地磅秤，是车间后坪那台用来称废铁的老秤。
蒋永贵要倒卖设备，就必须过秤做手脚。我猛地想起了那张照片上仓库门口的车轮印，心里像有一道线慢慢被拉直了。
那天夜里，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病房看了我爸。老头子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我替他掖了掖被角，轻轻退出病房。
关上门的那一瞬，我听见我爸含含糊糊呓语了一声：“阿渊……别怕。”
我站在走廊里，眼眶一热，赶紧仰头，把那股涩意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攥着手机，把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我没有删，也没有回。
三件事。
第一件，嘴严。第二件，心正。第三件，留秤。
我要是能把这三件事都办圆满了，是不是就能知道那个“故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藏在暗处，一直盯着我？
03
第二天回到厂里，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我走到车间门口，那些平时老远就跟我打招呼的工友，今儿个一个个低着头，要么装作正在磨刀，要么假装看图纸，眼光都在躲着我。
我心里明白，蒋永贵的那些话已经起作用了。
我没解释，径直脱下外套挂到工具柜里，拿起手电筒往仓库走。我得去查一查那批报废设备的底账。
仓库在厂区最北角，夹在两排老厂房中间，平时没人来，门锁都锈得快打不开了。我从裤腰上解下那串钥匙，蹲下来一把一把找。
铜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锁芯涩得拧不动。我使劲一转，锁开了，那扇铁门“吱呀”一声推开一道缝。一股霉味和机油味混在一起扑出来。
仓库里光线昏暗，只有屋顶几块明瓦透下几缕光柱。我眯着眼睛走进去，踩着满地的油污和碎铁屑，走到第三排货架前，蹲下去，用手电筒照了照。
货架底下空了。那台上海产的BXL-300型电焊机原本就放在那里。现在只剩下几根捆机器的麻绳，歪七扭八地扔在地上。
我用指甲抠了抠地面上新铺的机油，指头上沾了厚厚一层。这是有人故意弄上去的，想掩盖挪动重物的划痕。
我蹲在那里，没动。手电筒的光柱打在地上，照见墙角一根被压断的香烟，硬壳红南京，烧了一半就被踩灭了。
红南京。蒋永贵平时就抽这个。
我掏出手机想拍张照片，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猛地直起腰，手电筒往门口一照，老郑正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块抹布，表情有点古怪。
“罗师傅，蒋主任让我来通知你，下午要去工程科，做那批报废设备的责任认定。让你带上入库单。”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躲开了我的目光，低下头去擦门把手。
他没提他看见了什么，我也没有问。只是把烟头用塑料袋兜起来，塞进了口袋里。
下午的会，名义上叫“盘点核实会”，实际上就是一场针对我的审问。
蒋永贵坐在长条桌的这头，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男人，穿着白衬衫，袖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戴着块手表，低头记录。
“罗渊同志，咱们这批报废设备，是去年年底上报集团批复同意的。你是保管责任人。现在实物和账目对不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说明的？”蒋永贵把话端了出来。
我说：“入库单上有我签的字，实物我当时一件一件清点过。焊机在第三排货架底下。如果有人在我入库之后挪走了，跟我没有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蒋永贵把茶杯放下，往椅背上一靠，“钥匙在谁手上，责任就在谁身上。你光说入库时东西在，可你也没法证明出库时东西不在，对不？”
我没吭声。
坐在旁边的白衬衫男人停下笔，抬眼看我，目光沉沉的：“罗师傅，根据制度，丢失报废设备属于管理事故，如果涉及变卖，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他说话语气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
我攥着那串钥匙，指节发白，憋了半天，才开口：“入库单上，我们厂里规定是双人复核。我当时和质检员老孟一起点的数。”
“老孟去年退休了，没法给你作证。”蒋永贵马上接了一句。
我的心凉了半截。这话他说得滴水不漏，像是早就筹谋好了。
散了会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
车间里的焊光还亮着，火花噼里啪啦地响。
我穿过车间的时候，看见老郑在角落里擦那台旧车床，擦得很慢，像是在等我。
我走过去，他也没抬头，低声说了一句：“废品堆那台地磅，最近被人动过手脚。”
我一愣：“你怎么知道？”
“昨晚上我巡夜，看见有人蹲在地磅边上，拿手电筒照感应器底座。后来那个方向一直有车灯晃，我没敢走近。”老郑擦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腰，“老罗，我也说不清楚咋回事，可我觉得厂里这水，浑了。”
他没有再多说，端着那盆脏水走了。我站在车间里，看着远处地上那台生了锈的地磅秤，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不安。
那台秤，就是蒋永贵要栽赃我的局里最关键的一环。
晚上曾玉香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爸手术安排在明天早上，主刀大夫说问题不大，让家属别太担心。
我嗯了一声，又听她絮叨了几句。
挂断前，她忽然沉默了一下，声音低了许多：“老罗，你那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我说：“没事，忙。”
她说：“你别瞒我。你那口气我熟得很，当年你师傅去世的时候，你也是这个调调。”
我攥着电话，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说了：“厂里那批设备对不上账，姓蒋的想让我扛。”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几秒，传来她咬嘴唇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哑着嗓子说了句：“那你就扛稳了。咱家丢得起钱，丢不起人。”
我应了声，没再多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掏出烟盒，捏了捏，又塞了回去。抬头看着天，入秋了，天高得空旷，星星白惨惨地挂在天上。
我轻轻摩挲着口袋里那把铜钥匙，指尖碰到裂口，顿住了。
师傅当年说过的话又响起来：“阿渊，做人得对得起手上的这把钥匙。”
可如今，这把钥匙握在我手里，怎么看，都像一把烫手的烙铁。
04
父亲的手术做得很顺利。
曾玉香打我电话，说老爷子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麻药还没完全过，迷迷糊糊地喊我名字。
我蹲在厂后院的水泥台阶上听着，风吹过来，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飘。
我让她照顾好爸，我说我过两天就去看看。
她顿了顿：“你要忙就先忙，这边我看着呢。”她没再多问，也没催我，就这么一句，让我心里又酸又暖。
挂断电话，我在台阶上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回车间。
刚走到车间门口，一个穿着灰色夹克衫、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拦住了我，客客气气地递来一张名片。
名片上头印着“兴华集团法务部乔秘书”。
“罗师傅，我们贾总有件事，托我跟您交代一声。”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贾总说，您是他的老同学。等他把厂里的事情理顺了，再跟您好好叙旧。”
我捏着名片，心跳突然加快了几分，脑子里迅速转过了许多念头。
他像是看出了我的想法，压低声音：“贾总还说，让您这几天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别做冲动的决定。他有一盘棋，已经下了大半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贾总让我告诉您，之前那笔医院汇款，不用还。”
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攥着那张名片站在车间门口，愣了好一阵。太阳已经落山了，厂房那边的阴影拉得老长，像一道裂开的豁口。
“老同学”这三个字，我终于真切地摸到了一点边。
贾兴华，我初中时的同桌，两人曾共睡一张床铺，他挨饿时我还悄悄掰过半个玉米饼子给他。
他后来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又去了省城，渐渐地就断了联系。
去年同学聚会有老同学提起他，说他在省城做大了，身家上亿。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影子会以这种方式，落在我站着的这片车间地板上。
当天夜里，我睡不着，翻了翻旧衣柜的抽屉。
那只铁皮盒子里压着几样老物件：一枚缺了角的校徽，一张泛黄的初中合影，还有一把用红胶布缠过的小刀。
照片上贾兴华咧着嘴笑，站在我左边。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后一行圆珠笔字已经褪了色，但还认得出：“同甘共苦，罗渊和贾兴华。”
我摩挲着那行字，心里翻腾着一个疑团：贾兴华既然已经到了厂里，为什么不直接见我？
他为什么只派秘书递话，却不肯露面？
这些事他到底知道多少？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进车间，就被蒋永贵堵在了工具房旁边。
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我走过来，弹了弹烟灰，开门见山：“老罗，昨天是不是有人来找你了？”
我说：“没有的事。”
他笑了，笑意没到眼底：“老罗，我劝你一句。厂里的事，是厂里的事。有些浑水，你趟不起。你爹还在医院躺着，那笔手术费来路不明，你也不怕烫手？”
我的心猛地在胸腔里撞了一下，但脸上没有露出神情。
他见我不接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往我手心里一塞：“这里有二十万，密码是你生日。你不是缺钱吗？拿上它，去跟上面说，那批设备的账，是你记错了，写个情况说明，签个字。剩下的事，哥帮你摆平。”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张卡，薄薄一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搁在掌心里。
我攥着那张卡，手心里的汗一层一层往外渗。过了大约有一分多钟，我把卡放回他手里，说：“蒋主任，这钱我拿不住。”
蒋永贵的脸色“唰”地沉了：“罗渊，你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我看着他，“二十万，够我爹做四次手术的，可真要拿这个钱去昧良心，我怕我爹出院了，会拿拐杖把我打出去。”
空气僵住了，车间里的机器声轰轰地响着，谁都没有再开口。
他脸上的肉扯了扯，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最后把手里的烟往地上一掼，踩灭了，咬着牙说了句：“好，有骨气。你最好能一直这么有骨气。”
他走了。
我站在工具房门口，掏出那把铜钥匙，死死攥在手里。钥匙的裂纹硌着掌心生疼。可我竟然觉得，有这股疼劲儿，心里反倒踏实了。
我知道，这第二关算是过了。可那第三件事，留秤，我才刚刚开始摸到门道。
05
那天傍晚，我又去了一趟废品堆放区。
地磅还在老地方，四角生满了锈，表面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和油泥。我蹲下来，用手机屏幕的光照着感应器的底座。
底座侧面，有一处崭新的撬痕，顺着缝隙往里看，隐约能看到里面藏着一个黑色的金属小盒子，一根细线从盒子里伸出来，贴着秤腿向下延伸，埋进了水泥地缝里。
我没有伸手去碰。
我蹲在那里，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手心一直在冒汗。
脑子里两股劲儿在打架。一股说，拆开看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另一股说，现在不能动，动了就打草惊蛇。
最后我还是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用裤腿拍了拍手上的灰，装作没事人一样走开了。
身后那台磅秤孤零零地立在暮色里，像一只眯着眼的老猫，不动声色。
夜里九点多，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起来了。来的是老郑。
他的脸色难看极了，嘴唇哆嗦着：“老罗，蒋永贵带着人，把地磅拆了。”
我一怔：“拆了？”
“他说明天市里有人来检查计量器具，怕地磅不准，提早拆下来校正。可是我看他带的那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手上拿着个塑料袋，在秤腿底下摸了半天，像是要偷走什么东西。”
我心里一沉，什么都没想就往外跑。骑到厂门口，车没停稳就跳下来，冲进后院。
蒋永贵果然站在地磅旁边，手里打着一支手电，照在两个穿蓝色工装的人身上。那两人正蹲在地上，扳手别在感应器底座上，看上去正在拆那东西。
我喊了一声：“住手！”
蒋永贵回头看见我，眉头拧起来：“老罗，你来掺和什么？”
我走过去，站到地磅侧面，指着感应器底座那条缝说：“这里面有东西。今天谁动它，我就跟谁急。”
蒋永贵脸一拉：“你胡说什么？我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检修地磅，你一个钳工，轮得到你管？”
“轮不轮得到，我今天都要看住了。”我说，“你拆可以，但得当着第三方的面拆。”
蒋永贵哼了一声：“第三方？这厂里我是车间主任，我说了算。”
他的话音刚落，那两个蓝工装又把扳手伸了进去。
我一弯腰，从工具带上拽出那把旧扳手，攥紧了，站到他们跟前：“我就是个钳工，不懂什么大道理。可这地磅底下要是藏着猫腻，谁动谁就是给自己挖坑。”
那两个人看了看我手里的扳手，又看了看蒋永贵，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
蒋永贵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发作，但被我那眼神给逼了回去。
他呼呼喘了两口粗气，忽然笑了一下，语气软了下来：“好，老罗，你有种。那明天让市计量局的人来了再拆，你满意了吧？”
他朝那两个蓝工装挥挥手。几个人撤了。临走时蒋永贵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又冷又沉，像冬天的井水。
直到他们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我才发现自己后背的衣裳已经全湿了。
我蹲在那台地磅旁边，把扳手横放在膝盖上，守着。
夜风吹过来，带着铁锈和灰尘的气味。
厂房的灯已经熄了大半，四下里黑黢黢的，只有远处路灯的光透过来，在地上拉出几道影子。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条短信，又把那行字看了一遍：三，留秤。
原来这就是“留秤”的意思。
蒋永贵急了，他想在我还没来得及摸到证据之前，先把证据毁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说明有人已经把他的后路逼到墙角了。
这个“有人”，是贾兴华吗？他到底布了一张多大的网，又要把我推向哪里？
我坐到半夜，没有去碰那个感应器。那台秤沉甸甸地立在夜色里，我守着它，它也守着我。
快天亮的时候，我实在太困了，靠着墙根眯了一会儿。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在喊我名字，睁开眼，天已经蒙蒙亮，老郑端着两杯豆浆站在我面前。
“罗师傅，你在这儿坐了一夜？”
我接过来，豆汁烫手，暖意顺着掌心往上爬。我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问：“蒋永贵人呢？”
老郑压低声音：“今天一大早，厂门口来了辆省城牌照的车。下来两个人，直接进了办公楼。听人说，是兴华集团的审计组来了。”
我手里的豆浆差点泼出来。
“带队的姓乔，戴金丝眼镜。”
我的脑海中闪过昨天站在车间门口那个男人的身影，心跳猛地快了起来。
他来了。棋局，可能要下到收官的阶段了。
06
那天上午，厂里像炸开了锅。
兴华集团审计组进驻办公楼的动静，半天工夫就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工人们蹲在机床旁边，一边磨工件一边嘀咕，说这回动静大了，连省城的人都来了。
我没去凑热闹，径直去了废品堆放区。
地磅还立在那里。我蹲在感应器旁看了看，那道缝还是老样子，没有人动过。我松了一口气，坐在旁边一根水泥管上，把扳手搁在膝盖上。
大约九点半，蒋永贵铁青着脸从办公楼里出来，大步直奔我这方向走。
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藏蓝色的西装，瘦高个儿，袖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另一个夹着个黑色公文包，像是秘书。
蒋永贵走到我面前，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老罗，审计组说要封存地磅。你让他们封。”
“封存？为什么要封存？”
“他们说有人举报厂里计量设备涉嫌造假，要调查。”蒋永贵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你正好在这儿，你当着他们的面，把这台磅签收了。”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味道。他这是要让我来当那个“经手人”，只要我签了字，万一后面查出毛病，又得由我背黑锅。
我看了他一眼，又看看那台地磅，忽然觉得很累。三十年工龄，什么人没见过？蒋永贵这套把戏，说到底无非是“出事找人顶缸”的老戏码。
可我就是不乐意，不乐意让他这么顺心如意。
我说：“签可以，得先让市计量局的人来验过再签。”
蒋永贵急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轴？这是集团审计组的要求！”
“那是我的要求。”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蒋主任，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让我签这个字，可以，但我要在验收单上备注一句：设备状态未验证。”
蒋永贵的脸色僵住了。他看着我的眼神像淬了毒的钉子，钉在我脸上，半天没动。
就在这时，办公楼那边有人喊：“蒋主任，审计组请你去一趟。”
他不得不转身离开。临走前他回头盯了我一眼，那双眼里头全是说不清的恶意，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蛇。
午饭后，蒋永贵再次带着人过来，这次他带了两个工人，拿着角磨机和撬棍，直奔地磅感应器。
我扔下手里的饭盒，跑过去拦住：“你要干什么？”
“审计组说了，封存前要全面检查。我现在就是执行检查，你让开。”他这话说得格外响亮，像是故意说给在场的人听。
我没让。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拆可以，我录像。拆下来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根线，都要拍清楚。以后要是有任何一样对不上，我可不管。”
我掏出手机，打开录像，对准了地磅底座。
蒋永贵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翕动了两下，像是想骂什么，但最终没有骂出来。他杵在原地，手指抓着角磨机，指节都泛了白。
围观的人群里，开始有人窃窃私语。
“老罗这是要跟蒋主任硬碰硬啊。”
“蒋主任平时威风的，这回碰到对手了。”
蒋永贵被那些话刺得面皮发紫。他忽然把角磨机往地上一扔，转过身，冲人群里喊：“都散开！看什么看！”
工人们哄笑着散开，但没人走远，都躲在柱子后面露着半个脑袋看。
我拿着手机，对准地磅感应器那道缝隙，把他和那两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录了进去。
我倒要看看，在这么多双眼睛底下，他还敢不敢把那个东西偷走。
蒋永贵低头瞅了瞅那道缝隙，又抬头看看我的手机，咬了咬牙，没有动手。他朝那两个人一挥手：“今天不拆了。明天等计量局的人来了再说。”
他转身就走。
可他刚走两步，忽然又停下来，侧过身，压低声音对我说了一句：“罗渊，你以为攀上贾兴华这棵大树就稳了？我告诉你，他贾兴华也不是什么干净人。他查我？他敢查吗？他那个老丈人在厂里贪污受贿的事，还压在我抽屉里呢。”
他说完就大步走了。
我站在地磅旁边，心里翻江倒海。
老丈人？贾兴华的老丈人？那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蒋永贵提到他的名字，语气里又是轻蔑又是有恃无恐？
风吹过来，带着铁锈的气息。
我握着手机，拇指放在录像键上，心里隐隐觉得，这盘棋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
贾兴华在暗中观察的，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背后这潭深不见底的水。
07
第二天一早，市计量局的车到了厂门口。
来的是一老一少两个技术人员，穿着制式工装，其中一个提着黑色的手提箱，锁扣亮晶晶的。
蒋永贵迎上去的时候满脸堆笑，双手握着人家的手，摇得像拨浪鼓。
我没过去凑热闹，远远站在车间门口看着。
计量局的两个人从手提箱里取出仪器，蹲在地磅旁边捣鼓了将近一个小时。围观看热闹的工人越来越多，连办公楼窗户后面都探出了好几个脑袋。
快十一点的时候，那个年长的技术员直起腰，摘下眼镜擦了擦，朝蒋永贵走过去，说了几句什么。蒋永贵的脸一下就白了。
紧接着，他快步朝我走过来，步子里带着一股火气，声音却压得低低的：“罗渊，你他妈的到底跟审计组说了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感应器里面有问题？”
我一头雾水：“我什么都没说。”
“放屁！昨天你在这儿蹲了一夜，你就是想找机会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他站在我面前，胸膛起伏得像拉风箱。
“蒋主任，你说反了。”我平静地看着他，“那个东西是藏在感应器里的，我动都没动过。谁塞进去的，你应该比我清楚。”
蒋永贵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张了张嘴正要发作，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厂区大门，在办公楼前稳稳停住。
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人，正是那个姓乔的秘书。
他绕到后座，拉开车门，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弯腰下了车。
太阳照在他脸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贾兴华。
他比照片上瘦了一些，鬓角多了几缕白发，眼角也爬上了细纹，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亮而锐，像磨光了的石头。
贾兴华没有去办公楼，径直穿过厂区，朝我们这边走来。围观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
他走到蒋永贵面前，停下来，笑着说：“老蒋，辛苦了，我过来看看。”随后目光越过蒋永贵的肩膀，落在我脸上。
笑容微微收了收，他冲我点点头：“老同学，这些年你变了不少。”
蒋永贵的脸色在阳光下白了又红，红了又白，他嗓子里像是憋了一团痰，吭哧了两声，才挤出一句：“贾总，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不来不行。”贾兴华随口答了一句，便转头看向那台地磅，“我听计量局的同志报告，说这台秤被人动过手脚。”
他话音刚落，那个年长的技术员已经走到他面前，手里捧着一个透明证物袋，袋子里装着一个小小的黑色金属盒子，连着几根线头。
“贾总，感应器夹层里找到一个非标信号干扰器。启动后可以远程调节称重数据，误差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