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那支考察车队进村的时候，我正蹲在自家院墙外头，拿一把生锈的改锥拧蜂箱的合页。
村主任隔老远喊我，说程旭你躲什么躲，赶紧去村口帮着搬桌子。
我嘴上应着，身子没动。
等我把蜂箱收拾利索，慢腾腾晃到村口，人已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
我站在人堆后头，踮脚看了一眼。
她站在人群中间，穿着件深灰色外套，正跟镇上的干部说话。
十来年没见，个子长高了，模样也变了。
我没敢多看，缩着脖子往墙根退。
刚蹲下点了根烟，烟还没吸两口，面前的人群忽然分出一条道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还没来得及抬头，一个人已经撞进我怀里，两条胳膊死死箍住我的后背。
四周一下子炸了锅。
我的耳朵嗡嗡地响，只听她贴着我肩膀，声音抖得几乎听不清：“哥……我回来晚了。”
01
说起来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腊月里连下了三场大雪。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刚学会开货车不久，跟着镇上老周跑短途，帮人拉粮食和化肥。
镇上的粮站腊月二十三那天晚上结账，我帮老周卸了大半宿麻袋，揣着挣来的三十块钱骑自行车往回赶。
到柳河村口那段土路时，雪下得正紧，风裹着雪碴往领口里灌。
我弓着腰蹬车，路过粮站后墙时，忽然听见路边有人哭。
不像猫叫。
我刹住车，站了一会儿，又听见一声，细细的，像是刚出生的猫崽子。
我支好自行车，循着声音找过去，在粮站后门的垃圾堆旁边，看见一只破纸箱。
纸箱上面压着半块砖头，搬开一看，里面裹着一床旧棉被。
我蹲下去掀开被角，冻得发僵的棉花里头，拱出一张皱巴巴的小脸，嘴唇冻得发紫，哭声微弱得像随时要断气。
我吓了一跳，手忙脚乱把被子整个扯开，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旧棉袄，袄领子里头缝着一角红纸。
我凑到路灯光底下认了半天，上头用毛笔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说是这孩子的生辰八字，又说家中实在养不活，求好心人收留。
红纸上头没有留名字，只画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一个“郑”字。
我抱着那孩子站在雪地里，愣了好一阵子。
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粮站早就关了门，远处的村庄黑黢黢的，只剩几只狗远远地叫。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孩子不知什么时候不哭了，睁着一双眼睛望着我，那眼睛又黑又亮。
我鬼使神差地把她往棉袄里一揣，推着自行车，一路小跑回了家。
程父还没睡，坐在堂屋里补渔网。
看见我怀里鼓囊囊地揣着东西回来，放下梭子问了句：“咋了？”我把孩子往桌上一放，棉被散开，她蹬了两下腿，尿布早湿透了。
程父的脸当时就沉下来。
程母披着衣服从里屋出来，看见孩子怔了半天，伸手摸了摸小脸，指尖哆嗦了一下：“哪来的？”
“粮站门口捡的。”程父把烟袋往桌上一磕：“送回去。人家丢的，说不定家里人还找。”我站着没动，说派出所都关门了，这大冷天的，放回去要冻死的。
程父瞪着我：“那你打算咋办？咱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我没吭声，抱着孩子往灶屋里走。
程母跟了进来，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袄改的小褥子，把我怀里那床湿透的被子换了。
她一边换一边叹气：“先喂口米汤吧，总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程父在堂屋砸了一下桌子。
我没理他。
我给孩子起名叫小楠。
程母问为啥叫楠，我说楠木值钱，这丫头命硬，能长成材。
程母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那阵子我一连跑了七趟派出所打听，问周边几个村子丢没丢孩子，都说没有。
我心里隐约觉得这事不简单，袄领子里那角红纸上写的“郑”字，我谁也没告诉。
过年那天，程母给小楠换了一身新做的碎花棉袄，抱在怀里喂米糊。
小楠吃了几口，抬头冲她笑了一下。
程母的眼眶红了，扭过头去抹了一把眼睛。
程父在院里剁猪草，一刀比一刀重。
小楠说话早，走路也早，一岁多就会奶声奶气地喊哥。
我头一回听见那声哥的时候，蹲在院门口，应了一声，鼻子发酸。
她咧嘴笑着跌跌撞撞朝我跑过来，程母在后面喊慢点儿。
程父嘴上不说什么，但每到赶集日，回来的时候兜里总会多了两块糖，趁人不注意塞给小楠。
那几年日子紧，我跑长途跑得拼，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但一想到家里有个小丫头等着，心里就热乎。
小楠长到三四岁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就是蹲在村口等我回家。
远远看见货车的轮子卷起灰土，就从石头上跳起来，两条小短腿跑得飞快。
我跳下来把她举过头顶，她在半空中咯咯地笑，村口晒太阳的老人们都说，老程家捡了个活宝。
六岁那年，她去村后那棵大槐树上摘槐花，踩断了一根枯枝，整个人从三四米高的树上栽下来。
我那时候正好在家，从堂屋里冲出去，伸手去接。
她砸在我胳膊上，两个人一起摔在地上。
她的额头磕在我肩膀的扣子上，裂了一道口子，我手忙脚乱地抱着她往村卫生室跑，跑掉了一只鞋也没顾上捡。
她的血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淌，我一边跑一边喊她的名字，声音都变了调。
幸好伤得不深，大夫给缝了三针，留了一道细细的疤。
小楠疼得直哭，哭累了趴在我背上睡着了。
我背着她往回走，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她睡着睡着忽然说了一句梦话：“哥，你别哭。”我伸手一抹脸，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眼泪了。
那道疤后来淡了，藏在头发里。但她自己一直记得。记得比她记得更牢的，是我。
02
小楠十三岁那年秋天，我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那台电视机是镇上老周家换新机子淘汰下来的二手货，花了八十块钱，雪花点不少，天线得有人扶着才能看清人影。
那天晚上一家四口挤在堂屋里看《渴望》，小楠坐小板凳上，两手托着腮帮子，目不转睛。
程母一边纳鞋底一边跟着哼，程父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头一明一灭的，不知道在看电视还是在想事。
半夜十一点多，电视剧放完了，小楠揉着眼睛回屋。
我收拾完桌子，刚要把院门闩上。
门外的狗忽然疯了一样地叫起来。
我叫住狗，推开院门，土路的尽头亮着两束白晃晃的车灯。
一辆小轿车正慢慢朝我家门口开过来。
那阵子，柳河村别说小轿车了，连摩托车都没几辆。
来看热闹的邻居很快围了一院子。
车上下来一男一女，四十来岁的样子，男的穿着藏青色的夹克衫，女的裹着一条米色丝巾，脚上那双皮鞋锃亮。
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到我面前：“小兄弟，我们来找女儿。”
我没接那张纸。
男人自我介绍姓郑，叫郑国强，说十几年前家里添了个闺女，上面老人重男轻女，趁他出差的时候把孩子抱走了，跟他说孩子夭折了。
他信了十几年，直到今年给老人收拾遗物，才在樟木箱子底下翻出一张当票和半张旧襁褓。
顺着线索一路查访，问了几十个村镇，最后查到柳河村。
他把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递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个出生没多久的婴儿，脖子挂着一只银锁。
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楠脖子上也有那么一只银锁，程母说是捡她那天系在脖子上的，怕丢了，这些年一直收在柜子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戴一戴。
程母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门口，靠在门框上，脸色白得不像话。
郑国强的目光扫过她，又扫过院里那些看热闹的人，声音不高不低：“孩子是我亲生的，我们有出生证明，也有当年老人的遗书为证。这位大哥大嫂这些年替我们养孩子，我们感激不尽。养了这么大，我们也想出点抚养费，大家和和气气的把事情办了，谁都不吃亏。”我看了一眼程母。
程母嘴唇发着抖，一串泪珠顺着脸颊滚了下来。
程父从堂屋走出来，在院子当中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屋，砰地摔上了门。
那天晚上，郑国强夫妇没有走。
他们住进了镇上的旅馆。
小楠被她娘锁在里屋，晚饭也没吃。
我端着一碗面条蹲在门外，听见她闷在床上哭，声音压在枕头里，细细的，像小动物叫唤。
我敲了敲门。
门那边没了声响。
过了好半天，门缝里塞出来一张纸条，是我当年教她写的字，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哥，我不走。”
第二天，程母把我叫进屋里，打开柜子，取出那只包着红布的银锁。
银锁的挂链是细圆的银丝编成的，镂空的锁面上刻着云纹和莲花瓣，底部錾着三个小字：郑家女。
程母把银锁翻过来，指腹摩挲着那三个字，摩挲了很久，又包回红布，锁回柜子里：“锁先收好，莫让小楠看见。”她的声音很轻：“她亲爹娘找来了，咱们……拦不住的。”我压着火气说怎么就拦不住，小楠是咱家的人。
程母没有说话，只是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干裂，布满了粗茧，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净的泥。
郑国强第三天又来了。
这次他没有提钱，只带了一张省城儿童医院出具的旧病历。
病历上写明，十几年前某月某日，郑国强之女出生，因早产体弱留院观察七天。
出院第二天，孩子被家中老人送走。
病历的落款处盖着医院的公章。
他把病历放在桌上，连同银锁的照片，然后坐下来，说：“大哥大嫂，我郑国强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孩子你们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有数。我只有一句话：我是她亲生父亲。这是改不了的事。”说完他瞥了一眼里屋的窗户，站起来走了。
走的时候他后裤兜里露出一截东西。
我没看清是什么，但心往下沉了沉。
程父看着那张病历，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地上落了一层灰白的烟蒂，像落了一层霜。
我没有告诉程母和程父，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镇上粮站。
在后门口那棵老槐树下站了很久。
那棵树是我当年捡到小楠的地方。
二十多年了，树粗了一圈，可什么都没有变。
风一吹，纸箱、雪花、孩子的哭声，全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
我蹲在树底下，抱住自己的头，使劲揉了两把脸。
蹲了不知多久，身后的路上传来脚步声。
我猛地回头。
程父站在路灯底下，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身形单薄得像一把干柴。
他看着我说：“回家。”我们爷俩一前一后走了十几步，他忽然站住，头也没回：“那孩子要是你亲生的闺女，你让不让她认爹？”我愣住。
他望着前方黑漆漆的村路，声音沙哑：“我不拦着。但是得问问孩子自己。”
03
程母的旧病是在第三年春天犯起来的。
先是咳嗽，夜里咳得躺不下去，后来痰里见血。
我那时候刚攒钱买了辆二手小货车，原本打算跑长途赚钱，结果全搭进去还不够。
县医院的医生说要做手术，得换瓣膜，押金至少一万八。
给程母做完检查回到家，我在院子里蹲了半夜。
程父也一夜没睡。
第二天天刚亮，他跟我说：“把我新收的那筐烟叶拿去卖了吧，能顶几个算几个。”我卖了几百块，离那张押金单上的数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程父蹲在门槛上抽旱烟。
他是不坐的，蹲着，像是怕压垮自己似的，一条腿支着，另一条腿垫着。
半晌，他开了口：“上回那郑家……”我猛地站起来，撞翻了脚边的水桶：“你做梦。”程父没有看我，旱烟杆在门槛上磕了磕：“你娘的命要紧。”我再没说话，转身出了院门。
我怕他当真去找郑国强。
我怕的是他去了就回不了头。
但程母的病等不了了。
镇卫生院的药已经对她不管用了，人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躺床上连翻身都费劲。
她撑着身子给小楠做了一床新棉被，做完累得歇了三天。
那个春天，我一趟趟跑出去借钱，跑的脚后跟都起了泡。
去县城跑了二十三家亲戚，借了三千一百块。
加上卖车的钱，还差大半。
我不知道，程父还是去找了郑国强。
他偷偷摸到郑国强住的镇上旅馆，进门就跪下了。
郑国强从洗手间出来，看见他跪在地上，吓了一跳。
程父话头起得很低：“郑老板，我求你件事。我婆娘病重，要动手术，钱凑不齐。我不是来白要的，你借我，我拿命还。”郑国强把他扶起来，倒了一杯水，推到他面前：“钱能帮上忙，我当然帮。只是有一条。”程父抬起头看他。
郑国强在他对面坐下：“孩子得跟我回省城。我联系好了那边的学校。”程父端着水杯的手，停在半空。
郑国强又说：“你婆娘治病要紧。你闺女的前程也要紧。留在镇上，固然能上初中，可你看看，镇上一年能考出几个高中生？更不用说大学。”他把一张纸推到程父面前。
程父没有接那张纸。
他低头看了一会儿，把茶杯里的水一口喝尽，再从外衣内袋里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张一张摆在那张纸旁边。
“这些够不够还你？”郑国强没要那些钱，但他让程父按了手印。
手印按下去的时候，程父闭上了眼睛。
那天的天很好，可他觉得天黑透了。
程母的手术很成功。
住了二十多天的院，花了一万八。
出院那天，她瘦了一大圈，走路要扶着墙，但总算是缓过来了。
回家的路上，程母问程父：“钱哪来的？”程父说：“借的，你别管了。”晚上，小楠翻出自己攒了好几年的铁皮盒子，把里面的零钱一个一个全掏出来，铺了一床。
她数了很久，数出四块八毛六分钱，拿橡皮筋捆成一捆，放在程父枕头边上。
程父半夜回来，看到那捆钱，愣了很久，把钱抓起来，塞回她枕头底下，关上门，在院子里坐到天亮。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程父跟郑国强立的约定。
小楠也不知道。
那个约定像一坛埋在地底下的酒，不到开坛的时候，谁都不闻不见。
可这坛酒是躲不过去的。
春天快要过完的时候，郑国强又来了。
一辆车，两个人。
这次他没有单枪匹马，他带来了“手续”和一位与村委相熟的朋友，说要把孩子过到自己名下。
程父说：“孩子自己选吧。”
郑国强沉默了一下，把韩艳红往前推了一步。
看见韩艳红，小楠抬头看了看那张陌生的脸。
她长得跟韩艳红眉眼间七分像。
小楠的眼神落在韩艳红脸上，又落回自己手里的银锁上。
银锁是程母刚刚给她挂上的。
程母站在屋檐下，一双手死死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嘴唇抿成一条线。
她生前最后一次挂锁的动作是极慢的。
慢到像是一整个春天都缩在她的指尖里。
谁都没说话。
院门后的母鸡忽然叫了一声，刺破了沉闷的空气。
小楠抬头看了看程母，又看了看我。
我笑了一下，想说什么，嗓子眼发堵，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下午三点，小楠自己背上了书包。
她走到程母面前跪下，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红了。
程母把她拉起来，替她擦了眼泪。
小楠走到我面前。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她穿着程母连夜改小的碎花衣裳，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站在院门口。
太阳从她身后照进来，她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她看着我，眼眶里泪光在打转，却忍着没有让一滴掉下来。
她从脖子上解下那只银锁，挂在我掌心里，用小而温热的手合拢了我的手指。
“锁给你。”她说，声音里带着鼻音，但后半句，含着泪，带着笑，“等我回来拿。”
她说走就走了。
郑国强替我拉开车门。
我站在那里，看着小楠钻进车座里，车门关上，车窗里露出她半张脸，没有回头。
车子发动，碾过院门口的碎石路，开上村道。
我忍了十几步，终究没有忍住，扔下银锁发了疯似的追上去，追着那辆越来越远的小轿车，一直追出村口那条长长土路。
车子没有停，没有减速。
我跑得嗓子发甜，胃里翻涌，整个人摔在路边的水沟里。
膝盖磕在石头上，剧痛，隔着裤子往外渗血。
我挣扎着爬起来，看见那辆轿车在路的尽头转了一个弯，消失了。
只有扬起的黄尘还在空中浮着，久久不散。
04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锁挂在自己脖子上，挂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程父在灶房门口拦住了我：“拿去还她。”我说：“她要回来拿。”程父抬眼看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泛起了红丝：“别等了。早晚是要还的。”我没理他。
小楠走了之后，程母像是被人抽掉了魂。
她每天早晨还是早早起床，给全家人做早饭，饭桌上会多摆一副碗筷。
等回过神来，又默默收回去。
她开始给我纳鞋底，一双接一双，给我纳，也给小楠纳。
她嘴里念叨：“小楠的脚得长多大码了，去年十三岁穿三十五，今年该三十六了。”她没有等到小楠穿那双鞋的码数。
小楠被接走后的第六年，程母的病又犯了。
这一次来势汹汹，县医院的大夫摇着头说，晚了。
她住院期间，我拨通了郑国强留下的唯一一个电话。
电话通了。
程母在病床上拼命摆手，她说不出口。
我握紧听筒说：“我娘想听听小楠的声音，只说一句。”郑国强沉默了很久，说：“小楠马上中考了，不能分心。”电话挂了。
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前，手里攥着听筒，指甲嵌进掌心，恨不得捏碎了那玩意儿。
程母走的那天是腊月十九。
雪下得不大，稀稀拉拉的。
她走得还算安详，没有受太多的罪。
整理她遗物的时候，我在她枕头的最底层，摸到一双小布鞋。
鞋面是红底碎花的，千层底纳得密密麻麻，比她的手掌大不了多少。
那鞋大概做了很多年，改了又改，拆了又拆，又重纳过好几回。
程母走前还惦记着，等小楠回来，能有一双合脚的鞋穿。
出殡那天，程父走在队伍最前头，腰弯得厉害，像一个忽然被抽去了骨架的人。
他扛着引魂幡，在雪地里走得几步一跄，却没有让那根幡倒下。
我走在他身后，看见他花白的后脑勺上落满了雪花。
那头雪白的头发，竟跟漫天的雪混在一块儿，分不清哪些是雪，哪些是岁月。
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娘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小楠没有回来。
郑家给我回了一个电话，说高铁票买好了，但郑娅楠在学校发高烧，赶不回来。
我摔了电话，脸冲着墙，眼泪流了一脸。
恨意像雪一样漫上来，没有来由，堵得胸口发慌。
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那真的只是巧合。
程母走后第三年，我结了婚。
妻子梁雪梅是隔壁村的，人爽利，嘴快，心里热。
她过门那天，我翻出柜子里那双小布鞋，在手里攥了半天，又塞了回去。
梁雪梅看见了，没问。
过了几天，她在柜底翻出一块红布包着的银锁，拿起来看了看，又包好放回去。
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以为你忘不了以前处的对象。直到你爹跟我说了那丫头的事。”
梁雪梅是个聪明人，什么都看得明白。
她从来没有逼我把银锁处理掉。
她只是偶尔在赶集日看到有小姑娘路过，会拿眼神偷偷瞟我。
我总装作没看见。
其实我看见了。
每一个走过去的孩子，都像小楠。
可我愣是没资格追上去。
05
小楠被接走后的十来年，我没有再去打扰过她。
起先是想去，去了被拦了；后来是恨，恨郑国强，恨那辆开走的轿车，恨自己没能把钱凑齐；再后来，恨慢慢变成一种钝钝的痛，白天干活想不起来，夜里翻个身就碰着了。
我常常做一个梦。
梦里她回来了，还穿着那件碎花衣裳，站在院子里。
院门开着，阳光从她背后罩进来，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她说哥，我回来拿我的锁了。
我举着银锁朝她走过去，可怎么也走不到她面前。
每次醒来，银锁还在枕头底下压着，时间久了棱角都磨亮了。
梁雪梅过门第二年，我在县城送货途中，在城东小学门口看见一个女人。
背影瘦瘦的，扎着马尾辫，弯着腰在跟一个小女孩说话。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几乎要把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冲下去。
那个女人直起身转过头来，不是她。
我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大口喘气，那天的阳光很好，车外的孩子们嬉笑着跑过斑马线。
有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拍我的车窗，问我叔叔你为什么哭。
我说沙子迷眼睛了。
程父那些年沉默得像个哑巴。
我们父子俩很少说话，不是因为恨。
是因为打开话头，就要碰那块谁都没愈合的旧伤口。
隔三岔五，他还是会去一趟镇上，买点儿东西，寄到省城去，写的是韩艳红的地址。
里面是些花椒、核桃，还有自家晒的干豆角。
一封给郑娅楠的信都没有。
程父一辈子没上过多少学，写不成信。
他只是寄东西，固执地寄着，仿佛那些东西一定能被送到她手上似的。
我不确定她去省城后那些年过得好不好。
但从郑国强领她走的那天起，她就跟我们走散了。
我不知道她在省城读的是哪所中学、哪所大学，也不知道她学了什么专业。
所有关于她的消息都是郑家零零碎碎传过来的，今天说小楠成绩考了年级第一，明天说小楠拿了什么奖项。
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一盏灯，只能看见那一片光亮，看不清光里的人。
06
那年春天，村委会的大喇叭忽然热闹起来。
说市里组织了一个什么乡村振兴调研考察团，要到咱们镇来看几个村的发展情况。
柳河村是其中一个点。
村主任大刘挨家挨户通知，让各家把房前屋后收拾干净，别丢人。
我心里没当回事。
村里那点柑橘树，靠天吃饭，有什么好看的。
大刘压低嗓门说了句：“听说带队的组长姓郑。”我手里的锹没拿稳，锹头砸在地上砸出一声闷响：“哪个郑？”
“名字叫郑娅楠，是市农业农村局来的人。”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多少年没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
郑娅楠，郑娅楠。
我在心里慢慢念着这三个字，像嚼一颗生涩的梅子，酸的、苦的、涩的，一齐涌上喉咙。
我一声没吭，把锹扛起来，转身大步往家走。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里屋，把那块红布包的银锁取出来。
红布已经褪了色，褶皱处像浸过水。
我攥着银锁在手里坐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梁雪梅收工回来喊我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没怎么说话。
梁雪梅把一碗面搁在我面前，轻轻问了一句：“她要回来了？”我抬头看了她一眼：“谁？”梁雪梅没接话，把筷子塞进我手里：“吃吧，面坨了。”我埋头吃了几口，放下碗筷：“我明天上蜂场住几天。”梁雪梅没拦我，只是说了句：“你藏到天上去，她还是你妹子。”我装作没听见，背起蛇皮袋，连夜上了山。
蜂场在村后的山坡上，十几箱蜂，是我的副业。
白天忙活起来还好，可到了晚上，山里静得让人发毛。
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天快要亮的时候才眯过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小楠还是十三岁的样子，穿着那件碎花衣裳，站在院门口。
我想拉住她，她笑着往后退。
院子里亮着灯，屋里传来程母的声音，说小楠快进屋，外面冷。
可我喊不出声来，使劲喊，怎么喊都是哑的。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第二天，镇上的大喇叭开始反复广播考察团到访的路线和时间。
说是后天上午十点从高速下来，先去镇上开会，下午到柳河村看柑橘产业和村容村貌。
大刘又来找我，让我当个向导。
“你养蜂种橘子种得好，村里数你最懂。”我说我腿脚不好。
大刘斜着眼看我的膝盖：“你上回挑粪狂奔三里的腿脚不好？”他把名单拍在桌上：“后天上午八点半，不许迟到。”
第三天一早，梁雪梅把我拽起来，逼我换上一件干净的旧夹克。
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夹克袖口磨得发白，领子洗得有点泄了。
梁雪梅站在一旁，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干净的毛巾，让我把头发擦一擦。
我从她手里接过毛巾的时候，她忽然伸手理了一下我的衣领：“别再当锯了嘴的葫芦了。”我没有接话，把红布包往怀里揣了揣，出了门。
村口的灰路扫得干干净净。
道两边还摆了两排盆栽花草，镇上的干部前前后后地忙着。
村主任大刘让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土特产摆出来。
我没人指派，就蹲在家门口的石墩上削竹签，串了几串腊肉，拿去挂在村口路边的架子上。
心里五味杂陈。
十点二十分，车子到了。
三辆黑色轿车，打着双闪，从水泥路的尽头缓缓开过来。
围观的人群齐刷刷往前涌，我也被裹在人潮里，往前被推搡了几步。
越过人头，我看见她从第一辆车上下来。
灰色休闲西装，深色直筒裤，黑发束成低马尾。
十来年过去，她脸上褪去了青涩。
她站在车门边，跟身边的领导低声交谈着什么，没往人群里看。
我的心跳得厉害，那熟悉又陌生的轮廓，让我的眼眶一阵发热。
我往后退了一步，再退一步，最后退到了人墙的最后面。
那里有一面低矮的土墙，墙根底下码着几捆干柴。
我蹲在柴堆后面，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
烟味呛人，我吸了两口就掐灭了，手心全是汗。
隔了一段距离，她跟着镇村干部沿着村道走，一路看路边摆出来的农产品。
柑橘、腊肉、土鸡蛋，她在一个摊位前停下来，拿起一颗柑橘仔细看了一会儿，问了两句什么。
围在她身边的人笑着应答。
她点了点头，又继续往前走，并没有要往人群外头看的意思。
我松了一口气，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我说不上希望她认出我来，还是不希望她认出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