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笑｜史语所迁川背后的人物与社会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欧洲战场与东方战场，风云变幻。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日本逼迫法、英将统治下的滇越、滇缅铁路禁运，企图切断援华路线，云南形势严峻。6月，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在内的众多科研机构和高校，接到国民政府密令，需进一步向安全地带转移。众所周知，史语所存有大批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所长傅斯年的领导之下，史语所转运文物资料离开南京，迁湘，迁滇，1938年驻足昆明北郊龙泉镇，所内同仁已做好在此长期安家的准备。接此命令，对这些历经漂泊转徙的学人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1940年10月起，史语所将人员和图书资料分作十五批，陆续转运至位于今天四川省宜宾市境内、长江边的李庄镇。新的所址不在镇上，尚在李庄西南山中的板栗坳，外人到访，需要沿着江边南行一段，再登五百余级石阶入山。他们租下张氏民居作为新的所址，在艰困的村居生活中度过六年岁月，直至抗战胜利，复员东归。

1940年底，史语所人员陆续迁至四川李庄西南的山村板栗坳。图为板栗坳牌坊头。石璋如摄。

关于史语所留驻李庄期间的故事，近年来随着学者、作家的开掘，已经有一系列成果问世。这些孜孜不倦地探寻与书写，使学者们在艰困中潜心治学的精神得以发扬，也让李庄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的接纳和互动，被越来越多地看见。但是在精彩纷呈的记述中，仍有一些相对薄弱的地方。譬如关于史语所由昆明迁川的过程，我们就所知不多。而李庄，这个据说是傅斯年为求安全而苦心找寻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究竟是如何选定的？李庄位于长江边，有着相对便利的水路航运，但毕竟是一方小镇。无论是人员规模、物资的流通，还是医疗卫生条件，都远远不能和成都、重庆这样的都会相比。我们很难想象八十年多前的战争期间，收到迁徙命令的傅斯年，如何能够快速地远距离获取地方的信息，在西南茫茫山地之外，找到这样一处“桃花源”——它需要交通便利而又相对隐蔽，有相当的面积储藏图书等研究资料，还能够安置史语所同仁及眷属这近百的人口。

2025年1月，我在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语所查找档案的过程中，注意到一套名为“本所廿九年由昆明至南溪迁移始末”的卷宗，厚达一百多页。这套卷宗内容相当丰富，包含了史语所自昆明迁川工作的整体流程，譬如运输的组织，途中货车及轮船倾覆两次事件的经过，先遣人员在李庄的实地踏勘，种种情形。从内容上推断，卷宗大概系搬迁结束后，史语所向上级部门提交的报告。难得的是，其中抄录了不少往来信件，为重建当时的交涉过程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本文拟以卷宗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已公开的史料，对史语所所址选定背后的人与事加以考察。

李庄是如何“发现”的？

生活在当代社会，要想找一处房子，涉及获取房源信息、实地看房、签订合同等流程，依赖的是专业化的房产中介和网络基础建设。一言蔽之，最重要的是获取信息。八十多年前的史语所迁川，概莫能外。只不过异地迁徙，又值战争年代交通的不便，极大增加了其中的难度。远在昆明的史语所，是如何“发现”李庄的呢？

在已公开的材料中，与新所址的选定关系最为密切的档案，有两件。《傅斯年遗札》所收录的一封电报，最早透露出“房源”已经锁定、新的所址将落脚李庄的信息。1940年8月13日，傅斯年致电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字子杰）：“惠书敬悉，盛情极感。所示南溪李庄张家大院情形，与敝所适宜，请即电知专员公署保留，至荷。又此间各学术小机关四五，拟与敝所同迁一区，即派敝所专员芮逸夫君前往查看……”这里初次透露，傅斯年已从郭有守处获知，南溪县（今宜宾市南溪区）境内李庄的张家大院，具备容纳史语所等机构的空间，至于到底条件如何，尚需眼见为实，遂委派人类学家芮逸夫前往查看。

芮逸夫致傅斯年信函，报告李庄看房情况，并附手绘李庄形势图。

然而此事却要等到一个多月后才有了回响。在《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中，收录了1940年9月26日，芮逸夫由宜宾发回的信。在这封信里，芮逸夫汇报实地查看情形，内容包括了李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而“今所看定之张家大院两处，均不在镇上”。按照他的介绍，这两处大院，一处在李庄镇以西六里的山上，即后来史语所迁入的板栗坳，有大房子七座，其中三座可腾让；一处在李庄镇东三里的穆坝，有大房子两院，可腾让一院半。由此信可知，郭有守致电告知傅斯年的“张家大院”，只是一处笼统的称呼。经过芮逸夫实地探查，两处可能的选址，均名为“张家大院”。结合李庄的地方经验，我们知道，“某家大院”多为乡场上对建有气派宅院的地主之家的称呼。光是在李庄镇上，就有羊街的姚家大院、刘家大院、杨家大院等等。而隐于张家大院背后的，正是李庄张氏家族。据民国年间编写的《南溪县志》，“李庄以张氏为豪族”，始迁祖张庆自明代万历年间由湖北入川，居县北观音铺，后迁李庄。经过数百年繁衍生息，族众聚居地分布在李庄周边的板栗坳、宋嘴、穆坝等地——上述地点的描述，与芮逸夫所看的两处张家大院相印证。岱峻在《发现李庄》中，曾引述受聘于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的方俊的回忆，称李庄“是地主张家的天下”，张家的头面人物张官周、张访琴是“可以左右一切的人物”，外来的同济大学在此的一切事情都要与他们商量。不仅如此，张官周、张访琴后亦多见于和史语所有关的史料。史语所在李庄站稳脚跟后，聘张官周为李庄办事处主任，显然借重张官周的地方影响力，来与地方周旋、磨合。

张官周，李庄张家的头面人物之一，1941年中央研究院聘为李庄办事处主任。石璋如摄。

这里的疑问是，早在芮逸夫抵达李庄看房前一个多月，“张家大院”就已被郭有守通报给傅斯年。如果不是有深入当地的人脉，位居省政府一级的官员郭有守，如何能够预先了解在这样远离主要城市的乡镇，房主有将房屋出让的意愿？在同迁李庄的教育机构里，同济大学的迁川线索比较清楚。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是留德的造纸工程师与实业家，抗战爆发后，他创办的中元造纸厂几经迁徙，落脚在宜宾。1940年，正是他受同济大学的委托，在宜宾、南溪一带寻找校址。当时宜宾人口拥挤无法安置，南溪县城空房较多，但南溪士绅又不乐意接受，最后选定了李庄。在史语所迁川这条脉络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地方层次上，至少存在着一位或多位关键的介绍人，能够将当地的信息与来自省一级的需求相接榫。这样的介绍人，会是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吗？

李庄张家

我在傅斯年图书馆所查阅的这个卷宗，为解答上述疑问提供了新的材料。首先，史语所的新所址之所以落脚李庄，并非“一蹴而就”。在找房的过程中，史语所曾经考虑过贵州境内的相应地点。原来，抗战爆发后，存放于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分三路西迁，其中的南线文物一路辗转，于1939年初移驻在贵州安顺的华严洞。这份卷宗在叙述迁移原委的部分，有“先向贵州找房”一节，其中抄录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致李济的电文及信函，后者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兼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来函表示，“华严洞左房屋一所（其中六间）及附近之窑洞，前为军事委员会电务股办公处所，两月前该股移至重庆”，遂将房舍空出。在政府机关西迁的背景下，窑洞或便于隐蔽和存放物资，一时也变得极为抢手，谋求占用的机关很多。于是在史语所档案中，直到1940年9月初，傅斯年、李济仍然在联名致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请求将华严洞附近的房屋拨给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以便“存放古物及办公之用”。其结果却不如人意，经多方交涉，此处房屋最终为贵州省保安二团占用，“迁黔之议遂罢”。这个时间点，距离史语所自昆明发出第一批入川的车队，已经不到一个月。如果没有华严洞这个流产的方案，傅斯年是否还会选择李庄？历史不能假设。但回到1940年，对于一个外来机构而言，寻求异地安置，只能依靠现成的人际网络，其效率取决于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流转的路径。显然，来自南溪李庄的反馈，给史语所带来了曙光。

正是在芮逸夫抵达李庄踏查、交涉房源的细节中，有了更多新的发现。卷宗中所抄录的多封信函或电文，提示出芮逸夫在当地的工作，需联络诸多“话事人”，由此揭开一个环环相扣的社会网络。其中一封未署日期的电文，首次提及作为中间人的“李庄大房子张家”，推断发出时间应在9月17至24日之间。转录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先电问宜宾所得税分处（民权街六号）周辉远，问李庄大房子张家有人在叙否（大 张云九 三 张精一 五 张访琴 六 张官周）如有人在叙，请周介绍前往看房。宜宾民权街六号周辉远。中央研究院拟移李庄大房子，请代介绍芮君前往视察。颖。

我们来读一下这封电报：最末的“颖”字，应为电文发出者，其人待考。周辉远的身份不详，应系中间人在当地的熟人之一。“叙”指叙府，为宜宾代称。显然，电文中指示“李庄大房子张家”，即为中央研究院拟迁往的相关房屋所有人或代理人，且详细罗列了张家兄弟姓名与排行：张云九（老大）、张精一（老三）、张访琴（老五）、张官周（老六）。他们的父亲、“大房子张家”的家长为张学儒（字席珍，1871-1928），是李庄著名的士绅，他与原配严氏及继室王宪群共育有七子五女，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又以张访琴和张官周在李庄社会中最有影响，如张官周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曾担任李庄两级小学校长、南溪县第三区署区长等职。所谓“大房子”，实是张学儒营建的一处依山而建、外有高大围墙的气派庄园，距李庄古镇约两公里。2026年7月，笔者在李庄拜访张官周之子、八十岁的老人张仲杰时，由他领着实地走访“大房子”原址，虽已破败，还能依稀可辨当年的恢弘结构。抗战期间，大房子因为面积较大，曾收容过避居李庄的四川省立宜宾中学的师生。电文中所说“中央研究院拟移李庄大房子”，不准确，然而落脚在板栗坳，又的确绕不开“大房子张家”的介绍。为什么呢？据《张氏族谱》，张访琴、张官周一系出自衡玉公张璿，而板栗坳张氏出自焕玉公张瑶一系，两支都源出南溪张氏六世祖震阳公一房。张氏兄弟在当地的豪绅地位，以及他们与板栗坳张氏的亲族关系，使他们有条件充当中间人，为史语所代觅房源。从史语所“进入”李庄的角度，这一封电文具有“开门见山”的地位。

9月20日，搬迁工作已箭在弦上，史语所在芮逸夫之外，又增派图书管理员王育伊前往李庄，“查看房屋以便迁移之计”。9月28日下午，王育伊发信给傅斯年。信中提及在接洽过程中，他拜会地方官长与实力人物：

伊于昨日上午与芮逸夫先生同来李庄……李庄地方当局，除第三区区长曾君昨已拜访过外，其余联保主任张君今日当往一访。地方人士，已访过益德小学校长张访琴君，系梁先生之表兄。昨持梁先生介绍函往见，据张君称，板栗坳三院，其二已无问题，但芮先生探其租价时，张君却未说明，说日内将赴安宁镇，访梁仲粟先生，约一周始回，回后再说。

当时的士绅，多有兴学之举，无怪乎张访琴有“益德小学校长”之头衔。张氏兄弟之母王宪群后来还在李庄创办私立宪群女子中学，以张访琴为校长，张官周为董事长，成为今日李庄中学之前身。在此之外，该信中提到了一位安宁镇的“梁仲粟先生”，他的介绍函，是王育伊被引荐给张访琴、打开李庄地方社会的关键。安宁镇，亦作“安宁桥”，今为四川宜宾市所辖长宁县的所在地。

傅斯年

9月30日，芮逸夫再次致信傅斯年，报告租房合同签订、史语所李庄办事处设立等各项新进展。在此抄录其中与本文主旨有关的内容：

孟真先生，所长：廿九日电示奉悉。谨按所示六条分陈如左：（一）板栗坳。张家大院房屋已与六区冷熏南专员，南溪叶书麟县长，李庄曾与九区长洽妥，当不至有变。（同济最近又曾来看该处房屋，已为专署所拒，告其另觅矣）订约一节，因必须待梁颖文先生介绍之张访琴先生（已晤过数次，帮忙甚热心，在李庄其本族均有潜势力）前来决定，现王育伊适因事离李庄，故须稍俟，始能成约。押租当可不接授，大约仍可照龙泉镇办法，每期预付半年租金或至多预付一年。（二）在板栗坳除已看定之三院房屋（中有两院已允全部腾让，尚有一院房主欲保留一小部分，尚在托劝让中）外，另有一院有腾让可能，正在商洽中。如此院能让，则博物院及营造学社，均可不事旁求矣……

结合上面几封信，可知张家大院的事先接洽安排，确与张访琴、张官周昆仲的奔走联络、居间运作有关。在后来芮逸夫与板栗坳张家诸人签订的六份租房合同中，张氏兄弟，连同族内同辈、李庄文化乡乡长张明渊、时任李庄镇区长曾昭龄，均出现在其中的“证人”一栏。至此，史语所从“发现”李庄到选址板栗坳的“协商”过程，大体梳理清楚。在各家对史语所迁川一事的叙述上，于此节大多语焉不详，或者将史语所与地方社会的沟通，附着在同济大学的线索上。至少就史语所卷宗来看，这是靠不住的。在房源的寻找上，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实是竞争关系。王育伊于10月7日致傅斯年信中，报告有如下事项：

本月四号，李庄镇区长曾君来办事处，称有同济大学代表钱某前来李庄觅屋，钱某系同济校友，在叙做事。此来系受该校委托，全权代表该校。到李庄后云，奉到教育部指令，指定张家大院为同济校址，过来查看。曾君暨张家各房东皆对以板栗坳、穆坝数处房子悉经中研院租定，钱某犹欲一看方罢，业已前往板栗坳矣。曾君并请育伊与钱君一面，向其说明，以免地方人士为难。育伊当即前赴区署，由曾君介绍见到钱某，钱某谓板栗坳、穆坝诸处房子只合与学术机关之用，不合学校之用，且既经中研院租定，同济自然不便争夺……

我们可以读出如下信息：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史语所已完成租房合同签订后，同济校友钱子宁“奉到教育部指令”，竟然也找到了板栗坳的房源，双方险些扯皮，这就是9月30日信中也曾提及的“同济最近又曾来看该处房屋，已为专署所拒，告其另觅矣”一事。那么史语所迁李庄的背后，与同济大学分属不同的信息渠道和人脉，应该没有疑问了。

谁是梁颖文？

在王育伊及芮逸夫的信中，两度提及一位重要的中间人，梁颖文（梁仲粟）。我就此人询问过多位治近代史的朋友，都了解不多。纵然他称不上是民国政坛的中心人物，但也并非无名之辈，可惜研究尚不充分。据民国政府资料库，梁颖文的公职经历包括：1925年留德期间，署理民国政府驻德国使馆主事。1943年至1946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48年，先后任行政院参事、副秘书长、主计部副主计长。他为何会出现在芮逸夫等人的书信中，成为史语所与李庄张家“接头”时绕不开的人物呢？我试图透过一些有关他生平的片段，把证据链搭建得更加完整。

梁颖文（1897-1971），字仲粟，出自距南溪李庄不远的长宁县梁氏家族。梁家本以经商起家，经过数代传承，养成诗书传家的风气，名士辈出。父亲梁正麟，字叔子，是长宁有名的士绅。在梁颖文的人生轨迹中，先后求学北大与留学德国的两段经历，让他得以跻身全国性精英行列。梁颖文1917年入读北大史学门，在五四运动中，他加入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宅，并因此被当局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表弟梁彬文。傅斯年当时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是否在此时就结识了梁颖文呢？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梁颖文此后留学德国的经历，据刘悦、杜卫华《近现代柏林中国学人考》一书的整理，他于1923年冬季学期注册入学就读，1930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贸易政策中的隐藏保护”。梁颖文的夫人赵懋华（1896-1985）也值得注意。赵为四川南溪人，1920年成为北京大学第一批以旁听身份入校就读的女生，随后留学柏林，学习哲学。1932年，她以《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一文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抗战期间，她以女性社会活动家知名。

当梁颖文留德期间，北大校友傅斯年也于1923年秋季来到柏林学习，直至1926年冬回国。两人在北大与德国的求学轨迹，有着时间上的重叠。这不禁让人联想：倘若两人在早年求学时期就已认识，那么在1940年6月后的这段时间里，会否就是傅斯年向梁颖文求助，请他帮忙在四川当地寻找所址的呢？目前还未看到两人就此事商讨的信函。但如果加入空间的因素，即梁、赵夫妇所生长的长宁、南溪两地，均毗邻李庄，有着人脉上的便利，向梁颖文寻求帮助的可能性是合乎情理的。对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查《傅斯年遗札》所收书信，收件人为“梁颖文”的，仅有一封，系于1948年，这时候梁颖文已经在行政院任职，尚缺乏说服力；不过，1926年11月9日，时在柏林的傅斯年有一封写给同样留德的北大朋友罗家伦的信。欧游多年，正拟东归，傅斯年在信中有一句提及“本来走不大成，实赖仲粟帮忙，故日内最感苦痛者此也”。“仲粟”，即梁颖文的字。这是两人在早期即有明确交往的证据。有意思的是，最迟在留德时期，傅斯年与留学巴黎的北大校友郭有守也有交往。1925年底，傅斯年致罗家伦信中，有“要是老陈（寅恪）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郭有守）、陈泮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等语。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史语所迁李庄一事上，出力甚多的郭有守、梁颖文，原来早在十五年前一群穷学生留学的时期，便是傅斯年的老熟人。在柏林时期，傅斯年和梁颖文还有着高度重叠的朋友圈。据高山杉的考证，梁颖文、赵懋华与傅斯年的另一挚友、后来成为傅的内兄的俞大维相交甚密。梁、赵夫妇被俞大维儿子认作干爸和干妈。诸多证据都表明，傅、梁最迟在德国留学时期已经订交。

1933年6月9日，俞大维电蒋介石，称梁颖文已自德返国到京，请示应否嘱其赴赣报告。

梁颖文的留德经历，成为他人生轨迹中由学而政的重要一环。大革命以后，掌权的蒋介石开始大力借鉴德国的军事和工业发展模式，包括俞大维在内的一批留德人员受到重用，成为国民政府国防和经济现代化的中坚力量。1928年，柏林公使馆成立商务处，负责中国政府对德的武器及工业材料采购，俞大维成为领导者，密友梁颖文成为公使馆的商务参赞，在蒋介石的对德外交沟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3年，梁颖文正式回国，成为蒋介石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常务委员，其后数年的工作重心在中德贸易上。1939年10月，蒋介石以最高统帅兼任四川省主席，其统治势力进一步向省内渗透。梁颖文作为追随蒋的幕僚，又是川籍人士，此时的任职轨迹便重回四川省。1940年10月，梁颖文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郭有守与他同为省政府委员，并任教育厅长——这一时间点，正是史语所派芮逸夫等人赴李庄探查所址前后。1941年，梁颖文被任命为重庆大学校长。尽管这一决定遭遇了重大学生发起“拒梁”运动加以抵制，梁最终未能上任，但在时人眼中，梁是深得蒋信任的嫡系人马。如此看来，梁颖文、赵懋华夫妇在国民政府高层人脉深厚，在川南地方又有其家族根基。在史语所迁川一事上，傅斯年极有可能——或间接通过郭有守——向梁颖文求助。无论如何，值此梁颖文重回四川政界之时，芮逸夫也自泸州沿长江上溯，来到李庄。入境烧香，进庙拜佛，他需持梁颖文的介绍函寻求引荐，就不难理解了。

川南名士梁叔子

行文至此，我们业已揭示了由傅斯年、郭有守和梁颖文多年交谊所串联起的人际网络，使信息流动于象征国家的“中央研究院”与代表地方的省级层面。1940年，当史语所举目四望寻找安身之所时，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奥援，使李庄这一选项，摆在了史语所的面前。而完成这场信息传递，将触角伸展到县以下的乡镇层级，还需要“临门一脚”。在前面引述的王育伊信函中，提示了一个关键的线索——李庄的实力人物张访琴是梁颖文的表兄。这层姻亲关系，对于理解史语所等学术机构何以会找到李庄这个地方，实是要害关节。宜宾记者郎麟广为搜集史语所留居李庄期间的人事，并以此为主题，完成了她的非虚构写作《关山万重》。书中曾对川南一带的风雅人物梁正麟（梁叔子，梁颖文之父）与史语所诸君的来往加以渲染。我向郎麟求教，得到她告知：“梁、张两家为两代姻亲关系。梁叔子的夫人是张访琴的姑姑，梁的女儿又是张访琴的续房。”张官周之子张仲杰的说法有些差异。据他说，自己的“梁五姑婆”（族谱上记载为张学眉，张席珍之妹），是从梁家“抱”（收寄）过来的。无论如何，两家确有深厚的渊源。如此，前文史料中的种种不明之处便迎刃而解：为何外人至李庄，需持梁颖文的介绍信函去拜会张访琴；为何张氏兄弟有关租约的意向，需待赴长宁县请示梁颖文而后定。梁、张两家的联姻，是川南两大世家的联合，在当地原本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而后随着政权变局，消失在汹涌的时代浪影里。

梁正麟

考索至此，史语所迁川的谜底已水落石出，本应搁笔。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当我正为追踪梁颖文而欣喜的时候，一则出自艺术史家谭旦冏的回忆材料出现了。1941年，同样迁在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拟开展旧工艺的调查。原本学习美术的谭旦冏，因为和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梁思永是连襟，得其推荐，而加入中博院从事该项工作。在其晚年所著的《旧工艺新探採》一书中，谭旦冏回首当时支撑调查得以开展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正是在“人和”这一层，他意识到要在战时的四川闯江湖，实有赖于一张看不见的关系网络：

第一期由江安出发到川南各县镇去作调查工作前，在李庄除了办公文请四川省政府通知各地方政府，赐予协助外；私人方面，仍托请张家老五（姑隐其名），在各地帮会的老大，预为私容，说明我们这次调查，仅系为将来报告及陈列用，绝无查税、征夫等公务。

结合前引1940年9月的信件，我们已知道，张家兄弟中，在李庄本族“潜有势力”的张访琴，正是排行老五。这里虽然“姑隐其名”，但张访琴的牌底已经被翻开——他一边担任益德小学校长，同时也在袍哥一类的帮会组织中有其地位。我们借此得知川南社会运行着的非正式规则。谭旦冏又忆及赴江安调查竹器制造工艺时，实有赖于当地一家“珙长公司”，不仅该公司的员工在当地及川南一带人事上有很好的关系，能提供外出考察的便利，“就是以后在川南各地所搜集的标本等，也由该公司代收转运”。为何珙长公司有如此的地方权势呢？原来，“珙长公司是以产销煤矿为主，兼及矿业，产地也多在我前往调查的路线上，珙长公司内李庄张家也有股份，董事长为长宁桥梁叔子老先生，也是李庄张老五的丈人”。谭旦冏的这段材料，本作为一段轶事，却为我们提供了长宁梁家与李庄张家关系的重要佐证。1941年11月4日，谭旦冏还参与了为梁正麟祝寿的活动：

当我在江安告一段落，十一月一日乘木船上行，经一日始抵安宁桥，翌日往栋之上拜谒梁叔子老先生，相与叙谈甚欢。三日再往，为梁先生画一彩色半身像。……四日为梁老先生七旬大庆，其亲友们多来祝贺，张老五夫妇也提早来到，我也参加其盛会，遇见不少的关系人物。因为梁老先生是川南各县镇地方上的首脑人物，我这次能顺利的进行调查工作，实系他们协助之力。

作为川南地方树大根深的人物，梁正麟的七旬大庆极为风光。郎麟在书中还提及一个细节，为这次祝寿，蒋介石曾送过贺辞，何应钦则送过贺联，这多半是照顾梁颖文的面子而送上一份人情。不过，梁正麟不仅仅作为梁颖文的老太爷而沾光，他本身是四川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人物。梁正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试中拔贡，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知县、知州、知府。入民国，任四川军政府参事、广西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四川上川南道道尹、省政府秘书长、省盐运使、眉山督察专员等职。梁正麟的仕宦跨越晚清民国，历经川省的军阀更迭而屹立不倒，在政治上十分老练。借由谭旦冏的记录，我们还知道到了1940年代，他借由珙长公司（应得名自珙县和长宁两地）来经营地方，此外，他还是民国《长宁县志》的编修者，由其出资创办的长宁培风中学也延续至今。在他的身上，似乎比他那地位显赫的儿子，更丰富地呈现了川南社会精英的复杂性。

因此，在有关史语所居李庄期间的材料里，处在省一级的梁颖文几乎是一个隐身的人物，反倒是退居乡里的梁正麟，多次出现在大家的记述中。对寄居在板栗坳的史语所同仁而言，梁叔子是川中“老名士也”，是在书画、金石领域有相当造诣的地方贤达。与他的交往方式也颇为风雅，通常是梁“赠律诗一首，写一条幅寄来”，而自己则为之作画（见王献唐《平乐印庐日记》）。而这种读书人之间应答酬唱的背后，离不开梁及其家族在当地社会经济中的实际影响力。下至谭旦冏这样的研究者，上至所长傅斯年，恐怕都不能忽视这层关系的经营。傅斯年在李庄期间，写下的文字极少，但其中就有一篇《亟庐诗钞叙》，是为南溪县文人钟致和身后所集诗稿所作。一向持论严苛的傅斯年在文中对南溪一县的文风士习赞誉有加：“晚来南溪，暂获栖止，盖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而钟致和先生尤一时之大雅也……夫一邑之人才如此盛，一家诗章之可传如此之多，足征今之世运在乎西南方。”钟致和生前任教于南溪、宜宾，一生作育英才，是民国《南溪县志》的主修者。但他已于1941年去世，傅斯年与他照理没有任何交情，为什么会写这篇应酬文字？原来《亟庐诗钞》系由其亲友朋门人发起刊行，“张子访琴、官周昆仲征词于余”，且“梁仲子世丈已有序述其妙美好词者”。仲子者，叔子之兄弟也，本名梁正矩，其子正是前文已提及、和梁颖文一同就读北大的梁彬文，后留法学习，成为造纸工程师。可想而知，傅斯年既因梁颖文乃同学旧交，又兼史语所正寄居李庄，托庇于张家与梁家，当张访琴、张官周登门请求赐文时，这层人情恐怕是抹不开的。

写至此时，似乎已经超出了本文开篇时所关心的史语所如何“发现”李庄的故事，而转向了史语所如何“存在”于李庄。如果说，梁颖文与李庄张家的姻亲关系，将史语所的搬迁极富偶然性与戏剧性地导向了李庄，那么其父梁叔子所代表的川南地方精英与社会生态，才是潜行于当地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塑造着外来人的行动。无论是请客吃饭之类的应酬，还是外出考察、行走江湖，史语所学人都嵌入在这个网络中。这个网络意味着什么？不仅梁叔子身上混合了“老名士”与“董事长”这样的多重面相，即便张官周、张访琴一般被视为“地主”者，一方面在地方社会中深植势力，同时又是学人人文活动的赞助者，自己同时也兼具书画的修养与趣味。李庄的这段历史尽管已被反复咀嚼，但仍感余味，我想其中就在于这里既有外来学人发愤著书的故事，也有梁叔子、张官周、张访琴兄弟这样的地方士绅，如何与之互动，并将外来者包容进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不过，这已经是另外的文章了。

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