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美国已经丧失了其最大的力量

奥萨马·本·拉登想要摧毁人们对美国力量的信仰。25年后，他的梦想即将实现。

作者：阿里·苏凡

插图：本·希基

美国东部时间 2026 年 9 月 11 日上午 8:20

9/11委员会报告中最著名的结论或许是，美国未能阻止9/11袭击是由于“想象力的匮乏”。但就9/11委员会而言，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早在9·11事件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意识到奥萨马·本·拉登野心的可怕规模。2001年8月6日的总统每日简报中，就有一篇题为“本·拉登决心袭击美国”的文章，甚至提到了基地组织企图劫持美国飞机的意图。而这仅仅是当年总统简报中提及本·拉登或基地组织的36篇文章之一。

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9/11事件前后都参与了对基地组织的调查。根据我的经验，美国未能阻止9/11事件的主要原因并非缺乏想象力，而是 信任的缺失。美国的情报机构之间缺乏信任。事实上，他们甚至对同行隐瞒情报。虽然自袭击事件以来，这个问题有所改善，但新的、甚至更为严重的信任危机也随之出现。

正如9·11事件及其后续影响所表明的那样，美国的安全依赖于多种信任。盟友必须信任美国领导层。公民必须对政府充满信心。政策制定者必须相信美国最深层的规范和价值观。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却削弱了这些信任纽带。

这正是本·拉登试图达成的目标。他经常提及一本名为《野蛮的管理》的著作，该书被称作“基地组织手册”，书中回顾了罗马帝国在边境小部落持续施压下崩溃的历程。圣战分子的使命是让美国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通过摧毁世界对美国实力和理想的信任，将盟友变成敌人。

单凭9/11袭击事件本身并未实现这一目标。但25年后，美国自身的错误反而比本·拉登更接近目标的实现。

在9·11事件发生前几周，联邦调查局派我前往也门萨那，加入一个跨部门小组，调查基地组织谋杀17名美国水兵的案件。2000年10月，基地组织炸毁了停泊在也门港口的“科尔”号驱逐舰。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关于这次袭击的一系列细节，这些细节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2000年1月，在爆炸案策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两名基地组织成员携带3.6万美元现金离开也门前往泰国。两人最终都参与了袭击。几天后，第三名成员，也是级别更高的基地组织成员哈拉德，从马来西亚飞往泰国，取走了这笔钱。

我们知道基地组织一直在密谋袭击停泊在也门的美国军舰。那么，该组织为什么要将两名特工和大量现金转移出境呢？我们向美国情报界的合作伙伴寻求答案。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一样：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助于我们调查的信息。

9月11日那天，我还在萨那。远隔千里，我看到了五角大楼浓烟滚滚、世贸中心双子轰然倒塌，以及我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田野上散落的残骸。我和科尔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接到命令撤离也门。

第二天，我到了机场后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掌握了有关袭击事件的信息。我没有登机，而是赶往美国大使馆，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递给我一份文件，里面有我的团队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我们原以为那36000美元是给哈拉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钱显然是用来支付另外两名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米赫达尔和纳瓦夫·哈兹米——前往美国的旅费。他们此行的目的刚刚揭晓：米赫达尔和哈兹米正是劫持美国航空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的两名劫机者。

这两人已在美国待了数月，并留下了大量书面记录。正如中央情报局监察长和“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如果这些信息与科尔小组共享，这两名劫机者本可以被追踪并逮捕。基地组织所谓的“飞机行动”或许就能被阻止。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们当时掌握了相关情报，就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至今仍无法从发现真相的震惊中走出来。我想，我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阴影。

袭击发生后，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通力合作，展开全面调查，追查肇事者，并为政府的报复行动做好准备。在也门，我和一位同事审问了科尔案的嫌疑人阿布·詹达尔，从他那里获取了有关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关键信息。我们沿用了美国传统的审讯手法，假装是他的朋友，让他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所需的信息。

这些技巧果然奏效，一如既往。詹达尔指认了几名9·11劫机者是基地组织成员。这一信息使得乔治·W·布什总统得以向美国民众宣布本·拉登应对此次袭击负责。此外，这一信息也对说服穆斯林世界的几位领导人，尤其是巴基斯坦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同意入侵阿富汗起到了关键作用。

9/11事件的调查与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塔利班支持者的军事行动同步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嫌疑人落网。当时，人们仍然相信美国对袭击事件的回应将是冷静、审慎且以可靠的情报为依据的。然而，几个月后，我就彻底打消了这种想法。

到了2002年春天，我加入了另一个跨部门小组，开始审问阿布·祖拜达，他是个经常与基地组织合作的中间人，虽然他并非基地组织成员。我们刚坐下，他就自称“达乌德”。我笑了。我们识破了他的谎言。

“我叫你哈尼怎么样？”我用他小时候的昵称说道。祖拜达惊讶得合不拢嘴。他似乎意识到，如果他继续欺骗我们，我们肯定会识破，于是开始配合。不到一个小时，祖拜达就透露了一个正在酝酿的恐怖袭击阴谋的细节。我们把这些信息报告给了华盛顿，袭击被挫败了。祖拜达接着把所有关于“飞机行动”的信息都告诉了我们，包括幕后主使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身份。

经过大约十天卓有成效的审讯后，中央情报局反恐任务中心的一个小组和一名外部承包商抵达现场。该承包商声称他可以从祖拜达那里获取更多信息。他描述了一系列旨在将审讯者在祖拜达心中塑造成“上帝”的技巧。

承包商将祖拜达剥光衣服，在他的牢房里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并剥夺他的睡眠。这些手段后来被委婉地称为“强化审讯技术”。

必须认识到，这些技术手段并非中央情报局的惯常做法，也并非其大多数资深官员一丝不苟的工作成果。该机构传统的审讯程序，将合法讯问与充分的证据运用相结合，在未受无效酷刑手段干扰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事实上，9/11事件调查的许多早期突破，包括祖拜达案，都是在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协助下取得的。他们的宝贵工作绝不能与酷刑计划混为一谈，后者主要由承包商设计和实施。

面对这些未经证实的新手段，祖拜达立刻噤若寒蝉。这并不令人意外：大多数圣战恐怖分子都接受过训练，能够承受更加残酷的手段，包括人身暴力和性暴力。最终，承包商被撤回，跨部门小组获准再次审问祖拜达。他这才重新开口，供出了其他基地组织成员和同伙。

然而，这些新技术的推行者并不满意。他们坚称祖拜达是基地组织的高级官员，而非外部掮客，并将他牢房的温度调至最低。祖拜达再次拒绝开口，直到跨部门小组再次介入。这种拉锯战持续进行，直到承包商的手段变得极端而怪诞——其中一项甚至包括定制棺材，计划将祖拜达囚禁其中——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总部不愿再与这些技术有任何瓜葛。

酷刑计划不仅违背了美国的规范和价值观，还获取了虚假情报。祖拜达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这只是他众多谎言之一。后来，他告诉审讯人员，他那样说只是为了停止酷刑。

这些方法将暴力引入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无视了数十年来积累的有效审讯经验。它们也疏远了我们的盟友。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发现，该计划“对美国的公众形象，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在全球人权领域，尤其是在防止酷刑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审讯计划只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之一：它抛弃了宪法所体现的规范和价值观；美国对人权的承诺；以及更为务实的指导方针，例如陆军野战手册——这些手册中记载了我和我的同事在审讯詹达尔和祖拜达时使用的传统且高效的审讯方法。取而代之的是未经检验的临时性实验，这些实验似乎将复仇置于保护美国公民生命之上。中央情报局监察长没有指出任何一起迫在眉睫的阴谋是这些强化审讯技术真正挫败的。

该项目最终于2015年被国会取缔，但它仍在持续损害美国的安全。酷刑造成的错误情报影响了政策决策，其影响至今犹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促成了美国自9·11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月里，许多反恐专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被要求找出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联系。我也是其中之一。除了白天从事情报和反恐工作外，我每天晚上回到住处都会收到大量电子邮件，这些邮件都在试图证明根本不存在的联系。

强化审讯技术在寻找梦寐以求的线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破坏阿布·祖拜达审讯的同一名承包商也参与了对祖拜达同伙、基地组织成员伊本·谢赫·利比的审讯。我没有参与对利比的审讯，但据报道，他和祖拜达一样，一直按照传统方式配合调查。

承包商抵达后，利比在第三国遭受酷刑。利比后来坦白，他“决定捏造审讯人员想要的任何信息，以求获得更好的待遇，并避免被移交给”外国政府。其中一项捏造的谎言便是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政权之间的所谓联系。这成为决策者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的关键证据。

美国领导人发动阿富汗战争时，拥有明确的授权、有限的目标和广泛的联盟。相比之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目标模糊不清、野心勃勃，而且遭到了许多美国盟友的反对。这场战争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复仇战争——或者更糟，一场扩张帝国的战争。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发现，乔治·W·布什政府“屡次将未经证实、相互矛盾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情报当作事实来呈现”。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当伊拉克战争的虚假借口昭然若揭时，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直线下降，盟友的信心也随之动摇。此外，这场冲突正中基地组织下怀，为其核心叙事造势：西方及其爪牙正在对伊斯兰教发动一场划时代的战争。

入侵伊拉克、酷刑计划、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等监狱的屈辱条件、美国对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漠视——所有这些都成为恐怖分子强有力的招募工具。截至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可能只有几百名成员，其中大部分居住在阿富汗。如今，美国情报界估计该组织在全球拥有15000至28000名成员。

最终，美国将注意力和资源分散在两场战争中，注定了其在这两场战争中的失败。2011年，在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为伊斯兰国占领该国大部分地区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也逐渐偏离了2001年制定的有限目标。美国的政策变成了试图将阿富汗塑造成一个西方式的中央集权共和国，而不管阿富汗人民是否愿意。长达20年的这场注定失败的、带有救世主色彩的行动，最终使美国付出了约2.3万亿美元的代价；2219名美国军人的生命；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极大的信任。

在9·11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不久，美军最终从阿富汗撤军，这似乎是精心策划的，旨在展现美国实力在过去二十年间急剧衰落。绝望的阿富汗人紧紧抓住即将离去的飞机的画面，成为了美国这场旷日持久战争结束的标志性象征。正如1975年西贡陷落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撤离一样，这些场景将继续影响世界对美国实力、信誉和承诺的认知。

今年2月，美国在没有获得该地区盟友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很快，这场冲突就给许多盟友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损失，促使其中一些盟友开始质疑美国安全保障的价值。

一些此前满足于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美国盟友，如今已开始寻求其他替代方案。今年8月，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毫不掩饰土耳其此举的理由：“外部霸权势力进入该地区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们只会让问题更加尖锐，而且代价极其高昂。”

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也遭受了其他方面的损害。3月，随着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威胁的升级，美国国务院下令驻卡塔尔、巴林、约旦、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非紧急使馆人员撤离。与此同时，由于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的威胁和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和黎巴嫩大使馆的运作也长期受到阻碍。这些干扰加剧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今美国在该地区的活跃使馆数量远少于“9·11”事件之前。

这将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外交渠道一旦中断，军队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就会削弱，双边贸易和投资也会随之减少。情报机构将失去实地耳目。和平关系将更难维持。误判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即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疏远重要关系，它在其他地区的联盟关系中也造成了混乱。美国质疑其与日本的正式安全保障，并在伊朗战争爆发初期，将此前驻扎在日本的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撤回。大约在同一时间，据报道，华盛顿将原本部署在韩国的导弹防御拦截器转移到了中东。所有这些举动都可能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在欧洲，伊朗冲突可能分散了人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注意力和资源。据美联社报道，大量“爱国者”导弹已从欧洲运往中东。和平谈判陷入僵局，据称是因为美国的注意力突然转向伊朗。由于能源价格飙升，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和税收大幅增长，以至于一家著名智库将伊朗战争描述为“送给普京的一份经济大礼”。

这场冲突也恰逢美国昔日最坚定盟友对其信任度下降。今年5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在15个欧洲民主国家中，仅有11%的受访者仍然认为美国是盟友。随着欧洲和亚洲与美国的势力范围渐行渐远，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走向崩溃，正如奥萨马·本·拉登所预言的那样。

美国民众的怀疑程度几乎不亚于其盟友。在与伊朗开战之初，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得到关于战争原因的明确解释。这不难理解。就在2025年6月，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还声称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不到九个月后，这些官员却将伊朗核计划的持续存在作为开战的理由。

官方前后矛盾的理由与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所用的含糊其辞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如出一辙。但与伊拉克战争初期颇受民众欢迎（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支持军事行动）不同，伊朗冲突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多数美国选民的反对。

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的理由有很多。但许多美国公民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显然源于“9·11”事件。自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由于政府系统性地缺乏问责，这种不信任感有增无减。

在9/11恐怖袭击中失去配偶、伴侣、父母和子女的家庭，已经等待了25年才盼来正义的到来。有些人甚至在看到罪犯被绳之以法之前就已离世。

美国政府不仅否认对袭击者负有责任，也否认对犯下重大错误的美国官员负有责任。举个我个人的例子：中央情报局监察长建议成立一个问责委员会，审查那些未能向我的团队提供他们在也门索要的信息的官员的履职情况。但这一建议被中央情报局局长断然拒绝。

就在2024年，检方还与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其他两名嫌疑人达成认罪协议，部分目的是为了诱使他们提供证词，以换取终身监禁而非死刑。然而，仅仅两天后，国防部就撤销了这些认罪协议。并非所有受害者家属都支持这些协议，但如果美国政府在审讯嫌疑人时能够遵守自身法律，而不是通过酷刑获取证据，从而损害证据的真实性，那么这些协议原本就没有必要存在。

尽管如此，遇难者家属仍在继续抗争，其中包括特里·斯特拉达，她的丈夫在世贸中心遇难。“问题在于，美国究竟是会与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站在一起，还是会与那些资助和纵容恐怖主义的人站在一起，”斯特拉达在2024年写道。“我们的悲痛并未消散，我们的决心也未曾动摇。我们不会接受选择性遗忘或作秀式的同情，我们也不会保持沉默，因为缺乏问责制会削弱我们的国家安全，也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容易再次遭受过去的威胁。”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内部缺乏问责机制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强化审讯技术”项目就是又一个例证：没有一名官员因此受到起诉，甚至包括与两名死于美国羁押的被拘留者有关的官员。相反，设计该项目的承包商获得了赔偿金和8100万美元的服务费。

正如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所发现的那样，美国政府的一些机构不仅向中央情报局监察长隐瞒或歪曲了有关这些技术的真相，而且还向国会、司法部甚至白宫隐瞒或歪曲了真相。似乎没有人因此受到追究。

1974年底，正值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余波未平之际，相信政府“几乎总是”或“大多数时候”会做正确事情的美国民众比例跌至当时前所未有的低点36%。此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回升。9·11事件前夕，这一比例达到44%，并在袭击发生后的一个月内，随着美国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该比例一度飙升至55%。但到了2025年，这一信任度已降至17%，不到水门事件后最低点的一半。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如此之低，会破坏社会契约。这会降低公众对政府一切行为的支持，包括——或许尤其——国家安全。面对被涂黑的页面或被粉饰的报告，人们会选择相信其他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东西远比真相更加黑暗。阴谋论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进一步削弱了公众的信任。

2001年9月11日，仿佛一个从未真正结束的日子。每当美国试图冒险损害其所剩无几的信任时，其后果便会持续显现，无论这种冒险是将复仇误认为安全，将有罪不罚误认为强大，还是将冷酷无情误认为爱国主义。美国重建全球领导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重新致力于那些我们的敌人企图让我们放弃的价值观：真理、问责、法律、正义和保护无辜生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9·11”事件的阴影。

作者简介：阿里·苏凡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著有《恐怖主义剖析》一书。他曾调查过高度敏感且复杂的恐怖主义案件，包括“科尔”号驱逐舰事件和9·11恐怖袭击。他是苏凡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本文出处：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9/september-11-trust-america/688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