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尚彪：《含泪活着》主人公给女儿的礼物

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丁尚彪

女儿四岁上幼儿园后，我开始教她背唐诗，我按照诗的意境用彩色蜡笔画图，让她按图学诗。教几十首诗后，有次带她去公园，看到地上的落叶枯草，她出口成章地念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孩子的灵性使父母感到无比欣慰，回家后，我便就把她所有背的唐诗都一一录音保存。

我曾在报导中看到，孩子哭闹时，只要把孩子以前的哭声录音放给他听，孩子会因好奇而停止哭闹。有次女儿又哭了，我就拿起录音机录音，没想到女儿看到我不哄她，反而哭得更加起劲，足足五、六分钟。

女儿上三年级时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学校举办歌咏汇报演出，她代表班级上台独唱 《妈妈的吻》，清脆的童音唱出对妈妈深深的爱，我和妻子坐在礼堂里录音，边听边流泪。

一九八九年，我赴日本自费留学。我曾在农村插队落户，在偏乡饱尝思乡之苦，如今再度离乡背井远赴日本洋插队，更多了份对妻儿和家乡的思念，整理行装时，我特地将录着女儿背颂唐诗、哭声和歌声的录音带也带在身边。

鬼灵精的女儿知道老爸要远行，悄悄地在录音带B面空白处录下一段话。机场告别时，她抱着我，贴在我的耳边说：“爸爸，当你在外国想我的时候，请听一下录音带的B面，我会和你说悄悄话的。”

赴日后，沉重的债务和动盪的生活迫使我失去留学生身分，成了非法居留者。为早日偿还债务，我白天上建筑工地打短工，晚上去饭店洗碗，周末到办公大楼扫地，吃的是廉价的麵包，住的是五、六人挤在一起的小木屋，穿的则是从工地捡来的工作服。当我把最后一笔欠款汇出后，首先想到的是，该听听女儿的声音了。

录音机是我从垃圾堆裡捡来的，我取出珍藏的录音带放进去，女儿那燕语莺声的童音，顿时溢满了小小的房间：“亲爱的爸爸，当您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知道您一定在想念我，而我也同样在想念着您。请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读书来报答您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家人欢乐的时光，也忆起在北海道原始森林中深夜逃亡的艰难历程，想到自己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又无法回国探亲，舔犊之情的煎熬，热泪禁不住湿了衣衫。

女儿的声音从此成了我的兴奋剂，也成了每晚必听的催眠曲，再苦、再累，只要躺在榻榻米上听一会，就会消除疲劳，再度充满信心，然后甜甜地进入梦乡。

不久，女儿考上重点中学，当我打电话向她祝贺时，她调皮地对我说：“爸爸，咱们说好的，如果考进重点中学，你要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哦。”我趁休假日出门挑选礼物，但游戏机、CD播音机、钢琴等女儿都有了，不知该送她什麽才好。深夜，我躺在榻榻米上辗转反侧，女儿的歌声突然给了我启迪：何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里点播一首歌，作为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我立即趴在矮桌上写点播信：“离开祖国已经多年，身在海外最思念的就是孩子。值此女儿生日之际，希望点播《牵手》这首歌作为礼物，让我在电波中牵着女儿的小手，徜徉在歌声中为她祝福”。我还写道：“女儿，当妳在教室裡昏昏欲睡的时候，听一下爸爸为妳点播的歌曲，妳就会振奋起精神好好学习。”信寄出后，我打电话告诉家人，让他们先做好收听和录音的准备，并请家人先保密，期待着节目播出。

生日那天，妻子准备了一大桌菜，女儿邀请几名同学来助兴，晚上八点半，妻子拿出蛋糕，点燃蜡烛，打开录音机开始录音。这时，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柔和的声音：“今天是一位小朋友的生日，她的爸爸丁尚彪从遥远的日本东京写来点播信……。”

“生日快乐！”同学们顿时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女儿欣喜若狂，在歌声、掌声中吹灭彩烛，扑进妈妈的怀里哭道：“爸爸，我要爸爸！”

我一个人坐在清冷的小木屋裡，捧着女儿的照片，吃着减价的熟菜，喝着日本清酒，也在收音机的短波中收听到了这首点播曲，那一刻，彷彿我也正和女儿一起欢庆生日。歌曲一结束，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上海，女儿对着话筒叫了声“爸爸”，就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妻子哭了，我的眼泪也滴进了酒杯。

二○○六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历时十年跟拍我在日本打黑工生活的纪录片《含泪活着》，也把父女隔海点播歌曲的故事收录其中。该片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观众在网上的跟帖达数百万条；二○○九年应观众要求在全日本院线上映，场场客满，声势盖过同期的美国大片《阿凡达》，高居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最终获得“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 ”和“ 日本纪录片大奖”。

二○○七年，女儿从美国的医学院毕业，来到纽约法拉盛医院当住院医师。不久，我和妻子从上海来到纽约参加女儿的结婚典礼。在婚礼上，我播放了女儿幼年时背诵唐诗、哭声、歌声以及当年我在日本为她点播的歌曲，那一段段录音，是老爸记录女儿从蹒跚学步到成为医学博士的成长历程，所有宾客都感动得潸然泪下。

我郑重地把这个录音光碟送给女儿，然后牵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女婿的身边。这普通的光碟也许不如金银珠宝贵重，却是老爸送给女儿最珍贵的礼物。（原载《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