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二,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做行政,干了十九年。公司做的是五金出口,主要市场在东南亚,印尼、越南、泰国都跑。去年公司招了个印尼姑娘,叫西蒂,二十七岁,在印尼那边合作公司干了三年,被派到上海来跟单,待六个月。
西蒂是十月初来的。那天我去浦东机场接她,她推着一个大箱子出来,人瘦瘦小小的,皮肤黑,眼睛大,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穿一件花衬衫,衬衫的扣子是木头的,圆的。她看见我举的牌子,走过来鞠了个躬,说“陈先生好”,中文说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但清楚。我说你好,叫她上车。
从机场到公司安排的公寓,路上开了四十多分钟。她坐在副驾上,一直看窗外,脖子拧过去,眼睛跟着路边的楼和高架桥转。她说上海真大。我说是挺大的。她说比雅加达大。我说你慢慢看,有的是时间看。
到了公寓楼下,我帮她把箱子拎上去。公寓在虹口区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西蒂爬楼梯爬到三楼歇了一下,手扶着栏杆喘气,喘完了接着爬。到了六楼我把钥匙给她,她站在门口看了看,说好。我把她领进屋,告诉她哪儿是厨房、哪儿是热水器开关、哪儿是电闸。她一一记着,掏出手机拍了照片。
然后她去了厕所。
公寓的厕所不大,三四个平方,瓷砖贴的,马桶是普通的白瓷马桶,坐便器,水箱在上面。旁边是洗手池,镜子上头一个灯。西蒂推门进去,站在门口没动,看了大概五秒钟。她退出来,把门带上了,转过来看着我,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了一圈。
她说:“陈先生,厕所是坐的?”
我说:“是坐的,马桶。”
她说:“你们上海人家里,都是坐的?”
我说:“基本上都是坐的,现在新房子都装马桶。”
她站在客厅中间,手插在花衬衫的兜里,手指头在兜里动了一下。她说:“那你们在外面也是坐的?”
我说:“公共厕所不一定,有的坐的有蹲的,商场里一般有坐的。”
她哦了一声,把手机掏出来,翻了两下,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厕所,瓷砖地面,地上嵌着一个蹲坑,白色的,两边有防滑的凸点。她说这是她家里的厕所。她说她们家从小就用这个,从小蹲到大,习惯了。她说她来之前在网上查过,知道中国有的地方用坐便器,但她以为只有酒店才是坐的,没想到普通人家里也坐。
我说你蹲着用不惯坐的?
她说也不是用不惯,就是觉得奇怪。她说坐便器,皮肤要碰到那个瓷圈,凉的,而且她老觉得那个圈上不干净,就算拿纸擦一遍,心里还是硌得慌。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厕所门口,朝里面看了一眼,又收回来了。
当天晚上我请她在楼下小饭馆吃了顿饭。点了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青菜、一个番茄蛋汤。她吃了两碗米饭,吃完了把碗搁在桌上,筷子搭在碗沿上。她说陈先生,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她说能不能帮我找一把椅子。我说什么椅子。她说我蹲在坐便器上不方便,想找一把椅子搁在厕所里,我踩在椅子上蹲着。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我说你踩椅子上蹲着,多危险。她说不会,她在家就是这么蹲的,她们家那个蹲坑两边有凸点,她蹲得很稳。我说那是蹲坑,你踩椅子上,万一滑了怎么办。她说不会滑,她光脚踩。我说光脚踩更滑。她说那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你去超市买个蹲便凳,就是那种架在坐便器上面的凳子,中间有个洞,你可以蹲在上面。她问哪里有卖。我说网上有,我帮你搜。我掏出手机搜给她看,屏幕上跳出来一排凳子,塑料的、不锈钢的、折叠的,价格从三十几到一百多。她看了一会儿,说这个好,这个能不能今天买。我说今天晚了,明天吧。
第二天我帮她买了一个蹲便凳,不锈钢的,可折叠,花了七十八。她拿回去试了试,搁在坐便器上面,四个脚卡住瓷圈,中间一个椭圆形的洞。她站上去蹲了一下,膝盖弯着,手扶着洗手池边沿,试了试稳不稳。她说行了,这个好。她把凳子折起来搁在厕所门后面,用的时候再打开。
之后的日子她慢慢适应了上海。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末有时候跟同事去逛南京路。她学会了用手机点外卖、扫码坐地铁、在便利店自助结账。她中文越说越好,从最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到后来能连着说一整句话,偶尔还带一点上海腔,把“很好”说成“老好”。
但那个厕所的事她一直没放下。有天中午我们几个同事在食堂吃饭,聊到各地不同的习惯。西蒂说了一句话,桌上的人都笑了。她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故意的。”我们说故意什么。她说:“故意把厕所做成坐的,让我们外国人蹲不下去。”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牙白白的,但那个笑里面有一点认真的东西。
我说怎么是故意的呢。她说她来之前查过,坐便器最早是欧洲人用的,后来传到美国,再传到日本,中国是后来才用的。她说中国以前也是蹲坑,后来学外国人才改成坐便器。她说你们学外国人,把蹲坑都拆了,换成坐的,我们这些蹲惯了的人来了,只能踩椅子、买凳子。她说这不是故意的吗。
她说完这话,旁边几个同事哈哈笑了,有人说西蒂你真逗。西蒂也跟着笑,笑完了低头扒饭,扒了两口停住了,筷子搁在碗沿上。
那之后没多久,公司组织去苏州团建。大巴开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地方先去一个园林逛了一圈,出来的时候大家去上厕所。园林门口的公共厕所是新建的,里面一排蹲坑一排坐便器,门上都贴着标志。西蒂走到厕所门口看了一眼,转头跟我说:“陈先生,这里有蹲的。”我说嗯。她说那我去蹲的那边。她进去了,出来的时候脸上松快了一点,说还是蹲着舒服。
在苏州那两天她心情不错,拍了不少照片。回来之后她跟我说,她要把蹲便凳带回国,她妈肯定也喜欢。我说你带回去干嘛,印尼又不是没有蹲坑。她说她要搁在婆家,她婆家是坐便器。她说这话的时候站在办公室窗口,外面在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模糊了一片。她看了一会儿雨,说陈先生,你们上海真的挺好的,就是厕所不太友好。我说慢慢就习惯了。她说嗯,习惯了。
她在上海待到今年三月底,六个月期满,回印尼了。走那天我去机场送她,她托运了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除了衣裳和纪念品,还塞了那个蹲便凳,不锈钢的,折叠着,用塑料袋包了两层,拿胶带缠着。她说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是她在上海买的最有用的东西。
她过了安检,回头朝我摆了摆手。我站在栏杆外面也摆了摆手。她往里走,花衬衫在人群里晃了几下就不见了。我出了机场,开车回公司。路上经过延安高架,看见路边一栋楼的窗户里亮着灯,突然想起她第一次爬楼梯到六楼喘气那个样子,想起她站在厕所门口说“你们不会是故意的吧”那句话。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也没错。我们学人家学得快,把自己的东西丢得也快,丢完了别人来了,人家用不惯,我们觉得人家大惊小怪。其实人家说的是一句大实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老婆正在厕所里拖地。她拿着拖把在坐便器前面擦了一圈,直起腰来说你回来了。我说嗯。她说今天那个印尼姑娘走了?我说走了。她说她那个蹲便凳带走了没。我说带走了。她说那个凳子其实挺好用的,她也要买一个。我说你蹲得下去吗。她说试试呗。我说行,明天我给你买。
我坐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了。新闻里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多云,气温十五到二十二度。我换了几个台,停在一个讲装修的节目上,主持人在介绍一款新的坐便器,智能的,带加热和冲洗功能。我看了一会儿,把电视关了。厕所那边传来拖把拧水的声音,哗啦哗啦的。我站起来走到厕所门口,我老婆正把拖把往桶里拧,水从拖把头里挤出来,滴在瓷砖上。她抬头看见我,说你看啥。我说没啥。她说那你把灯关了。我伸手按了开关,厕所的灯灭了,客厅的光从门缝里照进去一点,落在坐便器的白瓷面上,亮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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