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在7月6日已经明明白白地裁定——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的定罪门槛,以全部24名参议员为基数,需要16票。这道16票的门槛当时还援引了2000年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作为法理支撑,态度相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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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副总统萨拉在官方讲台发表公开讲话
既然如此,为什么仅仅过了67天,同一个弹劾法庭又要请4位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来重新审议这道已经裁定的票数规则?
直接触发点是参议员欧文·图尔福提出的上诉。他向法庭指出,部分参议员无法出庭,继续以全体24人为基数算票“不适应现实情况”,主张改成按实际到场人数计算三分之二多数。与此同时,参议员埃温·杜福指出,目前已有4名参议员因拘留、病假、藏匿等原因无法出庭。
但上诉只是表面原因。真正让弹劾法庭不得不搬出四位大法官的,是这件事背后藏着一个菲律宾弹劾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法律黑洞。
从程序操作角度看,规则争议本来不该走到请大法官这一步
菲律宾自1987年宪法施行以来,进入参议院审判阶段的弹劾案一共三起——2000年埃斯特拉达案、2012年科罗纳案、2026年萨拉弹劾案。三起案件都出现过票数规则或程序争议,但没有一次请过外部退休大法官,全部由弹劾法庭自行裁定。
原因很简单:弹劾法庭本来就有宪法赋予的规则解释权。只要争议涉及的是常规程序条文解释,或者有明确判例可以直接套用,主审参议员当庭裁定就完了,不需要外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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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现场
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图尔福上诉指向的核心问题——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后长期潜逃的参议员,是否构成对公职的“推定辞职”——在菲律宾法律里没有任何现成条文可以直接回答。
宪法没有把“被通缉潜逃”列为自动丧失议员资格的法定情形,已有的最高法院判例也只明确了“计票基准以全体席位为准”,没有处理过“多名议员同时非自愿缺席”的极端场景。
换句话说,弹劾法庭面对的不是“规则怎么解释”的问题,而是“规则本身有没有覆盖这种情形”的问题。7月6日的裁决用的是现成判例,9月11日请大法官是因为判例不够用了。
从政治博弈角度看,16票门槛的调整直接改变这场弹劾的权力算式
目前参议院24个席位里,3名杜特尔特阵营的参议员已经事实上出局——德拉罗萨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后隐匿行踪近四个月,埃斯特拉达因贪腐案羁押停职,马科莱塔开庭当天被逮捕。再加上可能存在其他因故缺席的议员,实际能到庭投票的人数在21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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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菲律宾参议员在参议院会场内就座
如果维持16票固定门槛,控方必须在到场议员中凑出16张赞成票,容错空间只有5票。目前参议院的大致格局是马科斯阵营约12席、杜特尔特阵营约8席、中间派4席,控方不仅要稳住所有己方票,还得拉拢全部中间派甚至策反对方阵营议员,操作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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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持调整计票规则的是哪些人?前参议长德里隆在公开场合主张应按实际有管辖权的参议员人数计算三分之二多数。反对调整的是参议员比娅·卡耶塔诺,她主张如果对主审官裁定有异议,正确做法是诉诸最高法院,而不是参议院自行推翻自己的裁决。
到目前为止,24名参议员中支持或反对调整规则的整体人数没有公开的全阵营数据,但从零散表态来看,围绕这条规则的立场分化已经足够明显——不是简单的马科斯阵营对杜特尔特阵营,而是“程序严守派”和“现实变通派”的对立。
一旦规则被推翻,控方定罪所需票数会相应下调,整场弹劾的攻防态势会彻底改写。
从历史验证角度看,弹劾法庭请大法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这次真的没有剧本
聘请的四位退休大法官里,潘加尼班和普诺曾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阿斯库纳是1987年宪法起草成员兼前总统法律顾问,达维德参与过宪法起草、还主持过埃斯特拉达弹劾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库纳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公开提出过一个法理推演——他认为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德拉罗萨,从法理层面可以被视为对参议员公职的“推定辞职”,一旦该观点被采纳,参议院有效席位就从24席变成23席,定罪门槛随之从16票降至15票。
这个观点当时只是他做客电视访谈时的个人学术见解,并未被弹劾法庭采纳。但两个月后,同一个阿斯库纳被正式聘为法庭顾问,将在9月16日亲临弹劾法庭现场陈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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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法庭成员身着法袍出席审议会议
这种安排透露出的信号是:弹劾法庭不是在找人来背书某个预设结论,而是真的需要有人帮忙理清楚这条全新的法理命题——“被通缉潜逃”和“丧失议员资格”之间能不能画等号——因为在菲律宾法律史上,这确实是头一遭。
弹劾法庭发言人也坦白了聘用顾问的逻辑:为了避免宪法适用“依靠猜测”,保证审判程序严谨合规。
换句话说,不是让大法官来决定结果——他们的意见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最终投票权完全在担任法官的参议员手里——而是给参议员们提供一套能在法理上站住脚的分析框架,让9月23日的关键投票不靠“猜着投”。
综合来看,这不是推翻7月6日的裁决,而是在给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找答案
弹劾法庭不是在否定自己7月6日的裁定。那道16票门槛在当时是严格依据宪法条文和最高法院既有判例做出的,法理上没有瑕疵。
问题在于,随后的两个月里,德拉罗萨持续潜逃、因不同原因无法出席的参议员数量增加到3至4人、参议院出现了菲律宾弹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集体非自愿缺席局面——这个局面超出了宪法条文明确覆盖的范围,也超出了7月6日那项裁决能回答的边界。
弹劾法庭选择的方法是搬出菲律宾最资深的四位宪法专家,让这场没有先例的规则重审至少有一个高质量的法理起点。四位顾问的意见能不能说服参议员推翻16票门槛,要到9月23日投票后才能见分晓。
但至少从程序设计的意图来看,这不是谁在给谁开路,而是整个弹劾机制在遭遇自己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无解的规则空白时,拿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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