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冬，广西灌阳县一带，红军队伍刚经历湘江战役，乔明增成了少数突围者之一。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如何活下去，还有一项极其棘手的任务：看守部队遗留下来的银元、枪支和机密文件。
这批银元的数量，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约有六担，折合大约六万块；另有三担枪支。它们本来属于革命经费和军需物资，战局突变后，原有的运输和保管体系被打散，只能交给仍在活动的人员设法保存。
乔明增是山东肥城人，早年参加过冯玉祥部队，后来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转入红军。宁都起义发生在1931年，是西北军一部分官兵反蒋并加入红军的重要事件。乔明增由此完成了人生方向的转折。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他所在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承担殿后任务。湘江战役发生于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红军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付出了惨重代价。第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后牺牲，部队建制也随之严重损失。
乔明增能够活下来，已经非常不易。更危险的是，他没有立即随大部队远去，而是被留下收容失散人员，设法保护残余物资。这种任务没有完整的命令传递，也缺少可以相互照应的同志，稍有疏忽，银元和枪支就可能落入敌手。
他选择将物资藏起来。
据传，他把银元和枪支转移到一处隐蔽地点，掩埋之后，才寻找附近村庄暂避。六万块银元在当时绝非小数目。银元既能购买粮食、药品，也可能引来地方武装、土豪和散兵游勇的争夺。一个孤身携带如此财富的人，等于把自己置于多重风险之中。
乔明增借住在文永遂家中。文永遂同情红军，夫妻二人曾给他提供过帮助。当地发生旱灾后，一些乡民听说乔明增手里有钱，便带着老人孩子前来求助。有人或许只是把他当成了能够救急的人，却不知道这番求告一旦传开，消息很可能迅速传到地主武装耳中。
乔明增意识到，继续留下会使秘密暴露。他没有拿银元救济，也没有把这笔钱分给任何人，而是决定立即离开。临行前，文永遂的妻子为他准备了两斤炒米，作为路上的干粮。这个细节很小，却说明他当时离开得十分仓促，手中有巨额财物，实际带走的却只是普通干粮。
离开之后，他一度想到回山东老家看看母亲。可人虽回到家乡，埋藏银元的事情始终没有放下。后来，他写信给文永遂，明确说明这些银元属于革命事业，个人不能动用。信中还特别提醒，如果拿钱买地，身份和处境都会改变，甚至可能成为革命所要打击的对象。
这段话并非简单的拒绝诱惑，更反映出当时红军干部对公私界限的认识。银元再多，也不是个人的财产；藏得再隐秘，也不能因此改变它的性质。对乔明增来说，守住这笔钱，等于守住一条不能越过的纪律底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入山东，乔明增重新找到了组织。关于银元和枪支的下落，他向领导作了报告。但当时交通、通信条件都很差，埋藏地点又处在国民党控制区域，贸然寻找不仅困难，还可能暴露行动人员。事情因此被暂时搁置。
遗憾的是，1940年，乔明增在战斗中牺牲。他没有等到那批物资重新交还组织，也没有留下更加精确的地形标记。随着战事变化、村庄迁移和地貌改变，藏宝地点逐渐变成一个难以核实的谜团。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依据乔明增生前提供的线索，到广西灌阳县文市镇一带寻找。当地山地、河沟和林地交错，旧时道路也发生了变化，多次查找没有结果。那六万块银元究竟仍埋在地下，还是早已被人偶然发现，至今缺少确凿证据。
能够确定的是，乔明增留下的并不是一段寻宝传奇，而是一名红军战士在组织失散、环境险恶时作出的选择。银元的去向没有答案，关于他的档案记载和地方传说，却一直保留着这件事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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