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8年2月14日，武汉长江大桥上，公安部与武汉警方还没有想到，这起公交车爆炸案后来会成为刑事技术侦查史上的典型案例。当天上午10时08分，汉口开往武昌的1路公交车行至桥面，车厢突然发生爆炸，巨响传出很远，黄鹤楼一带也明显感受到震动。
爆炸之后，公交车继续向前冲出数十米，随后撞上前方车辆。桥面上的车辆受到波及，现场燃起大火，桥上交通很快陷入混乱。冲击波不仅将车体残片抛向远处，连附近建筑和高处设施也受到影响。
那一刻，武汉长江大桥不再是普通的交通要道，而成了封闭的案发现场。警车赶到后，警方迅速封锁桥面，救护人员抢救伤者，技术人员则开始寻找爆炸中心。社会上很快出现各种猜测，但警方没有急于对外下结论。
案件之所以棘手，在于爆炸破坏了车厢内部的大量痕迹。死者身份需要辨认，残留物需要分类，爆炸物的种类、位置和引爆方式，也都必须依靠物证说话。任何一个环节判断失误，都可能把侦查带向错误方向。
公安部对此案高度重视，派出专家组赶赴武汉。队伍中有四位后来被称为“刑侦八虎”的刑事技术专家：物证痕迹专家乌国庆、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以及指纹专家徐利民。
他们抵达现场后，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烧毁的公交车上，而是将桥面及周边区域分层搜索。高光斗观察桥面形成的爆炸坑，再结合车体破坏方向，判断爆炸发生在车厢内部，而不是桥下或车底。
现场残留物中没有发现完整的电池和电线，却出现了导火索痕迹。乌国庆据此认为，这更像是有人把爆炸物带上公交车后，在车内直接引爆，并非远距离遥控装置所为。
第一次案情研讨会于2月15日凌晨举行。专家们根据车体受损程度和残留物情况，初步推断使用的可能是硝铵类炸药，数量约在十公斤左右。崔道植则从遗体损伤位置入手，认为爆炸点应当位于车厢地板附近。
真正的突破，来自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现场技术人员依照抛散方向推算，发现两具遗体距离爆炸点最近，却迟迟找不到相应的车体残片。实习刑警梁吉平回忆，爆炸时自己正在黄鹤楼附近，楼体曾出现震动，空气中的尘土像砂粒一样打在脸上。
“冲击波比预计更强，搜索范围得扩大。”高光斗据此调整方案。
随后，搜索区域向龟山方向延伸，技术人员找到了被抛落的公交车座椅残片。这一发现印证了爆炸中心的推算，也说明现场残留物并没有按照最初估计的范围散落。
幸存者的证词进一步拼出了车厢内的情形。一名女学生回忆，爆炸前，后排左侧有一名男子提着编织袋，袋中似乎装着坚硬物品；他身旁还有一名长发男子。她因为觉得不适，提前换到了前排座位，意外躲过了爆炸中心。
这条线索让侦查人员把重点放在两名无人认领的遗体上。其他死者陆续确认身份，唯独最靠近爆炸点的两人没有亲属前来辨认。崔道植带领技术人员反复筛查残片，终于从一只残留袋物中找到疑似身份证的碎片。
碎片经过技术还原，出现了“汤喜林，男，江西武宁”等信息。警方随后查到，汤喜林曾与齐杏献一同住在武汉一家旅馆。旅馆房间内发现了截断的导火索，编织袋、入住时间等情况，也与幸存者证言相互呼应。
但调查并没有立即结束。警方赶到武宁县后发现，汤喜林本人仍然在世，身份证曾被盗用。齐杏献则交代，自己的身份证曾借给一名叫曹军的工友。线索由此转向了罐头厂和旅馆，侦查人员开始追查曹军的生活轨迹。
曹军性格孤僻，曾在矿山接触过爆破作业，后来又与邹昌力来往密切。警方在曹军住过的房间内发现烟盒，并提取到一枚指纹。徐利民将其与其中一具无名遗体的指纹比对后，确认该遗体就是曹军。
另一具遗体的身份，则通过邹昌力母亲的生物检材得到确认。调查显示，邹昌力曾接触炸药，案发前又与曹军一同离开。至此，两名死者被确定为爆炸案的实施者，爆炸物来源、携带方式和现场位置也基本衔接起来。
这起案件没有依靠单一口供破获。爆炸坑、座椅残片、幸存者证言、身份证碎片、导火索和指纹，像一根根细线，最终被四位刑事技术专家和武汉警方逐一接上。桥面留下的，不只是爆炸造成的破坏，还有一场以物证为核心的侦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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