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10月19日，山西浑源农民于大女一家五口，被人骗到大同煤矿所属的忻州窑矿。那不是普通的谋生之路，而是一场早已设好的陷阱。骗他们去矿上的人，是替日军招募、控制劳工的中国人。
一家人当时恐怕很难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工钱和住处，而是矿井、疾病、饥饿，以及随时可能夺走性命的暴力。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侵入山西，随后占领大同煤矿。大同煤炭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很快被日军纳入侵略战争的供给体系。日本方面把这里视作重要能源基地，煤炭被源源不断运往军事和工业设施。
煤炭要从地下挖出来，人就被当成了最便宜的工具。
日军强迫俘虏、农民和被诱骗来的劳工下井。矿井设备简陋，安全条件恶劣，通风、排水和支护都得不到保障。对管理者而言，矿工不是需要保护的劳动者，而是可以不断替换的“耗材”。有日本人甚至叫嚣：“中国苦力大大的有。”这句话，暴露了他们对中国人生命的蔑视。
1938年春，煤峪口矿九号井发生渗水。危险已经摆在眼前，日军却不准停工，仍逼着矿工继续作业。地下水突然涌出后，一百二十多名矿工被困井下十二天，最终只有八人侥幸生还，其余人活活饿死。
井下没有救援，井上也没有等待。
1941年夏，白洞西坑一个掌子面冒顶，七十多名矿工被埋。日军并非完全没有抢救办法，只是认为投入人力和设备“不划算”，于是任由这些人困死在黑暗中。煤还要继续出，死去的矿工却无人过问。
有意思的是，矿难并没有让日军收敛，反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1943年春，忻州矿南四号掌子面塌落，八名工人被压在废墟下。一名工人冲到洞口，身体露出半截，仍有气力呼救。
工友准备上前救人时，看守矿井的日军冲了过去。
“救人，快救人！”工友们喊道。
日本兵没有伸手，反而挥刀将那名工人砍死，又逼着其他人继续挖掘被埋的机器。机器可以抢出来，工人的性命却被当成了障碍。这种场面，正是大同煤矿劳工制度的真实面目。
于大女一家遭遇的悲剧，也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到矿上不到一年，她的丈夫便因井下事故死亡。日军没有组织有效救援，矿工的尸体和遗骸，往往被草草处理，甚至埋入矿区附近的土坑。
丈夫死后，家中十七岁的长子成了主要劳力。他每天在井下背煤近十个小时，所得只有伪币五角，只够一家人勉强糊口。年纪轻轻的孩子，在高强度劳动中很快病倒，发起高烧。
日本人没有给他诊治，也不允许家属赎人。他们以“传染病”为借口，把孩子从矿区带走。随后，孩子被送往烧人场活活烧死。这里所谓的防疫，不过是日军处置病弱劳工、逃避责任的手段。
长子死后，十三岁的女儿也下井背煤。一个本该读书、成长的孩子，被迫承担成年人的苦役。没过多久，女儿同样患病，又被日军以相同理由带走，最终惨遭焚死。
两个孩子接连失去，于大女仍不能停下。她必须下井劳动，否则剩下的人连一口吃的都没有。可日军为了应付所谓检查，又认定她“可能染病”，把她强行关进一间黑屋。
她明明没有生病。
但在日军控制的矿区，事实并不重要，命令才是唯一标准。于大女被关了一个星期，确认没有明显病症后才被放出。她回到矿区边上的窝棚，却发现五岁的幼子已经饿死在床上。没有人照料，也没有足够食物，这个孩子最终成了矿山暴行的又一个牺牲者。
一家五口，四条性命消失，只剩于大女一人。
后来，于大女借运煤、洗煤的机会逃离矿区，被八路军游击队救下。她的遭遇随后刊登在《抗战日报》上，成为揭露大同煤矿劳工悲惨处境的个案记录。个案背后，是成千上万被强征、诱骗和囚禁的中国矿工。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日军从大同煤矿掠夺煤炭约一千四百万吨，六万多名中国矿工因事故、疾病、虐待和过度劳动而死亡。平均每生产二百三十吨煤，就可能有一名工人丧命。矿井不断吞下劳工，煤炭则被运往支撑侵略战争的各处。
于大女一家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破碎记录，也是忻州窑矿劳工制度的缩影。那份刊载于报纸上的悲惨经历，与矿难遗址、万人坑和幸存者证词彼此印证，构成了日军掠夺大同煤矿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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