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科普：枪决方式早就被淘汰了吗？

如果你平时关注法治新闻，大概会有一个印象：现在执行死刑好像都是用注射了。毕竟，每年都有一些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全面采用注射，一些重大案件中被告人「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的表述也屡见报端。于是，一个结论水到渠成——枪决，那个伴随着枪声、鲜血和弹道创伤的「野蛮」方式，应该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但如果你愿意花五分钟查一下现行法律，你会发现这个结论有多么脆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这条法律至今仍然写着这样一句话：「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没有修订，没有废止，没有过渡时间表。法律把两种方式并排放在那里——平等的，并列的，谁也不比谁更「合法」或者更「非法」。

那么，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布，所有死刑均执行注射。辽宁省在 2009 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再使用枪决，全面采用注射方式。上海的两个中级法院具备注射执行能力。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早的试点，从 1997 年到现在积累了近三十年的操作经验。

但与此同时，2025 年 1 月，云南大理和甘肃兰州在同一天对死刑犯执行了枪决。2024 年，内蒙古包头市在判决中使用的是枪决。2023 年乌海市用的还是注射，次年包头就改回了枪决。内蒙古阿拉善盟在 2026 年 1 月 23 日对一名杀害两名 19 岁女孩的罪犯张某海执行死刑，方式：枪决。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5 年的内部通报中提到，某些地方枪决比例超过三成。有第三方资料估算，截至 2026 年，全国仍有约 37% 的死刑通过枪决执行。

37%——也就是说，每三个死刑犯里，至少有一个是被枪决的。枪决没有被「淘汰」，它至今仍是法定的、正在使用的执行方式。

那为什么你的印象里它好像已经消失了呢？

因为没有人专门告诉过你这件事。新闻标题偏爱报道「某某中院全面采用注射」，因为这是「文明进步」的好故事；而枪决——它仍然是合法的，但没有人会为此发通稿。于是，注射的每一次亮相都被放大，枪决的每一次沉默都变成了一种默认的消失。久而久之，你脑海里注射的比例越来越高，枪决的比例越来越低，直到你完全忘记了《刑事诉讼法》第 263 条用的是「或者」，而不是「取代」。

第一个障碍：当你需要一个专门的房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法院能用注射，有的不能？答案和你想的不一样——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

注射执行死刑，不是说找个医生、拿根针管、推一管药那么简单。法律对它设置了三个硬性条件：第一，要有固定的执行室和相应的专门设备，执行室应当建立在固定刑场内；第二，要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司法警察负责操作；第三，要有专职法医负责监督药物使用和确认死亡。

先说执行室。这可不是普通的一间屋子。一间符合标准的注射执行室，包含相互隔离的行刑室、受刑室和观察室，配备特制执行床、注射泵和能够实时监控心电图、脑电图、脉搏、呼吸和血压等多项指标的生命监测仪。再加上消毒和急救设备，整个建设费用大约是两百万元。两百万元，对于一个省会城市的中级法院来说，可能只是常规预算中的一项支出。但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院——有些地方，连法庭都盖不起，更不用说盖注射执行室了。

还有一种替代方案：把一辆依维柯客车改装成流动注射执行车，车内集成全部设备，单台造价约七十万元。这确实比建固定执行室便宜了一大截，而且适合云南那种「山高路远」的地方——2003 年，云南省就为全省十六个地市州各配了一辆注射死刑专用车，共十八辆。但是，流动执行车在执行时也面临车厢空间有限、隔离区布置复杂、设备不如固定执行室顺畅等实际问题。它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全部。

作为对比，枪决执行所需的场地和设备条件就简单太多了——一块封闭的开阔地，一支经过校准的步枪，一发 7.62 毫米子弹。不需要恒温恒湿的房间，不需要车载生命监测仪，不需要专用执行床。这就是现实：在一个财政预算有限的地方，当法院面临着「建执行室」和「维持现有枪决模式」之间的选择时，两百万元的门槛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个障碍：为什么药品不能像感冒药一样买

也许你会问：就算建不起两百万元的执行室，那药物成本总不高吧？确实，注射死刑的单次药物成本并不贵——大约三百到四百元。但问题不在于药价，而在于你根本买不到这种药。

根据法律规定，注射死刑所使用的药物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配制和发放，各地法院不得自行采购或配制。这条规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制度逻辑——如果每个法院都可以自己买药、自己配药、自己决定用什么药，药物的成分、剂量和品质就完全无法统一，质量风险将无法控制。

但代价是程序上的：需要执行注射死刑的法院，必须先向所属的高级法院提出申请，高级法院汇总辖区内需求后统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报。最高法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发放药物，由高级法院统一保管，各中院在执行前再向高级法院申领。整个流程从申请到审批再到逐级发放，需要时间和协调。

更麻烦的是，药物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储存和运输都有严格要求，而且有保质期。一批药物如果在有效期内没有被使用，就要重新申领。这意味着，即便一个法院建好了执行室、培训了法警，但如果最近没有执行计划，或者上一批药物已经过期而新一批还没审批下来，它此刻就处于「硬件条件具备但药物未到位」的状态。

这才是「具备注射执行条件」和「本次执行可以用注射」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前者是一个静态的硬件描述，后者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状态——它取决于此时此刻，药物在不在库、设备能不能用、人在不在岗。法律从来没有规定「具备条件则必须使用注射」，而执行法院每一次都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做出最稳妥的选择。

第三个障碍：谁来打这一针？

还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谁来把针头扎进死刑犯的静脉？

你可能会本能地想到——医生啊。但答案恰恰相反。根据法律规定，注射死刑的执行主体是司法警察，不是医务人员。法医的职责是监督药物使用、指导技术操作和确认死亡，而真正把针头扎进血管、操作注射泵的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司法警察。这样安排有深刻的职业伦理考量：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即使面对的是死刑犯，由医务人员亲手执行也与职业伦理相冲突。因此，这项工作落在了法警的肩上。

这意味着一件事：每一个准备开展注射死刑的法院，都必须培训一批具备静脉穿刺等基本医学技能的司法警察队伍。2010 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举办过为期六天的全省法院司法警察注射死刑培训班，内容涵盖药物的申请、领取、保管和使用全流程。但培训班办完了，人还在不在？基层法院法警编制有限、人手紧张，人员调动、离职、长期未操作导致的技能退化，都是现实中的变量。一个法院「曾经培训过法警」，不等于「当下有合格的操作人员」。

第四个障碍：地理与社会的双重投影

中国有近三百个地级行政区，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漠河到三沙。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和财政能力，差异之大，远超普通人的想象。这种差异直接投射在执行方式的选择上。

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发达城市，凭借雄厚的财政基础和丰富的医疗资源，最早建立注射执行能力，如今几乎不再使用枪决。而新疆、内蒙古等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注射执行车的出现避免了将犯人长途押运至固定刑场的安全风险，但车辆本身的高成本和维护难度又限制了其全面推开。对于部分偏远山区的中级法院来说，建不起执行室、养不起执行车、培训不了操作人员——这不是「文明程度」的问题，这是现实条件不允许。

还有一层不能忽视的因素：社会观念。「杀人偿命」是中国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朴素正义观。2025 年的一项权威调研显示，89% 的中国民众认为「蓄意杀害无辜者应优先考虑死刑」。在这种民意基础上，一部分公众对「注射死刑」持保留甚至反感态度——他们觉得，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就应该枪决，「打一针就死了，太便宜他了」。2003 年云南推广注射死刑时，就遭遇过这轮「观念障碍」。这种观念在某些恶性案件中尤其强烈，客观上对执行方式的选择形成了舆论压力，这是任何司法实践都无法完全回避的外部环境。

为什么「具备能力」不等于「必须使用」？

你可能会想到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一个法院已经建了执行室、培训了法警、采购了设备——也就是「具备了注射执行的能力」——为什么它仍然可能在某个具体案件中，选择枪决？

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它真实地存在着。原因在于，「具备能力」是一个静态的硬件判断，而「本次执行能用注射」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状态。

比如，药物的审批流程恰好与执行的七日时限冲突——执行命令要求七日内完成，但高级法院汇总的药物还没到位。法律不等人。比如，注射执行室的设备因为长期未使用，生命监测仪需要重新校准，而技术人员调度需要时间。比如，法警队伍里那位受过注射培训的骨干上个月刚调走了，接替的新人还没完成培训。比如，押解路线太长、路况太差、安保压力太大，指挥人员综合评估后认为枪决更为稳妥。

这些都不是「不具备条件」，而是「条件在此时此刻不满足」。而这正是法律规定选择权在执行法院的原因——法律的设计者早就明白，执行条件不是理论上的「有」或「没有」，而是一个需要在每一次执行前动态评估的多维矩阵。把选择权赋予法院，不是为了「刁难」罪犯，而是为了确保每一次执行都能安全、稳妥、依法地完成。

两个关于「公平」的疑问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第一个是：执行方式的差异，是不是意味着对穷地方的罪犯「不公平」？第二个是：如果罪犯自己申请注射执行，法院能拒绝吗？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明确的：罪犯对执行方式没有选择权。这不是法院故意不给，而是法律根本没有赋予罪犯这项权利。《刑事诉讼法》第 263 条把选择权交给了执行法院，依据本地执行条件来决定。罪犯可以提出异议，但这在法律上属于「异议」而非「选择」，最终决定权仍归法院。换句话说，没有所谓的「申请注射执行」——这不是一个你可以「申请」的东西，就像你不能「申请」自己坐哪个监狱、戴什么型号的手铐一样。当一个人成为死刑执行程序的对象时，他对执行方式的选择权已在法律上被排除。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对穷地方的罪犯不公平？这个问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它暗中假设了「注射比枪决更优待」。但法律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等级划分。两种方式在法律上地位平等，都不是「从轻」或「从重」的表示——执行方式与罪行性质无关，与罪犯身份无关。近年来，无论是职务犯罪案件还是暴力犯罪等普通刑事案件，只要执行法院具备注射条件，均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所谓的「公平」问题，真正的不公平不在于执行方式不同，而在于各地在获得注射执行条件的机会不同——而这，是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个大课题下的一个具体投影，不是死刑执行制度自身能独立解决的问题。

回到那个画面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章开头，重新审视你脑海里那个画面了。

你曾经以为枪决已经被淘汰了。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印象吗？因为注射的每一次推广都是一条新闻，而枪决的每一次沉默都变成了一种默认的消失。媒体的选择性呈现、舆论对「文明」叙事的偏爱、以及死刑执行数据本身的不公开，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在你脑海里画了一幅错误的图景。

真实的情况是：两种方式并存了近三十年，目前仍有约半数中级人民法院具备注射执行条件——这个数字的另一面是，仍有约半数法院继续采用枪决。推广注射执行是司法文明演进的方向，注射方式已逐步成为主流。但这不意味着枪决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在那里，仍然被《刑事诉讼法》第 263 条保护着，仍然在西北和西南的基层法院里被依法执行着。推动注射推广的，不是「枪决不文明」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系列极其现实的制度保障——有钱建设场地、有药可调、有人能操作、有设备能维持。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从「怎么执行」转向「怎么束缚」。在枪决执行的程序里，有一个几乎所有公众都没听说过但至关重要的步骤——卸镣换绳，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整套被称为「死刑捆绑术」的专业操作。这不是你想象中的「五花大绑」，而是全国法警统一受训、有标准有考核、被《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条严格限定了使用场景的正式法定程序。而在注射执行中，身体控制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没有绳结，没有喉绳，只有约束带和静脉通道。法律在这具身体上留下的最后印痕，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作者 / 中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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