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死刑前，狱警对两名地下党员说：你们两人我只能救一个，究竟救谁？

1935年春，贵州一所监狱里，林青和刘茂隆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距离死刑执行已经不远，一名负责看守的狱警董亮清压低声音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员，愿意设法带他们逃出去。

这句话没有带来轻松，反而让牢房里的空气更加沉重。监狱规定，死刑犯如厕必须单独进行，还要有狱警押解。董亮清能利用的，只有那条短暂而隐蔽的路线。

“只能走一个。”董亮清说。

另一个人留下，便只能等待死亡。

这不是普通的逃生选择。走出去的人要继续承担工作，留下的人则要替组织守住秘密。更残酷的是，逃跑一旦成功，便很难再回来营救同伴。

林青和刘茂隆都没有立刻回答。他们太清楚，谁活下来，谁就要背负一生的亏欠。

刘茂隆1912年出生于贵州，早年就读贵阳中等师范学校，后来到上海谋生和从事进步活动。他喜欢文学，曾结识鲁迅及胡风等人。1932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第二届执委会选举中当选执行委员。

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使他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下半年，组织派他回贵州开展工作。那时，贵州地方党组织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环境十分艰难，却一直没有停止宣传、组织和情报工作。

林青是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到遵义后，他设法找到曾经同在狱中的吴亮平，经引荐向李维汉汇报贵州党组织的情况。

李维汉得知他们在失去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坚持多年，给予了肯定，并批准成立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担任书记。长征期间，中央批准成立的省级党组织并不多，贵州省工委具有特殊意义。

林青还将贵州同志收集的情报、军用地图和密码资料，交给潘汉年负责的情报部门。这些材料对于中央红军了解贵州地方情况，减少行军中的风险，发挥了实际作用。

有意思的是，组织刚刚获得新的联系，危机便接踵而至。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不久，贵州省工委内部出现叛徒，林青、刘茂隆等人相继被捕。

敌人很快意识到林青的职务不低，试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陈惕庐曾以高官厚禄诱降，许诺只要交代组织情况，便可以保全性命。

林青没有答应。

软的不行，敌人便施以酷刑。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对地下党员而言，沉默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系到整个组织存亡的纪律。

因此，林青、刘茂隆等人被判处死刑，押入监牢等待执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董亮清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向林青讲述了上线、经历和失去组织联系的经过，林青判断他并非敌人设置的圈套。

真正的难题随之摆到面前。

刘茂隆认为，林青是贵州省工委书记，熟悉当地情况，逃出去后能够继续领导工作，便坚持让林青先走。林青却握住他的手说：“老刘，你先走，这是命令。”

一句“命令”，让刘茂隆再也无法争辩。林青随后转身坐到牢房角落，表明自己不会离开。

董亮清知道时间已经不多，只能催促刘茂隆行动。刘茂隆含着泪向林青告别，在董亮清押解下，从监狱的隐蔽路线逃了出去。

林青留下了。

逃跑事件暴露后，敌人对他的审讯更加残酷，企图在执行死刑前逼他说出组织情况。遗憾的是，他们得到的仍是一片沉默。

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试图用暴力堵住他的声音，甚至将刺刀刺入他的口中。

那一年，林青只有24岁。

刘茂隆后来长期承受着这次选择带来的痛苦。1982年，他以副部级待遇离休后，开始整理回忆录。那时他年事已高，双手颤抖，写到林青时仍常常泪流不止。

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再写。刘茂隆却认为，这段往事不能被遗漏。他活了下来，不是因为比林青更值得活着，而是烈士在最后关头把生的机会推给了他。

在此后的工作中，刘茂隆始终把林青视为自己的榜样。对他而言，记录这段狱中往事，既是回忆，也是对那位24岁烈士作出的迟到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