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5月30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处公寓里，91岁的张学良见到了从辽宁海城来的吕正操上将。来人带来的，不只是故乡消息，还有一封邀请他回大陆探亲的信。
张学良听得很认真。据当时记录，他表示愿意回去看看，也愿意了解大陆的变化，只要身体和条件允许，自己还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情。话说得不激烈，却能听出分量：这位离开东北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心里并没有忘记那片土地。
吕正操转达了大陆方面的诚意。张学良也提出要求：不举行盛大欢迎，不见记者，不搞过多礼节。这样的安排很符合他的性格。晚年的张学良不愿再被当作政治符号摆在聚光灯下，更希望以一个普通故乡人的身份回去。
两人后来又见过面，回乡之事一度谈得相当具体。可这次机会没有落地。张学良返回台湾后，行程受到牵制，身体状况也出现波折。1993年12月，他与赵一荻离开台湾，随后定居美国夏威夷。此后，大陆方面仍曾发出邀请，他却始终没有亲自成行。
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年纪太大。这个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很难解释全部事实。张学良在1991年已经91岁，长途旅行确实不轻松，可他后来仍能赴美、定居檀香山，说明单纯的体力问题，并不是唯一关口。
也有人认为，是台湾方面一直阻挠。这个因素确实存在。张学良赴美探亲时，台湾当局曾对他的行程作出限制；他与大陆人员接触后，也曾受到责问。不过，1993年以后，他已经长期生活在美国，1994年、1995年还让儿子张闾琳代替自己回辽宁探亲。此时再说完全被台湾控制，显然不够准确。
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张学良并不是没有办法回去，而是没有选择用“绕开原有体系”的方式回去。
这恰恰可以和李宗仁作一番比较。1965年7月，李宗仁从美国出发，经欧洲转道，最终回到北京。周恩来等人对他的行程作了周密安排，既考虑安全，也照顾身份。李宗仁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他的归来，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对他而言，离开台湾当局、直接与大陆接触，是一次公开的政治选择。
张学良的处境却不同。
他曾是东北军领袖，是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也曾被蒋介石长期幽禁。即便遭受多年软禁，他晚年谈及蒋介石时仍保留着复杂的情感和评价，并没有把自己彻底放在国民党体系的对立面。换句话说，他痛苦，却没有完成精神上的“脱离”。
这一点十分关键。若经过台湾方面许可，他回大陆可以被解释为探亲；若在明确反对之后，另找渠道返回，在张学良心里，可能就不只是一次旅行，而像是对旧有身份的背离。他一生重视名分、责任和个人选择的正当性，不愿让晚年再背上“叛离”的标签。
西安事变也是绕不开的结。1936年12月，张学良与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促成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张学良始终倾向于把这件事解释为逼蒋抗日，而不是争权夺利。晚年口述历史，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在说明自己的动机和处境。
因此，他若以“投奔大陆”的姿态返回，台湾方面可能说他是叛徒，大陆方面也可能赋予这次归来更浓重的政治含义。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能冲击他苦心维护多年的历史形象。他愿意让子女回东北，却没有亲自跨出那一步，或许正是这种顾虑在起作用。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并没有把乡愁交给别人代替。1994年和1995年，张闾琳先后回到辽宁，替父亲看望故乡。沈阳、海城以及东北旧部，都在他的记忆里占有位置。只是“让孩子回去”，和“自己回去”，从来不是一回事。
张学良真正难以跨越的，也许不是海峡，而是身份。他既不愿否定自己曾经属于的那个政治体系，也不愿把西安事变简单处理成一场个人忏悔，更不愿在暮年被迫接受别人替他写好的结论。
李宗仁可以把归来当作一次政治抉择，张学良却更像是在守住一套自我解释。前者选择了行动，后者选择了克制。两人的人生道路不同，不能只用“谁更思乡”来衡量。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100岁。他的儿子曾替他回到东北，而他本人再也没有踏上那片出生、成长并改变其一生命运的土地。那封邀请信，最终留在了历史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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