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先白：亚太区域主义为何“制度越深，前景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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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今年以来，亚太区域合作仍在继续深化。APEC持续推进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合作，东盟完成《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谈判，RCEP、CPTPP等经贸机制也在进一步细化市场准入、规则协调和跨境经营安排。但另一方面，亚太区域内原本属于经济合作范畴的许多议题，开始被置于“安全框架”下讨论。关键矿产与供应链安全绑定，技术合作、投资审查以及产业政策也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所谓“去风险”和“战略竞争”。区域内安全“小多边”机制也在不断扩展议题边界。

8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嵇先白在IPP第十三届国际会议的演讲中提出了“安全化区域主义”这一分析框架。他将战后亚太区域主义概括为冷战时期的“安全化”、冷战结束后的“去安全化”，以及大国竞争加剧后的“再安全化”三个阶段。

在他看来，今天亚太区域主义最突出的悖论在于：制度不断深化，合作前景却日益收窄。越来越多的区域机制并没有汇聚成更加整合的合作秩序，反而逐渐形成两套不同逻辑：一套强调市场、开放与相互依存，另一套则将安全置于更优先位置，成员选择也更具战略性和排他性。这种分化将重新塑造亚太区域主义的走向。

嵇先白以“亚太区域主义的悖论：制度不断深化，前景日益收窄”为题发表演讲

*内容整理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嵇先白在IPP第十三届国际会议上的演讲。

今天我想谈一下亚太区域主义的悖论——机制越来越深，空间却越来越窄。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亚太地区的制度化程度都超过了现代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中国今年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东盟合作持续深化，《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也迎来了50周年。与此同时，RCEP、CPTPP、IPEF等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安全领域的“小多边”合作也在持续增加。可以说，如果从制度、组织和合作机制的数量与密度来看，今天的亚太区域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

7月24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高级别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目前，该条约的缔约方已由1976年的5个增加至62个。图源：ASEAN Secretariat

但问题在于，这些制度所打开的前景却正在收窄。它们并没有逐步汇聚成一个更具合作性、也更加整合的区域秩序，反而日益呈现出分化趋势，并逐渐形成两套相互竞争的制度架构。这两套架构分别以不同大国的力量为支点，也遵循着不同的制度逻辑。

今天，我想讨论的，就是如何理解这一悖论。为此，我提出一个概念性的分析框架，叫作“安全化区域主义”（securitized regionalism）。我将尝试通过这一视角，回顾过去七十多年来亚太区域主义的演变。

大体来看，亚太区域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冷战时期的安全化区域主义；

第二，冷战结束后的去安全化区域主义；

第三，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出现的再安全化区域主义。

我开头所说的“制度深化、前景收窄”的悖论，正是第三个阶段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什么是“安全化区域主义”？

我们都很熟悉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主义，无论是欧洲一体化，还是其他以贸易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这类区域主义通常具有三个特点：强调合作，以市场为导向，而且原则上具有较强的成员包容性。

然而，“安全化区域主义”与这种传统模式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安全考量取代共同经济利益，成为建立或者重新激活区域制度和合作机制的首要驱动力。

二是成员构成往往从包容走向排他。某些区域行为体会被视为不安全因素的来源，因此被排除在相关区域集团之外。

三是安全化区域主义不再促进市场整合，而是会扭曲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要求市场结构和市场利益服从国家的战略偏好，市场逻辑也越来越从属于国家安全逻辑。

这就是我所说的“安全化区域主义”的基本框架。

冷战时期：安全逻辑主导区域合作

如果把时间拨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亚太地区早期区域主义的一些典型形态。

其中一个例子，是1950年启动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1950年由英联邦国家倡议建立的区域合作机制）。今天，人们往往把科伦坡计划理解为一种发展援助机制，但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目的，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前英国殖民地扩散。也就是说，经济手段具有工具性，而真正的指涉对象是安全。

另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SEATO是由美国主导、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集体安全安排。它与欧洲的北约，以及中东地区的中央条约组织——也就是此前的“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1955年由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形成的地区安全条约体系）——共同构成了一道从西欧经过中东延伸至东南亚的“遏制弧线”，目的就是防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

1954年9月，八国代表在菲律宾马尼拉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随后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这一机制在成员构成上天然具有排他性。共产主义国家自然被排除在外，而像印度尼西亚、印度这样的不结盟国家也拒绝参加。SEATO最终于1977年解散，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军事联盟。

但是，冷战时期另一个带有安全化色彩的区域制度却存续了下来，并且后来成功实现了转型，这就是东盟。今天，它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东盟最初由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组成。1967年8月东盟成立时，其直接背景之一，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抗”（Konfrontasi，1963-1966）的结束。与此同时，五个创始成员之间仍存在大量区域内部矛盾。而真正将这些国家连接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它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在这一时期，经济合作只是次要目标，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停留在口号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盟最初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属性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抵御共产主义、防范中国、苏联和越南影响的一道屏障。

所以，在这一早期的“安全化区域主义”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特征：安全优先；成员构成高度排他；市场力量则基本无关紧要。

冷战结束后：亚太区域主义走向“去安全化”

但是，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一种新的区域合作逻辑开始出现。APEC就是这种新逻辑的重要体现。

APEC成立于1989年，其核心议题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去互为竞争对手，甚至彼此对立的经济体，被纳入了同一个区域合作机制。APEC也是亚太地区最具有包容性的制度之一。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美国、日本等经济体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共同讨论具有区域意义的问题。

与此同时，东盟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越南于1995年加入东盟，老挝和缅甸于1997年加入，柬埔寨于1999年加入。随着成员范围扩大，东盟也逐渐把自己定位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

1992年，东盟启动了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此后，又逐步建立起《东盟货物贸易协定》（ATIGA）、《东盟全面投资协定》（ACIA）以及《东盟服务贸易协定》（ATISA）等制度安排，并最终汇聚为2015年正式建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

与此同时，东盟分别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建立了“东盟+1”自由贸易安排。这些区域经济合作最终进一步汇聚为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签署RCEP。这一由东盟推动形成的区域贸易安排覆盖全球约3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还建立了“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此后进一步发展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形成区域金融安全网，为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

中国后来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同样值得注意，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当然具有深远的地缘经济意义，但它们总体上仍主要在经济合作的范畴内运作。

如果观察这一时期东亚地区不断出现的区域合作机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们总体上具有合作性，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成员构成更加包容。

即便是在地缘政治领域，也是如此。2005年启动的东亚峰会把东盟各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区域参与者纳入其中，后来俄罗斯和美国也加入进来。其基本思路并不是孤立或者边缘化任何一方，而是尽可能把主要利益相关方都纳入共同框架。所以，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包容、合作和市场。

大国竞争回归，区域主义重新“安全化”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正在结束。随着大国竞争重新加剧，我们正在看到安全化区域主义再次出现。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QUAD的起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当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海啸救灾核心小组，共同协调人道主义救援。2007年，四国首次举行QUAD官员会议。

但是今天，QUAD所关注的问题已经明显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涉及安全领域。民主、供应链韧性、经济胁迫、南海等议题，都进入了QUAD的合作议程。在我看来，这些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对华指向，而中国当然也被排除在这一机制之外。

另一个例子，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AUKUS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由美国和英国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能力。同时，三个国家还计划共同发展一系列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这些安排在国际社会中，也普遍被置于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加以理解。

最近还出现了一个被称作“SQUAD”的四国安全合作机制，由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组成。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前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还提出了建立“太平洋防务条约”（Pacific Defense Pact）的构想。

2026年7月22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外长会。近年来，QUAD合作不断向海洋安全、经济安全、关键技术等领域延伸。图源：日本外务省

虽然其本人使用的并不是“亚洲北约”这一名称，但其核心主张，是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进一步超越传统的双边同盟关系，建立更加制度化的集体防务安排，以应对其所称的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即使目前还没有建立这样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组织，美国—日本—韩国、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各种安全“小多边”机制也在不断收紧和强化，并发挥着类似的功能。

制度不断深化，为何合作前景反而收窄？

这也把我们重新带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那个悖论。

如果单纯从数量来看，今天亚太地区的区域制度确实在迅速增加，区域主义似乎也在不断深化。但是，这种“深化”并不是同一种性质的深化。今天的亚太区域制度实际上正在形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从“去安全化”时代继承下来的经济层；另一个则是在今天大国竞争背景下不断强化的安全层。

这两个层次正在按照不同的逻辑发展。经济制度希望加强区域联系、扩大相互依存，而安全制度却越来越按照战略竞争划分阵营。其结果就是，亚太国家不断被迫面对越来越困难的选择。

我认为，“安全化区域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变化。它提醒我们，区域主义从来不仅仅是市场一体化的故事，也不是贸易合作不断线性发展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政治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安全与经济、排他与包容、市场促进与市场扭曲等不同逻辑始终同时存在。只是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占据的权重并不相同。这些力量之间的相对权重，也会随着国际政治环境不断变化。

对于真正重视亚太区域主义、重视多边主义的人来说，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当前区域主义不断“再安全化”的趋势。

我们真正需要努力推动的，是一个更加合作、更加包容的亚太区域制度秩序。

嵇先白发表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嵇先白回应嘉宾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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