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夏，英国伦敦，因牙病住院的张发奎，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驻英公使郭泰祺陪同张学良前来探望，张发奎抬头一看，立即认出了这位昔日战场上的对手。
郭泰祺原本准备介绍，张发奎却摆了摆手：“不用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随后又补了一句：“当年在河南，就属我们打得最凶。”
这次见面并不寻常。张发奎时年37岁，张学良32岁。一个曾率“铁军”纵横北伐战场，一个出身奉系核心，统领东北军精锐。多年以前，他们在河南临颍隔着炮火交手；多年以后，却在伦敦医院里坐到了一起。
两人之间的旧账，要从1927年春天说起。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期北伐已经展开。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上，目标直指河南和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原地区。张发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麾下有第四军、第十一军以及贺龙所部独立第十五师。
第四军之所以被称为“铁军”，并不只是宣传口号。它经历过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多次战斗，部队训练和基层组织都较扎实，叶挺、恽代英等人也曾在其中任职或活动。那时的第四军，既有军事骨干，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北伐军在河南遇到的，是张作霖麾下的奉军。奉军并非乌合之众，东北拥有较完整的兵工体系，重炮、机枪和装甲车辆配置，在国内军队中相当突出。张学良所统率的部队，正是奉军中较有战斗力的一支。
临颍一带地势开阔，北伐军许多官兵来自南方，对平原战场并不熟悉。战斗打响后，奉军依托炮兵阵地猛烈轰击，北伐军进攻很快受阻，伤亡不断增加。张发奎和黄琪翔亲临前线督战，仍然无法迅速打开缺口。
战场上的细节，往往比战报更能说明问题。北伐军起初没有充分估计奉军火力，预备队被迫提前投入。第十一军第26师也被调上去，随后第十军蔡廷锴部加入战斗。原本计划中的局部突破，逐渐变成双方拼消耗。
就在这场恶战中，蒋先云率部袭击奉军炮兵阵地。蒋先云当时担任第26师第77团团长兼党代表，是共产党人，也是一名颇有战斗经验的青年军官。部队连续冲击，付出惨重代价，他本人最终重伤牺牲，年仅25岁。
张发奎后来回忆，蒋先云受伤后仍想返回第一线，只是伤势太重，已经无法继续指挥。这个细节让临颍战役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成为许多年轻军人生命的终点。
值得一提的是，临颍战斗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支部队单独取胜。北伐军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冯玉祥部也从西面推进，奉军面临两面受敌的局面。5月下旬，奉军最终撤离临颍，北伐军虽然占据了战场，却同样付出巨大伤亡。
张学良对这次交手记忆深刻。后来在伦敦，他曾对张发奎说：“我打仗这么多年，少有遇到这样能打的部队。”这句话既是对第四军战斗力的承认，也透露出当年奉军在河南战场承受的压力。
然而，战场上的对手，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永久敌人。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迅速破裂。武汉方面在“七一五”政变中清洗共产党人，张发奎部队内不少共产党党员被迫离开，第四军的组织基础和精神面貌随之发生变化。
张发奎本人没有完全按照最激烈的方式处理，但他也没有阻止这场分裂。此后，第四军不再是北伐时期那支声势最盛的部队。张发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使他长期处于被排斥和被牵制的处境。
张学良的处境同样发生过剧烈变化。1933年热河失守后，他宣布下野并前往欧洲。东北军装备不差，却在此后同红军的作战中屡遭挫折。后来他在西安接触到周恩来，才逐渐意识到，军队的胜负并不只取决于武器数量，指挥方式、政治动员和官兵关系同样关键。
伦敦医院里的那次相逢，表面上只是旧日将领之间的探望，背后却牵连着北伐、奉军、国共关系以及两个人各自的政治沉浮。张发奎和张学良确实是“打不相识”，但他们真正熟悉的，或许不是彼此的性格，而是那个时代战场的残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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