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屏宾专访：这一代人就要找这一代人的东西

第6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

「导筒directube」特别报道

谈到年轻导演对侯孝贤、杨德昌的追随时，李屏宾说“这一代人就要找这一代人的东西”。在他看来，那些后来被奉为经典的作品，都与创作者所处的年代、此前的累积，以及他们在某个时刻做出的冒险有关。今天，美学在变，人们观看影像的方式也在变。年轻人从前辈那里获得启发之后，还要回到自己的生活，辨认属于这一代人的经验，找到能够表达它们的电影语言。

李屏宾在平潭IM两岸青年电影展

从李屏宾口中听到这句话，有一种特别的分量。他与侯孝贤导演长期合作，亲历了许多作品从片场走向银幕、再被一代代观众重新发现的过程。他也见过那些作品诞生之前的困顿，知道后来被归纳成风格、方法乃至成功经验的东西，当时包含着多少摸索。面对今天的年轻创作者，他仍希望看到新的尝试，也提醒他们认真理解那些容易被成功遮蔽的积累。

「导筒directube」从首届IM开始便每年参与报道，今年在平潭的台湾小镇见到今年的主席李屏宾时，《南国再见，南国》的映后交流即将开始。这部由侯孝贤执导、李屏宾参与摄影的电影于1996年问世，至今已过去三十年。旧作与今天的观众相遇，也让这场访谈有了一个具体的起点：一部电影为什么能够长久地被观看？当它成为经典，后来的人又该怎样开始自己的创作？

李屏宾在平潭IM两岸青年电影展

此时，李屏宾已经结束了四年的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期。2025年12月17日，金马公布由张震接任主席的消息。他在交棒声明中谈到，希望金马继续保持创新与活力，并提出“主席也需要更年輕化”。对于下一代的期待，也体现在他对接棒者的选择之中。

结束这段任期之后，他继续出现在电影与观众相遇的现场。今年5月，他前往戛纳，参加由杨立国执导、自己担任摄影指导的《鲁冰花》（1989）数字修复版首映，与观众分享三十七年前的拍摄经历。到了9月，他以第6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评委会主席的身份，面对新一代创作者的作品。从旧作的重新放映，到青年电影的评审，他得以持续观察：电影如何越过时间，又如何在新的生活里生长。

这场访谈也沿着这些问题展开。我们聊到两岸电影的创作处境，聊到年轻人怎样从学校进入剧组，怎样理解摄影指导的责任，以及如何面对前辈留下的经典。李屏宾的回答常常落回具体的工作：有没有见过别人处理困难，有没有积累失败的经验，能不能在熟悉标准之后，再向自己提出更难的要求。

“这一代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把寻找的空间留给了今天的创作者。而当我们问起，短片怎样才能留在观众心里时，他也把自己放回了一个仍在探索的位置：“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在学。”

“交棒”之后的工作节奏

导筒：您在2023年一次接受访问时谈到，每年有两三个月没办法接拍摄工作，“要專心在電影節上”。当时，和影展相关的事务一定是比较多的。您现在的工作重心和生活节奏，有什么变化？

李屏宾：是的，我的金马任期已经结束了，我也很高兴“交棒”成功了。

本来我还开玩笑，以为自己可能是“末代”了——因为我们希望找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个性、品格要让大家服众，还要在国际上有一定对他的认知。其实以前有很多这样的电影人，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两岸三地的华人电影，这些年到国外影展的越来越少，得奖更是凤毛麟角，太困难了。

我当初去找张震的时候，其实隔了半年他才同意。因为会这个决定会影响他的生活、工作还有方方面面。所以我自己很满意了，能够交出去。

所以现在我的生活刚好相反。现在反而是被动的，不像以前是必须要做的。也正好在这个关口，不同地方的影展来找我，希望我去参加。所以之后参加各种电影节的机会有很多。

李屏宾与剧组成员在摄影机旁工作

标准里面的一百分

导筒：您刚才谈到，华语电影在国际上被看见的机会这些年逐渐是减少了。那青年创作者在当下，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被看见，走向更多的国际银幕，和更多的观众见面？

李屏宾：我经常谈这件事，也不算是什么新的角度。不管去哪里，跟做电影的朋友，不管是年轻的，或者跟我合作的，我常跟他们讲：凭什么世界看到你？

你如果在标准里面，也都做得很棒，一百分，但是世界看不到你。因为一百分太多了，到处都是一百分。要让世界看到你，一定要在风险里面。说起来很简单，也很困难。

如果要说成名，我觉得成名不能是你我要去追求的，其实应该追求的是我的电影别人会看到，是电影要有生命。当然，成名会改变我的生活，改变人家对我的认知。但是我们最早爱电影，不是因为这个。在做电影的这个路程上，电影改变了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拍不同的电影，去改变别人？

《恋恋风尘》（Dust in the Wind，1986）片场中的李屏宾

资金困难和创作的新角度

导筒：现在大家都在说电影环境差，这可能不只是发生在大陆。年轻的电影人也一直面临项目难筹钱、开机困难的情况。如果结合您可能更熟悉的台湾片场的经验，您怎么看电影行业目前的困境？除了资金本身，创作者和剧组在工作、创作上，有哪些需要重新考虑的地方？

李屏宾：其实都困难，大家都在面对一个大困难。台湾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影视片场的制度越来越健全了。比方说，工作时间十个小时，礼拜六、礼拜天基本上能不工作就不工作。虽然是拍电影，但是现在更像是上下班；如果礼拜六要工作，需要先沟通。每天超过十个小时，要给OT费。这好不好？很好，保障工作人员的福利。（编者注：OT为 overtime 的缩写，此处指超时工作及相应加班费。十小时、周末沟通等是受访者对所接触片场安排的描述，不作为所有台湾影视劳动关系统一适用的工时规定）

但相对地，投资方的成本增加了，那怎样让投资方增加成本之后，工作人员的福利变好，大家还可以继续有好的生活、有好的市场？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朋友缺少这个观念：我要求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这十个小时，我就全力以赴帮你工作。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玩手机，看一下消息就关了，不能还是一直回消息。

我觉得大陆以后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电影的投资和制作是相对的，我们要求投资方给我们什么，制作方要回馈人家什么。互相之间的，才能造就大家的好。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投资方成本增加，回收难，市场变小，大家就越来越差了。

这是市场为什么不好的其中一方面。大环境我们个人不用谈，大家都知道。

那电影为什么去不了国际？其实也有好的一面。为什么？因为表示我们生活好了，生活里面没有痛。没有痛就没有艺术，那些动人的故事就不见了。这对我们的电影来讲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要改变了。

刚刚讲的，一个是要和投资方全力互动互惠；还有，我们所谓的艺术电影，要去找新的角度，要去找新的高度。

李屏宾与导演杨超在《长江图》拍摄现场讨论

摄影指导要积累失败的经验

导筒：您入行时是从摄影助理做起的，也带过不少摄影师。以前大家通过师徒制在片场学习，现在很多年轻人从电影学院或者是相关毕业，而且很多摄影师也通过网络上的各种教学自己学习摄影技术。您怎么看这些不同的成长路径？从学校走进片场，到真正能够担任摄影指导，年轻的摄影师们需要积累什么？

李屏宾：以前的师徒制，一种是本来跟电影没关系、不懂电影，只是找工作的人来学。另一种是他本身学电影，跟着有名的摄影师，或者自己喜欢的摄影师往前走，累积经验。

我们今天就只讲摄影，不说那么多其他的部门。现在两岸三地这些学院摄影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想当摄影指导。那指导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作用是什么的？

可能有各种因素，让你这一次的拍摄当上了摄影指导。但当上以后，你是危险的。遇到困难，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没有累积过失败的经验，也没有累积前人遇到困难时，那些成功、失败的处理方式，所以你是很脆弱的，路也会越走越窄。

学校教的，跟真正的拍摄现场是两回事。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管你有多高的学历，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先进组，跟着不同的人，再慢慢形成自己的东西。即使对方的学历比你低，也要去学那些现场的人际关系、技术关系、合作方式。这是学校教不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年轻人一毕业就要当师傅。都想这样，但机会很少，失败率很高。

李屏宾早年在香港片场操作摄影机。

图源：联合报系 优人物／500辑；李屏宾提供

这一代人要找这一代人的东西

导筒：侯孝贤、杨德昌导演的作品，至今仍是很多年轻导演的创作参照，但电影的形式和观众的感受也在变化。您怎么看年轻人对这些经典的追随？

李屏宾：最近也有人跟我聊这个。我说，侯导跟杨导即使今天在拍片，也可能不会入围影展。美学在变，各方面都在变，当然不是完全变。

年轻人还是觉得侯导、杨德昌是大师，是不可替代的。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在合适的时候，他们做了自己人生的冒险，达到了一个高度。但不能说，永远用这个方式就可以成功。

这一代人就要找这一代人的东西，可能是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些方式。

而且，他们前面的累积你没有看到，你只看到他们一夜成功。他们的累积，那些困顿、痛苦，你没有看到。当然，我是看到这些人怎么一步步过来的。但现在年轻人看到的只是成功，只会想自己拍一部片子就成功了。

李屏宾与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拍摄现场

对于短片的看法

导筒：这一次您来导平潭IM两岸青年电影展，也看到了这些被讨论的、被关注的短片。现在拍短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像短片要不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的话题也一直反复在被提及。您是怎么看待短片的？短片应该怎么样留在观众的心里？

李屏宾：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短片在活跃，我自己常常也会在手机上看短片。其实15分钟够了，但我觉得大部分的短片时长就是因为“短”，所以打动你的时间也相应变得很短。打动你，就过去了，很难留下来。

至于短片到底怎么样会留下来，留在观众心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在学。

如果要说留在观众心里，我是会想问，现在有没有让你看不懂的电影？

导筒：好像很少有电影，会让人觉得完全看不懂。

李屏宾：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要去追求那些很廉价的东西，手机划来划去的那些视频甚至是更短的，几分钟的。可能看得时候还蛮开心，但是看完也就过去了，大家可能日常都是这样。

所以我也在想，拍短片要不要让别人看懂？不一定。

拍一个别人看不懂的，我觉得那是大师。为什么要让你看得懂？我可以不让你看得懂。

所以短片还是可以做，大师们也拍短片的。

让人看不懂，很简单，但是很困难。

李屏宾早年在中影工作时的片场照片

随缘接片和电影的生命

导筒：如果接下来年轻导演如果想请您担任摄影指导，您通常会怎样考虑开始一部新的电影的合作？什么样的创作会让您产生兴趣？拍了这么多年，您又怎样判断一部电影的价值？

李屏宾：其实还是想要尝试比较冒险的。当然，如果是一件我都觉得做不到的事情，我反而会有兴趣。但很多年了，我很少用哪个导演、哪个片子，或者多少预算，来决定我拍不拍，我的工作都是随缘，很多年都是这样。

比方说，李安导演之前找过我几次，我都把他“推”在门外，但我觉得有缘还是会合作。原因不是我不喜欢或者不想跟李安导演合作，是时间还有各方面正好没有碰上。很可惜，我也很遗憾，非常遗憾。

我觉得人生，包括电影也这样。我之前也提到过如果以我们现在量子力学的观念来讲，你在写剧本的时候，其实故事里的场景都已经在那边等你了。那天应该是阴天、晴天，还是台风天，很多东西好像都已经在那里。所以硬去追求什么，是很痛苦的，而且很难得到。反而不如在随缘里面，最好地展现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冒险，去表现你对人生的想法。

电影还有一个魅力，就是它是有生命的。有些过去的电影，到现在年轻人还觉得是好的，是可以反复观看的。

到底什么是好电影？我相信那些有生命的电影，才是好电影。一个有票房的电影，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市场电影，它不是坏电影，但是它不叫好电影。电影市场里会有这样的商业行为，我们也不排斥，但好电影就像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会穿越时间留下来。

李屏宾在《七十七天》拍摄现场操作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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