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6月，东北战场，田维扬接到调令，离开骑兵部队，前往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1师任师长。这个任命看似平常，却把他推到了大规模决战的前沿。那时辽沈战役的气氛已经越来越紧，部队整训正在加紧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名长期带骑兵作战的将领，很快会在塔山防线上迎来人生的重要转折。
田维扬出身红三军团，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进入东北，先后担任军分区司令员、骑兵第1师师长。骑兵部队不属于东野最典型的主力步兵师，却承担着侦察、警戒、奔袭和配合作战等任务，行动灵活，往往要在复杂地形中抢时间、打穿插。
有意思的是，田维扬调任第4纵队第11师时，部队正处于战前整训阶段。由于政委职位暂时空缺，他实际上承担了更多军政工作。师长不仅要抓训练、抓纪律，还要熟悉部队状况，判断战场形势。这种“军政一肩挑”的经历，为后来临危受命埋下了伏笔。
第4纵队是一支创建较早、战斗经历丰富的部队，长期在南满地区作战，和第3纵队并肩经历过多次硬仗。辽沈战役开始后，第4纵队奉命坚守塔山一线，阻挡国民党军队增援锦州。第11师原本担任预备队，任务是随时支援前沿部队，哪里出现缺口，就必须迅速补上。
战斗进入紧要关头，第10师方向告急。田维扬接到命令后，没有等待局势自行变化，而是率第11师投入战斗。塔山阵地狭窄，兵力密集，进攻与防守都异常惨烈。预备队一旦投入，就意味着要在最短时间内稳住阵脚。对师级指挥员而言，这不仅考验胆量，更考验对部队节奏和战场时机的把握。
塔山阻击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继续向关内推进。田维扬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后，又经历平津战役。1949年，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他仍担任师长。随后，部队南下中南地区，参加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作战。战争还没有完全停歇，编制和任务却在不断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田维扬仍是师长。按一般情况看，师长晋升军级干部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考察，尤其是军队整编后，干部岗位调整更加慎重。可田维扬的变化来得很快。第41军军长吴克华，副军长温玉成调任第40军军长后，田维扬被提升为第41军副军长。
从师长到副军长，他走得已经很快。更出人意料的是，1950年11月，他接替军长职务，成为第41军军长。几个月之间完成两次晋升，这在当时并不多见。战场上的连续表现、部队对他的熟悉程度，以及东北野战军系统对干部能力的了解，共同促成了这次调整。
有人曾对他说：“这个级别，你完全担得起。”田维扬却很谨慎，认为自己资历和能力还有不足，评为正师级或者副军级就可以。这样的表态并非推辞姿态，而是他对军队干部评级分量的清楚认识。级别一旦确定，不只关系个人待遇，也关系今后承担的责任和所在岗位。
1952年全军评级时，田维扬被评为正军级。这个结果与他的实际任职经历相符，也说明上级并没有简单按照解放前的资历排队，而是综合考察了他在东北战场、南下作战以及担任军政主官后的表现。四野将领在评级中整体位置较高，许多正军职干部被评为准兵团级，副军职干部评为正军级，正是因为其部队长期承担大战役主攻、阻击和追击任务。
田维扬的经历还有一个对照面。龙书金、丁盛等人担任副军长的时间比他早几个月，后来同样评为正军级，但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田维扬则被授予中将。军衔评定并不只看某一个时间点的职务，还要结合战争年代的贡献、担任主官的经历以及综合资历来衡量。
从骑兵师长到步兵师长，再到副军长、军长，田维扬的职位变化集中发生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评级时，他主动表示“副军级就行”，上级却认为正军级更符合实际。这一升一让，恰好呈现出当时军队干部评价中的两个侧面：个人态度要谨慎，组织结论则要以战绩和责任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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