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1月，山西辽县，八路军第129师师部接到一纸控告。邓小平面对的，不是战场上的敌情，而是一名干部侵犯当地妇女的严重问题。这个案件后来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底线。
涉事干部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平日表现并不差。面对询问，他没有推诿，很快承认了错误。师部研究后决定执行枪决，消息传开，许多人感到意外，认为撤职、处分或许已经足够。
受害者家属也曾出面求情。他们的理由很实际：事情已经发生，枪毙并不能挽回损失，不如让这个人到前线杀敌，戴罪立功。这样的请求，在当时并非没有道理，却没有改变邓小平的决定。
师部随后召开宣判大会。邓小平讲得很直白，八路军与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不只在于打仗的目标，也在于如何对待百姓。部队若侵犯群众利益，群众就有理由害怕它、疏远它，敌后根据地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这起案件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干部受到多重惩处，而在于军纪能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老资格不能成为护身符，战功也不能抵消对群众造成的伤害。对于刚刚进入山西敌后地区的八路军来说，这个态度比口号更有说服力。
十年后，类似的考验再次出现。1947年10月13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抵达湖北黄冈总路嘴镇。由于长期受到敌对宣传和地方势力驱赶，街上空空荡荡，百姓大多逃离。部队要在陌生地区站住脚，能不能守住纪律，直接关系到群众是否回来。
邓小平与保卫部门干部巡查街道时，发现一名军人从店铺中拿走粉条、布匹以及纸笔。部队此前已经公布严格规定：抢夺财物、枪击百姓、奸污妇女，均属重罪。查明身份后，拿东西的人是警卫部队副连长赵桂良，平日负责首长身边的安全工作。
调查显示，那些物品并非全为他个人使用。布匹是想给患病的小战士做衣服，纸笔准备供连队办墙报，粉条则是听说刘伯承喜欢吃，想带回去。店主当时不在，赵桂良原本带了钱，却没有留下钱物便离开，这就构成了违反纪律的事实。
有人替他解释，也有人求情。店主后来赶回，还表示东西价值有限，愿意不再追究。邓小平却认为，事情小，影响未必小。倘若因为拿东西的人是熟人、出发点似乎是好意，便把规定放松，部队此前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就会失去分量。
这次处置的锋芒，指向的不是赵桂良个人，而是“特殊人物可以例外”的想法。大别山地区的群众起初不愿回乡，正是因为他们担心部队进村后无人约束。后来不少百姓返回，发现家中财物大体未动，先前的恐惧和疑虑才逐渐消散。
第三个案件发生在淮海战役之后。1949年1月，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胜利并没有让纪律问题自动消失。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作战总结中指出，战场上曾出现抢取武器、车辆、火炮以及随意开枪的混乱现象，并批评部分单位存在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随即编发有关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材料，要求各部队引以为戒。偏偏在部队休整期间，六纵一名侦察排长王道士又出了问题。他资历较老，却长期脾气暴躁，曾多次因违纪受到职务调整。
王道士的部下因私拿俘虏军官的手表，被连指导员吴永安批评并关禁闭。王道士认为指导员处罚过重，几次求情未果。一次，通讯员因忙乱忘记送饭，禁闭人员中午挨了饿。王道士借题发挥，冲到连部辱骂并殴打吴永安，随后又带人再次动手。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争执，而是以资历压人、以暴力挑战组织纪律。案件上报后，有人替王道士说情，但邓小平没有因为他是老红军而改变意见，批准依法处置。胜利之后仍然严惩违纪者，正是为了防止部队在顺境中滋生骄横。
三个案件，处在不同环境：一个关系到部队能否在敌后生存，一个关系到能否取得新区群众信任，一个发生在战役胜利之后，针对的是队伍内部的松懈苗头。处置对象身份不同，具体情节也不同，但邓小平坚持的尺度始终一致：军队来自人民，就不能损害人民；纪律面前，没有可以随意挪动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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