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大逃杀（二）：鱿鱼

罪案录 · 长篇纪实

第二章

鱿鱼

太平洋大逃杀 · 鲁荣渔2682号案纪实 ｜ 本章约 3677 字

2011年6月初，秘鲁外海，鲁荣渔2682号。

到渔场两个多月，船上第一次结账。

船长和大副在舵楼里算了一下午。算完，李承权用广播喊了一声，说大家干得不错，钱的事，回去再说。喊完，广播就关了。

钱没有现发。远洋船的规矩，工资记在账上，船回港再一起结。谁干得多，谁干得少，全在船长和大副手里的账本上。船员们手里没有数。

有人不放心，下了班去舵楼门口问。他在门外站了老半天，门开了，大副探出头来，说回去，回头再说。那人还想问，舵楼里传出李承权的骂声，他只好走了。

账目最后还是漏了出来。传话的那个跟大副走得近，他说合同上写的保底四万五，是这么算的：按一斤鱿鱼两毛五，钓够数，才拿得到那个数。钓不够，干满两年也白干。什么保底，保的是船东的底。

船舱里安静了一夜。第二天有人借了纸笔，蹲在舱门口算账。到那时为止，船上钓得最多的人，一共钓了多少斤，两毛五一斤，刨去船上赊的烟钱，到手八千五百六十三块二。八千五百六十三块二，每天在甲板上站十八个小时。

这个人是谁，船上的人都知道。

刘贵夺。

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他正在船舷边收线。听完他手上的动作没停，把鱿鱼摘下来，扔进舱里，又放了一轮线。有人问他是真的吗。他没答。那天夜里，他躺在铺上，手指头在被子上点。画来画去，是同一个数。后来他供述的时候，这个数报得一字不差。

八千五百六十三块二。按这个干法，两年干满，他拿到手的，够不够回家的路费，他自己心里算过一遍。

算法传开后，船上的人开始算自己的账。

有人算得快，算完把烟头往海里一扔，骂了一句，曹他的。有人算得慢，算了一晚上，躺下眼睛睁着看天花板。有人还算了更大的账：签合同的时候说的两年九万，按现在这个算法，自己两年能拿到九千都悬。

半年了。出来半年，攒下的钱不够买一张回家的船票。

反应最凶的是姜树涛。他心眼实，藏不住话，吃饭的时候把碗往桌上一顿：这他是拿人当驴使。旁边人拉他让他小声点，他说怕什么，他还能把我们都刹了？

岳朋当过潜水员，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劝大家冷静：钱是跑不了的，上了岸找劳动局，找法院，总能要回来。他说这话，自己也知道，这船离岸还有十万八千里。

夏琦勇没说话。他欠着账，指望着这趟海能翻本。他在厨房门口，烟一根接一根，抽完最后一根，把烟盒捏扁了，扔进海里。

有人想找船长再问个明白。六月初的一个傍晚，收工后，五六个人站在舵楼下面，为首的喊了一声：船长，工资的事，得给我们个说法。

李承权从舵楼里出来，站在舷梯口，往下看了一眼。他比所有人都高半个头，站在高处，像一堵墙。

他说，说法？你们要什么说法。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底下有人说，合同上写的保底四万五。

李承权说，那是钓够数。你们自己算算，钓够了吗。

底下的人还想说话，李承权已经转身进去了。舵楼的门关上，甲板上的人站了一会儿，散了。

那天晚上，食堂里没有人说话。夏琦勇把菜打出来，一勺一勺，大家端着饭，低着头吃。吃到一半，有人把碗放下了，没吃完就走了。

隔了两天，李承权把全体船员叫到甲板上，开了一次会。

他站在舵楼门口，手里拿着一卷合同，抖开，念了几条。念完，他把合同卷起来，敲着栏杆，说了几句让所有人记住的话。

他说，你们回不去了。没办海员证，别的船也不敢捎你们回去，捎了就是非法偷渡，是犯法。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甲板上没人说话。海风从船尾吹过来，把他的话送出去很远。

有人事后回想，就是那句话，把最后一点指望掐断。船在公海，前后几千海里没有陆地，就算有海员证，换船也不可能。这十八个人，法律上是一群没有身份的人，他们的死活，除了船上的人，不会有人过问。

那天开完会，没人再论工资的问题，白天钓鱿鱼，晚上睡觉，夜里船舱里翻身的人多了起来，蹲在船尾抽烟的人越来越多。

包德蹲在暗处，盯着舵楼，舵楼的灯光亮到很晚，李承权和大副的影子投在窗上，他想的是舵楼里的卫星电话，以及那卷合同。

该船的困境，后来有律师分析过。

律师叫张文普，代理过遇害船员家属的民事索赔。他说，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船员有别的路可走，集体罢工、谈判、委托家人去找公司协商或者上岸后去法院起诉，但这些途径在这艘船上一条都走不通。

走不通的原因呢？

没有海员证，他们都是非法劳动人员，法律上不具有合法劳动者身份，罢工、谈判公司可以不予承认。第二，合同盖的假章。船员手里那份合同，公司随时可以说不是自己签的。那个章后来被人拿去查过，确实是假的。公司用假章签合同，从船员上船那天起，就没打算认这批人。第三，船在公海上。最近的执法力量在几千海里外，海上没有警察，没有劳动监察，没有人能听到这艘船上的声音。第四，船上的卫星电话锁在船长室。谁想联系外界，得先过李承权那一关。

把人送上船的劳务中介，收了几百块中介费，把人领到码头就消失了。合同是公司给的，介绍人是中介找的，出了事，两边都能说自己不知情。中介吃两头：从船员身上收介绍费，从公司拿人头钱。船上的苦，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

张文普后来感叹，作为一个有规则意识的法律工作者，这些和平手段是他事后才能说出来的分析。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公司用假章把人骗上船，船长把路一条一条堵死，暴力反抗，在这艘船上几乎注定。

岸上的人，对这些一无所知。

卫星电话每个月开一次。船长室的门打开，电话放在桌上，船员排着队，一人一分钟。马玉超排了大半个钟头，轮到他，他拿起电话，拨号，等接通。

妈。

哎，儿啊，还好吗。

好，吃得饱。就是晒黑了。

瘦了没有。

没有。妈，你身体怎么样。

好，好得很。你别惦记家，好好干活，攒够钱就回来，妈给你留着鸡。

一分钟到了。电话挂断。马玉超把话筒放回去，走出船长室，在甲板上站了一会儿。海风是咸的，天很蓝。

王鹏的母亲每次都在电话里哭。王鹏说不出来话，就听着。听得时间长了，他说，妈，你别哭，我好好的。

电话锁回。下个月再开。

岸上的人不知道船上的账目，不知道海员证，不知道船长说的那些话。他们只知道孩子在挣大钱，两年后带着九万块回来。九万块，够在镇上盖半间房，够娶一房媳妇，够把欠的债还上。

他们数着日子。一个电话是一个月，一个月是三十天。王鹏的母亲把日历挂在墙上，过一天，划一道。她不知道，日历上的日子，已经不够了。

包德最先动了心思。

工资的事传开那天，包德在甲板上蹲了很久。他手下的几个内蒙古兄弟围过来，用蒙语说了几句，他又沉默了。

那天夜里，他挨个敲宿舍的门。

门开了，他探进头去，说，兄弟，聊两句。

他问的话都一样：还想不想回去。

对方说，想啊，谁不想。

他说，想回去，就得想个办法。船上有油，有粮食，有导航。办法只有一个，把船开回去，回中国，找公司讨个说法。

有人听了，笑了，说，别扯淡，船是船长的，怎么开回去。

包德说，船长也是人。

有人听了，没说话，把门关上。有人听了，眼睛亮了一下，压低声音问，怎么个弄法。

包德不说了。他说，想好了再说。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走了。

他先找的是自己人。黄金波是内蒙古人，二十一岁，跟包德一个地方出来的。包德找他时，黄金波正躺在铺上听歌。包德把话说了，黄金波坐起来，看了他一会儿，说行，算我一个。

接着是双喜、戴福顺、丁玉民。都是平时跟包德走得近的。包德没有一次把话说完，每次说一点，像在探水。

夜里，船舱里串门的人开始多了。串门的人，不止包德一个。

白天，船照常作业。钓机从傍晚响到天亮，冻舱一箱一箱码满，船长室的广播偶尔响一声，喊某个人去舵楼。

马玉超不知道夜里的事。他从出港那天起数日子，已经五个多月。还有一年半多船才返航。他有个本子，记日子也记些杂事。本子已经写了了大半本，照这个速度，上岸之前能记满两本。王鹏也不知道，他每天照样干活，照样在食堂抢饭。

船上的日子，看上去跟往常一模一样。吃饭，睡觉，干活，骂天气，骂伙食，骂船上的蚊子。有人在甲板上唱歌，跑调，大家笑。

只有细心的人会发现，夜里船尾，聚着的人多了。

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亮，一灭。没有人说话，或者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被海风和机舱的轰鸣盖住。

也有人发现，那几个聚在船尾的人里，有一个是刘贵夺。他蹲在那里，烟夹在手里，半天没吸一口。包德跟他说过一次话。两个人蹲在船尾，烟头明灭，说了很久。说了什么，没有人听见。

海面很黑。风从船尾吹过来，带着咸味和机舱的油味。

第二天夜里，包德又去敲门了。他在黑暗里穿行，像一尾无声的鱼。

（第二章 完）

《太平洋大逃杀——鲁荣渔2682号案纪实》全十章，本篇为第二章「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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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公开司法文书与权威媒体报道创作。涉案非公众人物均使用化名。办案人员的心理活动、私人对话及非公开场景属于基于公开资料的合理艺术推演。推演不违背已知事实，不反向虚构案件关键情节。无任何美化犯罪内容，最终结论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