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11月，贵州桐梓县，一只竹笼被送到了县长赵季恒手里。笼中是张学良养的两只黑猫，旁边还放着几卷书画和一张字条。张学良没有亲自前来告别，因为这场突然到来的“搬迁”，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隐秘。
字条里的意思很简单：猫留在桐梓，请代为照看。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比许多场面话更能说明问题。被软禁十年之后，张学良并不知道自己此行究竟是去南京，还是去往另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长期处于蒋介石控制之下。起初，他被置于浙江奉化雪窦山一带，后来又辗转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地点不断变化，身份却始终没有改变：名义上保留着军政资历，实际上没有人身自由。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随着国内局势变化，张学良的去处重新被摆上桌面。蒋介石担心他留在西南会发生意外，也不愿让外界过多打听，于是决定把他从贵州转移出去。
负责执行的人，仍是刘乙光。
刘乙光自1936年起便担任看守张学良的负责人，两人相处多年，彼此十分熟悉。正因为熟悉，他更容易让张学良相信那套说辞。
刘乙光来到张学良住处，故意露出喜色，说：“重庆传来消息，先请副司令到重庆，随后再去南京。”
张学良正在读书，听见“南京”二字，立刻抬起头来。他追问：“委员长要见我？”
刘乙光没有把话说死，只说重庆方面已经安排好住处，下一步等到了那里再作决定。这个回答留下了希望，也遮住了真正的目的。
张学良被幽禁太久了。十年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完全脱离原有轨道。听说有机会回南京，他难免产生联想：也许蒋介石准备恢复他的自由，也许这场长期扣押终于要结束。
赵四小姐也开始收拾行李。临行前，张学良原本想向桐梓县长赵季恒告别，却被以安全为由劝阻。于是，他把书画和黑猫送去，算是留下了一份不便当面说出的告别。
车队随后向重庆开去。
歌乐山位于重庆主城西侧，山势幽静，林木较多。张学良抵达后，被安排住进戴笠生前使用过的寓所。这里原本是为蒋介石修建的住所，陈设考究，与张学良此前在贵州的居所差别很大。
房间宽敞，家具齐全，地上铺着地毯。张学良看着这些布置，心里或许已经察觉到，这并不像普通的中转站，更像一处便于控制的隐秘住所。
第二天，毛人凤和沈醉前来拜访。毛人凤当时是保密局的重要负责人，沈醉也曾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面，态度十分恭敬，言语间一口一个“副座”，仿佛眼前仍是当年手握兵权的东北军将领。
有意思的是，礼数越周全，气氛反而越显得不寻常。称呼没有变，身份却早已变了。张学良听他们谈起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的消息，表面平静，心中大概明白，自己身边的人和环境已经换了一轮。
午饭准备得很丰盛。保密局方面特意请来北方厨师，做了几道张学良熟悉的菜。席间酒意渐浓，他谈起当年在东北带兵的往事，话题从军队训练说到地方事务，神情一度恢复了旧日的爽朗。
但这份轻松并没有持续太久。
饭后，张学良把话题拉回南京，问何时可以出发。毛人凤回答得很谨慎，说南京事务繁杂，飞机调度需要时间，让他安心等候几天。沈醉也在旁边附和，表示只要有吩咐，都会尽力办理。
这种答复听起来客气，实质上却没有给出明确日期。张学良当时仍愿意相信，自己只是暂时停留重庆。
大约一周后，消息终于传来：飞机已经安排好，从白市驿机场起飞。张学良以为目的地是南京，心情明显放松下来。当晚，毛人凤、沈醉和张严佛来到住所送行，席间还喝了些酒。
赵四小姐提醒他不要多饮，免得影响第二天行程。就在气氛看似平稳时，毛人凤突然改变了说法：“行程有变，明天不去南京，改飞台湾。”
酒杯从张学良手中滑落，摔在地上。他沉默了很久，才问：“什么时候走？”
刘乙光下意识称呼“副座”。张学良当即打断：“还叫什么副座？我不就是你们手里的犯人吗？”
这句话让屋内一下安静下来。此前所有的恭敬、宴请和安慰，在目的地改变之后，都显出了另一层意味。第二天，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登上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台湾。南京之行没有发生，他期待已久的自由，也再次被挡在了行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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