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重庆一处临时搭建的戏台前,张充和穿着素雅,手执团扇,唱起《游园惊梦》。台下并非普通看客,章士钊、沈尹默等文化名人也在其中。战火压在山河之上,她的水磨腔却清润婉转,仿佛把人带回了苏州园林。
那场演出后来被视为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界的一件雅事。张充和没有靠喧闹的排场取胜,她只凭一腔昆曲、一管笛音和深厚的古典修养,便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个名字。
张充和1914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合肥。她的家世颇有来头,曾祖父张树声是淮军将领,做过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父亲张武龄则重视教育。张家四姐妹后来被称为“合肥四姐妹”,长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各自在文学、戏曲与教育领域留下了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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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排行最小,却没有完全按照普通孩子的方式长大。她出生后不久,便过继给二房祖母抚养。祖母疼爱她,也严格要求她。家中没有把她当作只会刺绣、应酬的闺秀,而是请来塾师,教她经史、诗文、书法与音律。
这种教育见效很早。张充和四岁能背诗,六岁开始识字,随后接触《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她不是囫囵吞枣地读,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诵读中,逐渐熟悉了古人的语气、章法和审美。
她后来能写诗、填词、作画,与这段童年经历分不开。更重要的是,古典文化在她那里并不是摆设,而是融进了生活习惯。穿什么可以朴素,首饰可以不要,但笔墨纸砚不能马虎。她曾表达过类似意思:“金银珠宝不必讲究,写字的东西一定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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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张充和进入北京求学。她报考北京大学时,成绩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优等,却因学养突出,被学校录取为试读生,进入文学院国文系。这个细节之所以常被提起,是因为它说明当时的北大并不只看一张分数单,也看重学生长期积累的学识与潜力。
北大中文学术氛围浓厚,胡适、钱穆、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等名家都曾在这里任教或讲学。张充和身处其中,眼界迅速开阔。但她没有把自己关在课堂里,清华大学一带的昆曲课程,也成了她经常前往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她真正投入昆曲,并非出于一时风雅。昆曲讲究唱腔、身段、节奏和念白,学起来慢,见效更慢。张充和却愿意下苦功,反复揣摩字音和气口。她唱《牡丹亭》《游园惊梦》等曲目时,声音不以浓艳取胜,而有一种清峻、克制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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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曾称她有蔡文姬般的才情,焦菊隐也以李清照相比。这些赞誉固然动人,却没有改变她低调的性格。有人向她谈及诗词与情感,她只说:“喜欢昆曲,是喜欢这门艺术,不等于儿女私情。”这句话,正好体现了她对人与艺术之间界限的看重。
她的诗作同样有鲜明的个人气息。张充和善于把水、花、春风、烟波写得轻盈,却不流于纤弱;字面看似婉约,内里却有清醒的自持。她还精通篆、隶、楷、行、草诸体,尤其擅长小楷。笔画秀润,结构严整,细看又有骨力,因此被沈尹默等书家推重。
书法和昆曲,在她身上并不是两条分开的路。写小楷需要耐心,唱昆曲需要分寸,二者都反对急躁。她的艺术气质,正是在这种慢功夫里形成的。不得不说,所谓“才女”,若只有聪明远远不够,还要经得住长期训练。
1949年后,张充和与德国汉学家傅汉思结为夫妻,后来随丈夫赴美国生活。离开熟悉的中国文化环境,并没有让她放弃昆曲。相反,她开始承担起保存与传播这门古老艺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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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期间,她参与创办海外昆曲社,组织讲座、示范和演出,排演《牡丹亭》《长生殿》《贩马记》等剧目。她不只是登台唱曲,也教年轻人辨认曲牌、理解身段和掌握唱腔。昆曲由此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旧戏,而成为可以被学习、传承的活态艺术。
每年5月13日,曲友们都会为她举行雅集。年过九十后,她仍会亲自清唱。到百岁之后,嗓音或许不再如盛年般充沛,但那份从容依然在。2015年6月17日,张充和在美国逝世,享年102岁。
她一生没有追逐显赫头衔,也很少主动把自己推到人群中央。诗词、书法、昆曲,构成了她漫长人生最坚实的骨架。“民国最后的才女”这个称呼,最终落在她身上,并不只是因为容貌与出身,更因为她把旧学修养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传下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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