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0月，长沙清华大学临时校址门口，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拄着拐棍，怀里死死抱着一只破咸菜罐。他反复说，要见校长梅贻琦。门卫见他衣衫破旧，满脸尘土，便准备将人赶走。
就在这时，梅贻琦送客归来。那人忽然上前，声音嘶哑地喊道：“梅校长！”梅贻琦停下脚步，仔细端详许久，脸色随即变了。他握住来人的手，脱口而出：“是你？”
这个“乞丐”，正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那年他只有35岁，却因长途逃难，已经完全看不出知识分子的模样。
赵忠尧早年便显露出非凡的物理学天赋。1927年，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密立根。为了取得可靠数据，他常常每隔半小时起身记录实验结果，夜里也不例外。别人靠毅力完成的事，他几乎靠意志硬扛。
1929年前后，赵忠尧在研究硬伽马射线穿过铅等重金属时，发现了异常吸收和额外散射现象。这项成果与后来正电子研究关系密切。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发现正电子，并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赵忠尧的早期工作长期没有得到相应的国际荣誉，后来一些物理学家也承认，这段历史存在令人遗憾的评价缺失。
但赵忠尧并没有把精力耗在名利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放弃国外较好的研究条件，决定回国。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十分器重这位年轻学者，临别时赠给他50毫克镭，用于回国后的实验研究。
在当时，镭不仅昂贵，而且管理严格。赵忠尧设法将它带回中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开设核物理课程，主持建设核物理实验室。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这一点点镭不是普通实验材料，而是极其难得的科研种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局势迅速恶化。清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始向南迁移。赵忠尧当时不在北平，却始终惦记着实验室里的镭。他清楚，一旦设备和材料落入侵略者手中，损失的不只是个人研究，更可能影响中国刚刚起步的核物理事业。
梁思成后来回忆，赵忠尧曾急忙找到他，说：“学校里还有一样东西，我必须回去取。”梁思成没有多问，立即设法陪他返回清华园。校园已经一片凌乱，两人冒险进入实验室，终于在角落里找到装有镭的铅筒。
真正困难的，是怎样把它带走。
赵忠尧没有选择跟随熟人同行，而是独自上路。他把铅筒放进破旧的咸菜罐，换上破衣服，拄着木棍，混在难民队伍中。有人询问罐子里装的是什么，他便说是父亲的骨灰。这个说法让旁人不愿靠近，反而替他避开了盘查。
一路上，他丢掉了大部分行李，却始终没有放下那只罐子。夜里睡觉时，罐子也抱在胸前。长途跋涉使他的衣服磨破，胸口留下伤痕。抵达长沙时，讲台上的教授已经变成了满身尘土的流浪者。
梅贻琦认出他后，连忙问：“赵教授，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赵忠尧没有解释太多，只把咸菜罐递了过去。罐中那支铅筒，承载着他从北平带出的珍贵实验材料。
此后，清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赵忠尧继续授课和研究，战乱没有使核物理教学中断。那只被伪装成咸菜罐的铅筒，也跟随学校辗转南方，成为中国核科学早期极少数重要实验条件之一。
抗战胜利后，赵忠尧继续在美国考察核物理设备。为了给中国研制加速器，他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搜集旧器材，亲自改造设备。美国物理学家约翰·特朗普曾以较低价格转让一台旧加速器，帮助他开展实验。
1949年以后，赵忠尧决定回国。1950年，他从美国返程时在日本横滨被扣留，后被关押在巢鸭军事监狱，经过数月周折，才于1950年11月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主持建设中国早期的静电加速器，推动了核物理、真空技术和离子源技术的发展。1955年和1958年，中国先后建成70万伏、200万伏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许多后来投身核科学的学者，都曾受过他的指导。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那只破咸菜罐早已不是普通器物，它保存的，是一位科学家在民族危难之际，对实验材料、学术火种和国家前途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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