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月，北京，罗荣桓在简朴的住处里等来了大女儿罗玉英一家。门外寒气未散，屋内却没有久别重逢的铺张排场，只有几样普通家具、热茶和果盘。这个被父亲牵挂了二十多年的女儿，终于从湖南来到了北京。
这次见面，起因并不只是亲情。此前，罗玉英写信说准备到北京，还流露出一种朴素却不切实际的想法：父亲已经成了“大官”，家里或许也能跟着过上好日子。
罗荣桓读完信，没有急着高兴，而是提笔回信，明确告诉女儿，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是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一生的职业，并不是做官发财。国家供给子女读书，是制度安排；亲属来到北京，可以帮助解决入学问题，却不能靠他的身份谋取其他便利。
话说得很重，却没有责备的意思。
罗荣桓特别写道：“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当时他的办公和居住环境都十分简单，桌椅、书柜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物品。对他来说，职务带来的不是享受，而是更严格的约束。
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前向衡阳铁路局负责人郭维城打过招呼。家乡解放后，不少人可能会借着“罗荣桓亲属”的名义免费进京。罗荣桓的态度很清楚：“请你给他们做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来。”
这句话并非只针对外人。
罗玉英、丈夫陈卓、孩子，以及罗荣桓的二哥罗宴清和两个儿子，组成一行七人北上。沿途有人把他们当作上宾接待，他们也渐渐习惯了这种便利。罗荣桓得知后，仍坚持按规矩办事，没有为亲属另开通道。
这背后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革命队伍刚刚建立新政权，干部亲属若凭关系享受特殊待遇，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罗荣桓拿自己的亲属作例子，实际上是在说明，公私之间必须划出界线。
罗玉英出生于1926年秋。第二年，罗荣桓离开家乡前往武汉求学，后来参加革命，走上了与旧家庭完全不同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他投身鄂南农民运动，为避免连累妻女，曾写下离婚书，劝颜月娥另行生活。
颜月娥没有改嫁。
她留在罗家，靠做针线活贴补日子。罗荣桓长期在外，抗日战争时期曾写信托付二哥罗宴清照顾女儿。罗宴清比他大9岁，1929年父亲罗国理去世后，承担起维持家业和照料族人的责任。
兄弟二人年轻时并非没有争执。罗宴清也曾劝弟弟安稳过日子，但当罗荣桓决定投身革命后，这位兄长还是尽力支持。他不仅照看罗玉英，还在解放战争后帮助人民解放军筹粮运粮。
1949年10月衡山解放后，部队和地方工作机构都需要大量粮食。征粮时，工作队了解到罗宴清家境较为殷实，便按规定征收。罗宴清没有推诿，不仅交足粮食，还帮忙运输。后来罗舜初到北京汇报工作，谈起此事，罗荣桓没有责怪地方，反而认可工作队依规办事。
兄长的支持，罗荣桓一直记在心里。
见面那天，他抱起小外孙，把一行人请进屋中。林月琴也参与了接待和安置。她早就知道罗荣桓曾有过婚姻，也知道他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女儿，因此对罗玉英没有隔阂，反而格外体谅。
罗荣桓与林月琴在延安相识。1937年1月，他随党中央到达延安，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红军大学课程。两人结婚时，家中没有像样的婚礼，狗皮褥子翻晒后，床垫洗净，两张床板拼在一起，便算有了新房。婚后第二天，罗荣桓照常投入工作。
如今，林月琴把这种朴素的家风带进了对罗玉英的照顾中。陈卓被安排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宴清的两个儿子也获得了继续求学的机会。罗玉英文化基础较弱，先在家补习，后来进入速成中学预备班。
罗宴清始终保存着罗荣桓当年写来的那封信。信中有一句话：“玉英小孩儿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多年后兄弟重逢，罗荣桓握着二哥的手说：“这么些年，玉英多亏你照顾了。”
交谈中，他还得知颜月娥一直没有改嫁。这个消息让他意外，也使他心中多了一份难以回避的亏欠。实行干部薪金制后，罗荣桓便让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30元，交给罗玉英，用来赡养母亲。
对女儿，他既补偿，也要求。
“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事，更不能搞特殊化。”罗荣桓反复提醒罗玉英。闲暇时，他还帮助她读书，解答她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罗玉英逐渐明白，父亲当年离开家庭，并不是把她遗弃，而是在那个国难频仍的年代，选择了另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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