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初，贵州土城前线，朱德总司令带着曾思玉来到距离敌军不远的指挥位置。战事胶着，红军几次冲击都没有打开局面，朱德决定靠前观察，直接调整部署。曾思玉背着电话机紧跟在旁，肩上的任务很明确：传达命令，也要护住朱德安全。
土城一带山势起伏，敌我距离很近，前沿阵地随时可能遭到射击。朱德根据地形下令，暂缓硬攻，改用交通壕逐步推进，接近敌阵后以手榴弹突击，再集中兵力冲锋。命令传下去后，战场形势很快出现变化。
指挥位置上，朱德正观察前线，曾思玉却发现周围枪声有些异常。他来不及多说，只喊了一声：“首长，小心！”话音未落，便扑向朱德。一发子弹打来，朱德避开了，曾思玉背着的电话机却被击中。电话坏了，人没有受伤。
这还不算完。撤离过程中，曾思玉又把朱德猛地推倒，自己压在前面。一枚投弹落在附近，白烟直冒，两人伏在那里等了片刻，爆炸始终没有发生。后来才看出，那是一枚哑弹。朱德对这位年轻干部说：“你真是福将。”曾思玉能两次挡在身前，靠的并非什么“特异功能”，而是长期形成的警觉和判断。
这种反应，并不是到了战场才突然出现的。曾思玉出生于1911年，江西信丰人，家境贫寒，少年时期便接触到农民运动。1927年以后，信丰一带的地方武装逐渐发展，他参加赤卫队，担任过警卫班长，也当过传递信号的摇旗手。
摇旗看似简单，实际关系到各处赤卫队能否迅速集结。敌方民团曾悬赏捉拿“摇红旗的人”。一次行动中，曾思玉带着红旗遭到追赶，便钻入山林，借助地形反复变换方向。红旗保住了，队伍也及时完成集结。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临危不乱并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真正加入红军，也与地方武装整编有关。1930年7月，红军为应对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将赣南地区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部队，曾思玉所在队伍被编入红三十六师。入伍不久，他就在战斗中显露出胆识和机敏。
一次追击国民党军官时，对方故意丢下一块手表，企图诱使曾思玉弯腰捡取，再趁机开枪。曾思玉看出破绽，捡表后立即翻滚避让，子弹打空，他随即扑上去缴了对方的枪。还有一次，他和两名战士意外撞上一股敌人，兵力悬殊，便大声喊道：“你们已经被包围，左右两路马上合围！”敌军一时慌乱，竟放下武器。随后赶来的部队完成了缴械。
1933年，曾思玉在一次突围中被敌军追至河边。他跳入水中，利用水花和芦苇遮蔽身形，没有急着上岸。敌人故意埋伏在附近，等他露面。直到天色渐暗，他才游到岸边，脱下湿衣服用竹竿挑着，装作送菜的农民，通过盘查离开敌占区。这样的脱险，靠的是耐心，而不是侥幸。
抗日战争中，他还从敌人的射击方式里寻找规律。一次查看地堡时，他发现敌军能够准确射中瞭望口哨兵。经过观察，曾思玉判断，斜射的阳光使无人瞭望口呈现亮色，有人站立时却变成暗色，日军正是利用光影变化判断目标。八路军随即改变观察方法，并练习反向辨识，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1941年，曾思玉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常到前线了解战况。日军郓城方向有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侯集据点一旦遭到攻击，日军往往出动援兵，并带炮支援。九二式步兵炮重量约三百千克，虽然射程有限，却适合据点作战。对当时缺少重武器的八路军而言，缴获一门便能明显增强火力。
曾思玉据此设计伏击：先猛攻侯集据点，诱使郓城日军出援，再在两地之间设伏。为确认敌军动向，部队还借助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人员监听敌方通信。行动当天，一名排长因家人惨死于日军之手，见到这名日本人员后情绪激动，曾思玉及时制止，避免计划暴露。
侯集方向枪声持续，郓城援军果然出动。埋伏部队突然开火，经过战斗，八路军缴获了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战果并非凭空得来，里面有侦察、诱敌、监听、群众掩护，也有临场控制意外的能力。曾思玉的“福”，实质上是把危险看得更早，把细节想得更深。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曾思玉被授予中将军衔。朱德后来曾在谈话中提到这位旧部，称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对于曾思玉而言，那些被人反复讲起的险情，往往只是战场判断中的一瞬：子弹飞来时先护住首长，炮声响起前先摸清援军，能活着走出险境，也能把机会变成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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