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长大,这辈子见过最邪门的报应,全落在了同村张大爷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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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年腊月,我从城里回老家过年,刚把车停在村口的晒谷场,就看见张大爷家原本立在院墙外的那间老柴屋塌了半边,上面盖着一层残雪,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破败。我提着行李走进自家院子,随口问起我妈那柴屋怎么塌了。我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张大爷走了,上个月没的,就死在那间柴屋里。

听到这话,我后背猛地窜上一股凉意。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难以名状的宿命感。村里人都知道,三十年前,张大爷的老伴秀婶,也是在那间柴屋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张大爷名叫张建国,是我们村出了名的狠人。这个“狠”,不是说他在外面打架斗殴,而是他对自己的家里人,有着一种近乎冷血的算计。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张大爷把这种观念发挥到了极致。秀婶嫁给他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分别叫招弟、盼弟、迎弟。这三个女孩在张大爷眼里,简直就是白吃粮食的赔钱货。

直到第四胎,秀婶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宝祖。从那天起,宝祖成了张家的天,而秀婶和三个女儿,连地上的泥都不如。

我小时候经常去张大爷家附近玩,对他们家的情况记忆犹新。宝祖每天有鸡蛋吃,有白面馍馍,而三个姐姐只能喝见底的稀饭,吃硬邦邦的红薯干。张大爷稍有不顺心,对三个女儿非打即骂。秀婶性格懦弱,常年繁重的农活和频繁的生育早就掏空了她的身体,她连护着女儿的力气都没有。



真正让全村人感到心寒的,是秀婶生病那年。

那时候宝祖刚满二十岁,到了该说亲的年纪。女方家要求张家翻修老屋,还要一笔数目不小的彩礼。张大爷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四处借钱。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秀婶病倒了。一开始只是咳嗽,后来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痰里带着血丝。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说是肺上的大毛病,得赶紧去县城的医院拍片子住院,晚了人就没了。

张大爷听完赤脚医生的话,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包旱烟。第二天,他没有套牛车带秀婶去县城,而是把秀婶平时盖的破被褥卷了卷,直接扔进了院墙外的那间堆满杂物的柴屋里。

当时正值深冬,柴屋四面漏风,连扇正经的门都没有,只用几块破木板挡着。张大爷对外的说法是,秀婶咳得太厉害,整夜吵得宝祖睡不着觉,宝祖马上就要结婚了,不能因为她影响了儿子的前程,其实就是怕秀婶的病花钱太多。

大女儿招弟当时已经出嫁,听到消息跑回娘家,跪在院子里求张大爷把她妈接进屋,说看病的钱她回去找婆家借。张大爷冷着脸,手里拿着扫帚疙瘩,指着招弟的鼻子骂:“借的钱不用还?你弟弟马上要娶媳妇,家里哪来的闲钱去填那个无底洞!她那是绝症,花钱也是打水漂,不如省下来给你弟弟办正事!”

招弟哭着去柴屋看秀婶,秀婶已经烧得迷糊了,拉着招弟的手,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招弟想强行把秀婶背走,被张大爷死死拦住,父女俩在雪地里撕扯,最后招弟被张大爷一棍子打在背上,赶出了院子。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住在附近的人家,半夜总能听到柴屋里传出断断续续、风箱一样破败的咳嗽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冬夜里格外凄厉,听得人心里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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