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76岁凌晨倒在水库，医生感叹：这个岁数，夜里就别逞这个强了

我大伯今年七十六，住水库边上那个村子，叫柳树沟。村子不大，三十来户，沿着水库边上一溜排开，房前是水，房后是山。大伯家在最东头，院墙外头就是水库的堤坝，水泥抹的，两米多宽，走上去能看见整个水面。水面大的时候看不到边，灰蒙蒙的一片，天和水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大伯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村。他年轻时候在水库管理所上班，管闸门，管放水，管巡堤。那个管理所就两间平房，一间搁工具，一间搁一张床一个桌子，桌子上一台旧电话，摇把子的那种。他在那儿干了三十四年，退了以后还是住在水库边上，每天早晚两趟沿着堤坝走一圈。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手电筒，银色的铝壳的，三节电池，晚上照出去光柱黄黄的，打在水面上能照见自己的影子。那个手电筒他用了十几年了，开关松了，得拿手指头按着才亮，一松手就灭。

大伯身体不错。七十六了，血压稍微高点，其他没大毛病。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先去堤坝上走一圈，回来烧水喝茶，吃早饭。上午去村里的老年活动室下棋，下午睡一觉，醒了再去水库边上转一圈。晚饭吃得早，五点半就吃了，吃完看会儿电视，七点半上床，八点准睡着。这个作息他保持了十几年，跟钟表一样准。

出事那天是上个月，七月九号。那天热，白天气温三十八度，晚上也没降多少，十点多了还三十度出头。大伯晚上照常七点半上的床，八点睡的。他睡到半夜十一点多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到十二点，干脆起来了。他起来穿上衣服，拿了手电筒，出了门。我大妈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堤坝上转转，透透气。大妈说这么晚了别去了。他说没事，转一圈就回来。

他沿着堤坝往东走。堤坝上装了路灯，隔五十米一盏，灯光黄黄的，照在水面上，反着光。他走了一段，走到闸门那个位置，站住了。闸门那边有人在电鱼。他看见了，拿手电筒照了一下。电鱼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撑船，一个拿电竿子在水里戳，网兜里已经装了小半兜鱼。大伯站在堤坝上喊了一声，说你们干啥呢。那两个人抬头看了一眼，没理他，接着戳。

大伯下去了。堤坝那边有个斜坡，水泥抹的，坡度不大，但长了青苔，湿的时候滑。他扶着斜坡边上的铁栏杆往下走，走到水边，又喊了一声，说这是水库，不让电鱼，你们赶紧走。那个拿电竿子的年轻人回过头来，说关你啥事。大伯说我是水库管理所的。他说的是老话，他早就不在管理所了，但他说了一辈子，改不了口。那个年轻人笑了一下，说管理所的早下班了，你管得着吗。

大伯站在水边，手电筒照着那个年轻人的脸。那个年轻人拿手挡了一下光，说你别照了。大伯没关。那个撑船的忽然拿桨在水里划了一下，船晃了一下，大伯脚底下的青苔滑了一下，他往后一仰，摔倒了。

他摔在水边那块水泥台上，后脑勺磕在台子的边沿上。那个台子是放闸门用的，水泥浇筑的，边沿是直角。他的头磕上去，咚的一声。手电筒从手里飞出去，落在水里，咕咚一下，光灭了。那两个年轻人愣了一下，撑船的赶紧把船划过来看了一眼，看见大伯躺在地上，脑袋底下洇出来一摊血，在路灯底下黑红黑红的。他们没靠岸，掉转船头划走了，桨在水里划了两下，哗啦哗啦的，远了，听不见了。

大伯在水边躺了多久没人知道。那天夜里没有人经过堤坝。他躺在水泥台上，后脑勺的血慢慢洇开，把水泥台边沿染了一小片。手电筒沉在水底，电池进了水，不亮了。水面上的灯影一晃一晃的，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腥味和凉气。

凌晨三点多，我大妈醒了。她起来上厕所，看见大伯那半边床空着，被子掀着。她喊了一声，没人应。她披了衣服起来，出了院子，站在堤坝上往两头看。东边那盏路灯底下，她看见一个人影躺在地上。她跑过去，看见大伯仰面躺着，脸白得像纸，嘴唇紫了，后脑勺底下一摊血，干了，结了一层黑红的痂。她的手抖着去摸他的鼻子，还有一点气，细细的，一下有一下没的。

她喊了人。邻居老张头听见了，跑出来，打了120。救护车从镇上开过来，走了四十分钟。急救员把大伯抬上担架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测不到了。到了县医院，直接推进了ICU。大夫看了片子，说颅内出血，量不小，加上在水边躺了三个多钟头，失温，多器官功能都不行了。抢救了六个钟头，没救回来。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大伯已经没了。我大妈坐在ICU门口那排铁椅子上，手里攥着大伯那件外套，灰夹克的，袖口磨得发亮。她把外套抱在怀里，脸埋在上面，肩膀一耸一耸的。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手搭在她后背上，她的后背在抖，隔着那件薄褂子能感觉到骨头一根一根的。

大夫出来的时候我拦住了他，问到底怎么回事。大夫摘了口罩，叹了口气。他说你大伯这个情况，颅内出血是主要的，加上在水边躺了太久，体温降得太低。他说这个岁数的人，血管脆了，摔一跤磕到头就是大事。他又说了一句，说这个岁数了，夜里就别逞这个强了，黑灯瞎火的，水边又滑，出点事没人知道。

他说的“逞强”两个字我听着扎耳朵。我想说大伯不是逞强，他就是一辈子管水库管惯了，看见有人电鱼就忍不住要管。但话到嘴边没说出来，咽回去了。

大伯的丧事在村里办的。来的人不少，村里老老少少都来了，水库管理所也来了两个人，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那两个电鱼的年轻人始终没找到。派出所来问过，村里人谁也没看见，那天夜里黑，没人知道是谁。大伯躺过的那块水泥台子，后来我拿水冲了一遍，血渍冲掉了，但水泥面上留了一个浅浅的印子，颜色比旁边的深一点，形状不规整，像一小片干了的水渍。

大妈收拾大伯遗物的时候，从床头柜抽屉里翻出来一个铁皮盒子，饼干盒，圆形的，盖子锈了。盒子里装着一个手电筒，新的，银色的铝壳，三节电池，还没拆封。盒子里还有一张发票，镇上五金店开的，日期是六月十八号，金额二十八块。他买了还没用，旧的那个沉到水库底下了。新这个他搁在盒子里，大概是想等旧的彻底坏了再换。他没等到。

大妈把那个新电筒搁在床头柜上了，跟大伯的老花镜和半盒烟搁在一起。烟是红塔山，软壳的，还剩六根。他戒了五年了，但盒子里一直搁着，没扔。老花镜的镜腿断过，拿白胶布缠着，胶布黄了，边角翘着。

出殡那天我站在堤坝上往下看。水面平平静静的，灰蒙蒙的一片，天阴着，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闸门那个位置，水泥台子的边沿，那个浅浅的印子还在。我在那儿蹲了一会儿，手搭在台子上，水泥面凉的，粗的。台子旁边的斜坡上，青苔又长出来了，绿莹莹的一层，湿的，滑的。我拿脚蹭了一下，蹭掉一小片，露出底下的水泥面，灰白色的。过两天又会长出来。

我从堤坝上下来的时候，碰见了隔壁的老张头。他蹲在自家门口择豆角，看见我了，站起来说，你大伯那个人，一辈子就是个操心的命。我说嗯。他说水库管理所的人昨天来了，说要在闸门那边加一道铁栏杆。我说好。他低头接着择豆角，豆角筋撕下来一条一条的，搁在旁边的搪瓷碗里。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回到大伯家，大妈正坐在堂屋里择韭菜。她低着头，一根一根地掐掉老叶子，指甲缝里塞了泥。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她择。她择完了把韭菜搁在案板上，站起来去灶台烧水。水开了灌进暖壶里，灌的时候水汽扑出来糊了她的手，她拿围裙擦了一下，把暖壶盖拧紧了。她转过身来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说，你大伯那个人，一辈子就那个脾气，改不了。我说嗯。她说，我不怨那两个电鱼的，我就怨他，那么大岁数了，夜里去管那闲事干啥。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平的，眼泪从眼角淌下来，淌到腮帮子上，滴在围裙上，洇开一小点。她没擦，转身接着做饭了。

我走出院子站在堤坝上。太阳快落了，西边的天红了一片，照在水面上，红光一道一道的，从岸边铺到天边。路灯还没亮，堤坝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沿着大伯每天走的那条路走了一圈，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来。走回来的时候路灯亮了，第一盏亮了，第二盏跟着亮了，一盏一盏往西边延伸过去，光黄黄的，照在水面上，亮晃晃的。我站在闸门那个位置，手扶着铁栏杆，往下看了一眼。水边那块水泥台子还在，台子边沿那个浅浅的印子也还在，被路灯的光照着，清清楚楚的。台子上搁着一个手电筒。我愣了一下，走近了看，是那个新电筒，银色的铝壳，三节电池，开关没开，搁在台子正中间。大妈大概是拿下来搁在那儿的，搁在大伯最后躺过的地方。

我蹲下来把电筒拿起来，攥在手里。金属壳凉的，滑的，沉甸甸的。我按了一下开关，光柱射出来，黄黄的，打在水面上，照出一小片亮。我关掉了，把电筒搁回台子上，搁在原来的位置。然后我站起来，扶着栏杆往上走，走回堤坝上。路灯照着我的影子，拖在水泥路面上，长长的。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凉意。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电筒搁在台子上，在路灯底下反着一点银光。水面平平静静的，把路灯的光映进去，一晃一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