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思之——我希望成为他那样的律师

今年8月，央视播出电视剧《重器》。平时很少看电视剧，偶然看到后却欲罢不能，在平板电脑上一连看了好几集，直到午夜时分。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十几个案子，最吸引我的是“李乡案”。

“李乡案”不是凭空杜撰，有着真实事件为依据。1984年，辽宁省台安县律师王力成、王志双为一起强奸案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与王百义一同被鞍山市检察院以“包庇罪”逮捕。王力成先后两次被捕入狱，蒙冤四载。这件事惊动全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批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宪事件，必须予以监督纠正。”多位副委员长参与其事。1986年9月，十多名在京刑法、刑诉法专家对三律师案进行全面论证，一致认为逮捕三律师是一起严重的违法错案。案件几经反复，最终认定三人均不构成包庇罪，关押四年之久的错案得以纠正。

剧中袁亦方一角，公认是以张思之先生为原型。1984年台安三律师案发后，正是张思之先生为王力成出庭辩护。袁亦方并不是贯穿全剧的人物，戏份主要在第9集和第10集，后面还有两集偶然露面。于和伟很有才华，他和张思之虽非形似，可谓神似，再现了张思之先生的风采。

张思之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良知的律师，为推动中国走向法治，他不畏权势，不屈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中国律师命运和兴衰的缩影。张思之先生已于2022年6月24日去世，享年95岁。明年是他百年诞辰。此时此刻，能够在荧屏上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掷地有声的辩词，让人感到欣慰。像张思之先生这样的国士，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愿有更多的影视作品，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当记者十五年，有幸在各种会议场合多次见到张思之先生。他个头不高，说话不紧不慢，眼神却极为锐利。他与王力成律师关系极深，可以说情同父子，王力成律师对他非常敬重，也多次向我谈起他。

一

张思之，1927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郑州中医世家。11岁时举家逃难到四川，16岁放弃学业参加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赴印度接受训练。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49年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

1956年，他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然而仅仅一年后，他被划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垂杨柳二中教初中语文。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就这么被浪费了，但比这更痛苦的是受愚弄。”

1979年7月，年逾五十的张思之重返律师界。次年，他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这被认为是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谈到张思之，绕不开“两案”。在很多人看来，给“四人帮”辩护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当时辩护组组建时，原定的组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陈守一以身体不好坚辞不就，最终担子落到了张思之肩上。据张思之回忆，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陈卓要北京市出4个专职律师，上海出2个专职律师，加12名兼职律师，一共18人组成辩护组，“别人都可以退，但我不可以，这是组织上的任务”。

张思之带领辩护组，触及了全部48条罪名中的13条，并成功抹去了7条，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五人免去了13件罪行。但这段经历留给他更深的，是遗憾和反思。江青曾提出要请律师，张思之去见了她，但当时他对江青深恶痛绝，少了一点耐心，江青最终拒绝了律师，选择自行辩护。事后他反复检讨这件事，说：“我没能为中国律师把握住这个历史的机遇，我经常为这个重大失误而懊悔。”

正是这件事，让张思之形成了贯穿一生的核心信念：“可以不喜欢当事人，但是不能剥夺他的辩护权，因为律师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天职。”任何人都有要求辩护的权利，律师应保持职业化的道德中立，不带私人偏见。这句话，后来成为无数年轻律师的座右铭，也是我理解张思之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三

张思之代理过许多重大案件：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5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侵权案”，2003年“郑恩宠案”，2005年“聂树斌冤杀案”。他自称“我所接触的政治性比较强的案子，我是没有赢过”，有人称他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

败诉，是张思之职业生涯的常态。澎湃新闻在他去世三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只向真理低头”。法律圈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评价：张思之做律师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赢了几场输了几个案子，而是让所有人看见，这个国家一直有人在较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评价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还概括了“思之精神”的三个内涵：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

在庄学义案中，张思之的辩护词被法学家评价为“黄金辩词”。面对法庭，他说：“庄学义能否加罪，应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学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要件，绝不能迁就，更不能照顾与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关的外在因素。”那是在法治建设刚刚起步的年代，这样的辩词，何等地掷地有声。

四

张思之的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权是国家最大的面子”。他用自己的苦难——十五年的劳改岁月——揭示了人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反对将法律问题泛政治化，坚持认为“是诉讼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律师天生就是人权主义者。”他还说过：“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因张思之律师精彩的辩词，将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他。颁奖词称他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又说他的辩词“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而张思之自己说过一句更为朴素的话：“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

五

我想说说“我希望成为他那样的律师”这句话的分量。

当记者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律师。有的精明强干，年入千万；有的善于经营，长袖善舞。但张思之先生身上有一种东西，是这些律师身上很难见到的——那是一种不计得失的坚定。他接的案子，几乎全是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对手不是强权就是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有些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个死局。换成别人早转行做非诉了，他不。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2005年，张思之在电视上看到聂树斌案的报道后，主动找到聂母张焕枝，免费代理此案。他后来称这是“执业生涯中唯一一起主动要求代理的案子”。他跑过最高法院，也没拿到判决书。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当时从上到下都不受理案件。那时他已经年近八旬。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是1995年，直到2016年才被宣告无罪。正是像张思之这样的人年复一年地为蒙冤者奔走呼吁，才让正义最终没有缺席。

我希望能成为他那样的律师——不是因为要赢得多少案子，而是因为要守住那条底线。那条底线是：法律如果只保护好人，那就不叫法律了。那条底线是：可以不喜欢当事人，但不能剥夺他的辩护权。那条底线是：哪怕屡战屡败，也绝不与不公妥协。

六

2022年6月24日，张思之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追思会上，八宝山灵堂挂起一幅挽联：“一生波澜，杏坛则法为宗师，俯仰只重自由；始终行义，民主法治奉尊严，天地唯崇真理。”

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没有走。他留下的不是胜诉的案例——他几乎没有胜诉过；他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强权不低头、面对不公不沉默、面对失败不放弃的精神。

明年是张思之先生百年诞辰。我写下这篇文章，是为了告诉自己，也告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张思之那样的律师，需要那些愿意为“坏人”辩护、愿意为弱者发声、愿意在所有人都选择沉默时站出来说话的人。

我希望成为他那样的律师。

这不仅仅是职业选择，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只向真理低头，不为权势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