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办公室的门在我身后合上。
很轻，咔哒一声。
我抱着那只旧纸箱站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丁厅长没有出来送，连一句“慢走”都没有。
今天是我离职的日子，她只说了两个字：“去吧。”七年前我来报到时，她对我说的也是这两个字。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纸箱，里面装着一本旧笔记本，几支笔，一个用了七年的水杯。
我慢慢往电梯口走，忽然觉得这条走廊格外长。
手机震了一下。
程沛玲发来消息：“办好了吗？回来吃饭。”我没回。
电梯门开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
永远不会再打开了。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天上午，一个电话会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翻过来。
01
我是七年前进的省水利厅。
那会儿我刚满二十五岁，研究生毕业，考了两年公务员才进来。分配岗位那天，人事处的人把我领到十八楼，说：“小赵，你以后跟着丁厅长。”
我不知道丁厅长是谁。后来才知道，她是全省水利系统出了名的“铁娘子”。
第一次见她，她正站在窗边打电话。我杵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她挂了电话，转过身，扫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凶。但让人心里发毛。
“赵煜祺？”她问。
“是，厅长。”
“你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但有一条，交给你的材料，错别字不能超过三个。”
我说好。
她开始低头批文件，什么也没再问。我就干坐着，坐了大半个钟头，后背都出汗了。末了她才抬头：“办公室在三楼，去找吕岩，他会安排你。”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叫住我：“等下。”
我回头。她说：“秘书这份活，干得好没人看见，干砸了全厅都知道。你想好了再干。”
我那时候年轻，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我说：“厅长放心。”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去吧”之外的全部内容。
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她说的“干砸了全厅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秘书的活儿比我想象的琐碎一万倍。
除了写材料，还要安排会议、对接处室、处理信访件、接电话、挡人、记日程。
丁厅长脾气大，对工作要求极高，我一开始写了五六版材料，全部被打回来重写。
有回我在办公室改稿改到凌晨三点，手机响了，是丁厅长。
“你在哪？”
“办公室。”
“防汛简报第三页的数据错了，你来改。”
我懵了，那简报下午交上去的，我已经核过三遍。我说：“厅长，那个数据我核对过的……”
“你核的对吗？你再去查一下。”
我跑到值班室，翻出防汛办的原始台账，发现确实有一处数据抄错了。
回来后我改了稿子，重新发到她邮箱，已经是凌晨四点半。
她没有回复。
第二天见到她，她什么也没说。
但那天之后，我记牢了一件事，凡是经过我手的数字，一定查三遍。
七年下来，我熬过多少通宵，已经记不清了。
程沛玲老说我：“你们厅长是不是没人性？你给她卖命，她给你发了几个钱？”
她是我相亲认识的。
她是小学老师，人挺好，就是嘴快。
我们结婚那年，我刚跟丁厅长做满两年。
婚后第一年，我陪程沛玲吃年夜饭的时候，接到办公室电话，说厅里有紧急任务。
程沛玲放下筷子看着我。我站起来穿外套，她说：“你走吧，以后别回来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气话。
可那顿饭我只吃了两口，还是走了。
到单位才知道，是丁厅长的母亲去世了，她让我去协助处理后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丁厅长哭。
她坐在值班室的小床上，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整个人没什么声响，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我站在门口，进退两难。
末了她抹了一把脸，对我说：“小赵，麻烦你了。”
那两个字，“麻烦”。她说得很轻。
我那时候就想，这个人也不是铁打的。
日子就这么过了七年。中间也有过想走的念头，但每次真到提辞职的关口，我又算了。程沛玲说得对，我就是舍不得。舍不得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直到去年底，厅里出了那档子事。
那年汛期，全省暴雨，江堤出险。
丁厅长三天三夜没合眼，在防汛指挥部组织抢险。
我跟着她，也三天三夜没合眼，起草了十几份汇报材料。
最后险情排除，省领导在总结会上点名表扬了水利厅，说那几份材料写得清楚，有数据、有分析、有对策。
台上讲完，台下鼓掌。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挺高兴。
那材料是我写的，改了三遍。
散会后，我拿着笔记本回十八楼，路过走廊拐角的时候，听见办公室那边有人在跟丁厅长说话。
是厅办的郑主任。
郑主任说：“今年的总结材料写得不错，小赵水平越来越高了。”
我想着厅长总该夸我一句。结果她声音淡淡的：“也就那样。笔头还行，离高水平还差得远。别让他翘尾巴。”
我站在墙角，手攥着笔记本，指节发白。末了，我没进去，转头回了三楼办公室。把那沓笔记本放在桌上，坐着发了好一阵呆。
后来我把这事说给程沛玲听。
她听了冷笑一声：“你瞧，我说什么来着。人家压根没把你当回事。”我没吭声。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看着楼下的路灯发呆。
抽烟这毛病我是不会的。那是那年开始的。
02
年底了，厅里评优。
我那份抗洪汇报材料报上去，拿了全省水利系统的优秀文稿奖。
奖状发下来的时候，办公室的人围着看，说“赵秘厉害”。
我笑了笑，心里还是等着丁厅长说一句什么。
可她什么也没说。
那张奖状放在我桌上，积了三天的灰，她连看一眼都没有。
我开始有些心凉。
程沛玲那边，也在不停地翻旧账。
过年去她娘家，她妈问我在单位干得怎么样，她直接接话：“卖命呢，人家也不稀罕。”她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顿饭我吃得很不是滋味。
那时候，厅里已经开始传丁厅长要调走的消息。
有人说她要升副省长，有人说她要去省政府当副秘书长，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但传这种东西的人越多，我越有一个念头冒出来，在脑海里盘旋不去。
她走了，我怎么办？
我是她的秘书。
新来的厅长，多半会带自己的秘书过来。
到时候我的位置就很尴尬。
但如果她愿意安排我，哪怕带我去新单位，换个岗位，也比留在原地被人挑三拣四强。
我决定找个机会探探她的口风。
元月中旬，丁厅长交给我一项任务：写一份全省水利系统过去五年的工作总结。
她给了期限，三天。
我熬了两宿，把材料赶出来，送去她办公室。
她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
“放那儿。”她说。
我站着没动。
她抬起头：“还有事？”我咬了咬牙，说：“厅长，听说您要调走了？”她放下手里的笔，看了我一眼，好一阵没说话。
那眼神里完全没有波动，冷静得让人害怕。
“你听谁说的？”她问。
“厅里都在传。”
“传不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被她这句话噎住了。丁厅长把笔搁在桌上，像是想了想，又说：“我没调呢，该干活干活。材料放这儿，你先回。”
我只好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听见她又说：“小赵，你自己把心态放平。别听风就是雨。”
我应了一声，带上门。心里想，放平？怎么放平？两天后，我听到另一个消息，蒋光启开始四处活动了。
蒋光启是厅规划计财处的副处长。
五十岁，老资历，跟厅里上上下下关系打得火热。
我听别人说，他一心想往省城调，找了好几个门路都没成。
现在丁厅长要走的消息一传开，他就盯上了秘书的位置。
有回我在食堂打饭，正好排在他后面。
他回头看见我，咧嘴一笑：“哟，小赵，这么巧。”
我点头：“蒋处，好。”他凑近了一点，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旁边桌的人听清：“听说你要跟厅长走啊？那位置空出来，我帮你守着。”他话里有话，周围几个人都抬起了头看我们。
我没接话，端着盘子走了。
背后传来一声笑，不高不低，很刺耳。
那天下午，我又碰见吕岩。
他把一份材料递给我，随口问了句：“你还好吧？”我说：“挺好的啊。”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末了拍拍我的肩膀：“小赵，有些事急不来。你再等等。”我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也就没追问。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吕岩能给我最多的暗示了。可惜我没接住。
03
转机在我心里出现，是二月初的一个下午。
我拿着新起草的文件去十八楼找丁厅长签字。
门虚掩着，我正要敲门，听见里面传来丁厅长打电话的声音。
她的语气难得温和，带着一丝我平时几乎听不到的客气。
“你放心吧，我身边的人，组织上尽管用。”她说，声音不高不低，我刚好听清了后半句，“这孩子踏实，能吃苦，放哪个岗位都能顶上去。”
我站在门口，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她在说我吗？
身边的人。
踏实。
能吃苦。
放哪个岗位都能顶上去。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没进去，悄悄退回了电梯口。
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胸口还在怦怦跳。
晚上回家，程沛玲看我脸色不对劲，问我怎么了。
我说：“厅长可能要在临走之前给我安排了。”她愣了一下：“安排什么？”我说：“她今天打电话，跟领导推荐我了。可能要把我调走。”程沛玲的表情说不上高兴：“调哪儿？”我说：“不确定，但反正他电话里说得挺到位的。”
程沛玲沉默了一下，说：“赵煜祺，你就不怕你是自作多情？”我嘴硬：“不可能。我跟着她七年了，她什么性格我知道。她不轻易夸人，夸了就是真打算动。”
程沛玲没再接话。
但我看得出来，她半信半疑。
我也没好意思告诉她，她根本没当面夸我，我是蹲门口偷听的。
三天后，我从厅办那边的消息渠道得知，丁厅长那通电话是打给省委统战部的。
她推荐的是挂职干部家属，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说是“踏实肯干”，让对方“放心用”。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那会儿，我正低头改一份简报。
鼠标停在屏幕上，光标一闪一闪的。
我坐了很久，才把它从“改”改成“还是改”。
回到家，程沛玲问我：“你们厅长那边有消息了吗？”我说：“还没。”她看了我一眼，没追问，进厨房去了。
她那一眼里有种“我早知道了”的意思。
我倒宁愿她骂我一顿。
没有。
那顿饭吃得特别安静，我们谁也没说话。
没过两天，蒋光启又在楼梯间碰到我。
“小赵，听说你跟省政府那边联系上了？恭喜啊。”他笑着说。
我说：“没有的事，蒋处别听人瞎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赵，要我说啊，咱这年纪，能往上走的时候别犹豫。不然等过几年，想动都动不了了。”
我点头，没接话。他笑了笑，走了。那笑容里的东西我读得懂：幸灾乐祸，带几分看热闹的意思。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睁着眼躺到凌晨两点，爬起来打开电脑，找到去年写了一半的那封辞职信草稿。
光标停在“尊敬的丁厅长”六个字后面。
我一动不动坐了半天，最后还是关了电脑，没有写下去。
我那会儿还在想，或许再等等，她总会给我一个交代。七年了，总得有个交代吧。
04
进入三月，丁厅长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太对劲。
先是周三的厅务会上，我递给她一份议程表，她扫了一眼，说：“这什么东西？你看看你排版，标点符号都错了。”我接过一看，标点确实有一个地方是半角。
很小的错，平时她根本不会在意。
我没说话，低头认了。
然后是一份报送省政府的请示件，我改了四遍，她看了还是不满意。
最后她直接把文件放下来：“你最近状态不对。要是累了，就回去歇歇。”
她话不重，但在场还有别人。
办公室小吴走过来，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里堵得慌。
歇歇？
我什么时候歇过了？
我伺候你七年，你一句“歇歇”就把我打发了。
回到办公室，蒋光启的“慰问”电话就来了。
“小赵，听说了啊？你最近不太顺？”他语气里透着关切，但听得出来是假的。
我说：“没有，正常改稿。”他“哦”了一声：“那就好，那就好。你有需要开口啊。我这边有认识的人，待遇不错，说不定能帮上你。”
我谢了他，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把那封辞职信草稿又翻了出来。
那段时间，程沛玲也在跟我闹。
她妈住院了，她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陪护。
我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时间去看。
有天晚上我加班到九点回家，她坐在客厅里，眼睛红红的。
看见我进门，她用一种很平的声调说：“赵煜祺，她妈住院你去过几次？你还有这个家吗？”
我被问住了。
她妈住院一个多星期，我一次都没去。
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连句话都顾不上说。
程沛玲也不哭了，就坐在那里，声音发干：“我在医院守了一天的床，回来想跟你说话，你人呢？在单位给人家卖命，人家领情吗？”
我哑口无言。那晚我们背对背睡了，一夜没说话。
真正把我推到悬崖边上的，是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
我去十八楼送材料，丁厅长正站在窗边打电话。
我本来想退出去，她扭头看了我一眼，示意我进来。
我放下材料，正要走，忽然听她说：“不用等我了。关于他下一步的安排，等他离职以后再说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说的“他”，是我吗？
安排？
离职？
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像是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
我站在门口，挪不动脚。
她挂了电话，回头看见我还没走，问：“还有事？”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没事，那我先下去了。”
出了门，手心全是汗。回到三楼办公室，我坐了很久。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那句话：“等他离职以后再说。”
她是在等我主动提辞职？
她是在告诉我，她不会管我了？
我把那封辞职信草稿打开，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点了打印。
打印机吱吱作响，一张纸从出口滑出来。
上面写着：“尊敬的丁厅长，我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现任职务。”
我在最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又撕了。
又打印了一张。
又撕了。
第三张，我签了名，折好，装进信封里。
没有交上去。
我想再给自己一晚上时间。
那天晚上我没有加班，回了家。
程沛玲还没回来。
我把那封信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看着它发呆。
程沛玲回来看到那个信封，问：“这是啥？”我说：“辞职信。”她愣住了，把包放下，走过来，看了我很久：“你认真的？”我说：“嗯。”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行。你写都写了，那就交吧。”
她说得云淡风轻的，但我看见她转身进厨房时，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我把头埋进双手里，坐在床边，很久没有动。
那天夜里，又下了一场春雨，雨水打在窗玻璃上，滴滴答答的，像在敲什么东西似的，敲了一夜。
05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那封信去了单位。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丁厅长挽留我，我还要不要留下？
如果她说一句“小赵，别冲动”，我可能就把信收回来了。
可是没有。
我走进她办公室时，她正低头批文件，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有事？”她问。
我把信封放在她桌上。说：“厅长，这是我的辞职申请。”
她盯着那个信封看了一会儿，没有拿起来。过了十几秒，她问：“想清楚啦？”
我说：“想清楚了。”
她没有再问第二句。拿起信封，撕开封口，把里面的纸抽出来，看了一眼。然后她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笔，在纸的末尾签了两个字。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