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9月，山东定陶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把主攻方向压向大杨湖。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常常能看到一个身影来回穿梭。他不是普通战士，而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部下后来回忆，王近山一到前沿，警卫员就得成群跟着，人数少了还真看不住。
这不是夸张。李德生曾回忆，老首长指挥作战时，身边往往要有六七个警卫员，任务并不只是保护他，更重要的是防止他冲得太靠前。王近山打起仗来，常把指挥位置推到最危险的地方，稍不留神，人就到了敌人阵地附近。
王近山的这种性格，并非后来才形成。少年时代，他家境贫寒，早年参加革命，文化基础并不高，却很早就进了战斗一线。红军时期，他作战勇猛，敢于贴近敌人拼杀，部队里逐渐有了“王疯子”的称呼。
这个“疯”，不是毫无章法的蛮干，而是敢把自己放到最危险的位置。王近山并不满足于在后方发命令，他相信战场上的士气，需要指挥员用行动去点燃。哪里最吃紧，他往往就往哪里去。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名悍将，后来却逐渐认识到读书和研究的重要性。1938年，八路军第129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讲战例、讲地形，也讲部队运动背后的规律。王近山听得很认真。
那些故事，他在家乡并非没有听过，可刘伯承讲出了其中的军事道理。王近山这才明白，打仗不能只凭胆量，勇敢要是没有判断力，反而会把部队带进险境。1943年任新编第四旅旅长前，他还受到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嘱咐，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
但读书归读书，王近山的战场作风没有变。1946年定陶战役，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占优，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集中力量，先歼灭整编第三师，再视战况扩大战果。整编第三师装备较好，战斗力强，被围之后仍然顽强突围。
王近山率第六纵队担负西集团主要攻击任务，目标是大杨湖一线。战斗打得异常艰苦，部队伤亡不断增加，进攻一度十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王近山没有把部队撤下来休整，而是反复强调必须咬住敌人，为主力合围创造条件。
“剩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
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它反映的并不是单纯逞强，而是王近山对战役全局的理解：第六纵队顶住了，敌人的突围口就打不开，其他部队的合围才有可能完成。
定陶战役最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毙伤俘敌约一万七千人，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内线作战中的重要胜利。第六纵队付出的代价很大，但也由此打出了自己的威名。华东野战军有“老六纵”，中原野战军的第六纵队同样以能打硬仗著称。
到了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面临追兵、河流和补给不足等多重压力。第六纵队承担了强渡汝河、掩护大军通过的任务。王近山仍旧把指挥位置放在一线，部队打得紧，他本人就靠得更近。
这种打法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伤病。王近山一生多次负伤，身体留下不少隐患。正是在一次养伤期间，他认识了韩岫岩。两人都性格刚强，长期相处中矛盾不断，后来婚姻结束，但这段经历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
王近山的另一面，也体现在他对部下的要求上。他不喜欢空喊口号，更看重部队能不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命令下达后，他常常亲自检查阵地、观察敌情，甚至直接参与战斗。警卫员跟着他，既要挡子弹，也要盯住他的脚步。
晚年病重时，他仍然牵挂部队和战场。1978年5月，病榻上的王近山听到有人告诉他：“李德生叔叔上去了。”听见这句话后，他的情绪才慢慢安定下来。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病逝，终年63岁。其一生从普通红军战士走到高级指挥员，真正让部下难忘的，正是那句朴素的话：仗打到哪里，指挥员就要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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