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评《制造天才》｜霍金的“三个身体”是怎样炼成的

《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法]埃莱娜·米亚莱著，潘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368页，85.00元

斯蒂芬·霍金大概是现代科学文化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了。因为患有渐冻症，他的身体几乎完全失去自主运动能力，思想却能够脱离肉身俯瞰整个宇宙的秩序。“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这句话用来描述霍金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恐怕亦不为过。轮椅与黑洞、瘫痪的肉身与自由的心智，合成的嗓音与沉默的天才——这些强烈反差不断被报刊、纪录片和人物传记强调，最后凝结成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当代科学家的神话。这个神话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仅仅寓于伟大的头脑当中，身体不过是思想偶然的容器，而技术则只是帮助心灵克服肉身阻碍的外在工具。法国科学哲学家埃莱娜·米亚莱却试图去改变人们关于天才叙事的这种“刻板印象”。她不再追问霍金的头脑里究竟有什么，而是追问霍金究竟身在何处，他如何讲话、写作、发表论文、接受采访，又如何作为一个稳定而可辨认的天才出现在公众面前。她明言这不是一本关于伟大天才霍金的传记，而是一项关于认知主体的“经验哲学”研究（导言，10页）。这句话准确标出了全书的主旨。作者要做的不是给天才祛魅，而是思考构成天才的条件都有哪些，这些条件又如何总体性地制造出霍金的“天才”形象。

天才神话背后的技术现场

本书最直接的贡献，是把被遮蔽的技术现场重新显现出来。公众看到的是霍金在台上讲话，米亚莱看到的却是一次讲话怎样由秘书筛选邀请、助理整理问题、护工照料身体、计算机储存文本、语音合成器输出声音，再通过细致入微的行程安排和特制的会场设备共同促成。一个眉毛的轻微动作最终被翻译为“霍子曰”，这是一连串解释、协调和授权的产物。助手们“参与、引导、完成、解释、决定、分类和行动”，但最终只有霍金是所有这些工作的源头（60页）。

本书的英文主标题是“Hawking Incorporated”，直译出来叫“霍金公司”。这里的“公司”意谓一种组织形式。霍金像公司的负责人一样，通过是与否、眼部动作和极少量句子来调动庞大的由人与机器组成的后勤系统服务于自己。反过来，这套系统又把他的意图转化为行动，并最终把这些集体行动成果归署为他本人。机器和人员组成的系统持续维护并生产着霍金及其公共形象。作者因此写道：“这个集体中的各人各事（机器、声音、助理）都是他身体的延展，各自负责其存在构建和身份构建的一个方面。”（58页）

在这里，人和机器所组成的系统作为霍金的“延展身体”已然超越了传统的工具范畴。传统工具观往往把特定的技术物理解为透明媒介；比如，锤子用得顺手时便不再会被人“主题化”，锤子也就成为人的身体的延展，海德格尔称之为工具的“上手性”。然而，霍金的机器却拒绝完全隐退；它一方面使沟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改变了交谈的空间、时间和意义。回答可能在提问十分钟后才出现，与霍金的采访交谈从传统的“说与听”演变成“说、读、等待、再说”，合成声音重复屏幕上已经写出的句子，霍金身体的不适则以“腿”或“吸痰”这样的文字进入同一界面（182页）。技术在这里是一种重新分配感知、行动与责任，并由此重塑秩序的力量。

米亚莱由此超越了简单的义肢隐喻。义肢这个词仍容易暗示机器只是补足一个欠缺的身体，完整的人则藏在技术背后。然而，霍金的机器则更深刻地参与了霍金的构成。词频排列、预测输入、常用短语、文件存储和合成语音不仅延伸他的智能，也塑造智能得以表现的方式。米亚莱明确指出，这些装置并非只是让智能扩散出去的透明延伸，它们也构造着智能本身（189页）。到全书结尾，她甚至说机器不只是转录霍金的思想，而是与他一同写作（276页）。在此意义上，辅助霍金的机器系统既是其表达意图的工具，也是参与形成其意图的“行动者”。

斯蒂芬·霍金

抽象思维也需要身体

本书另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贡献，是把理论物理从纯粹心智活动还原为具身的技术实践。理论物理学家常被想象为只需在头脑中演绎宇宙的秩序，只有实验者才需要技艺、仪器和场所。霍金通常就被看作是只需要头脑而不需要身体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职业处境：“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当一名天文学观测家是很难的。但他们很容易成为天体物理学家，因为这一切都在脑海中。没有什么必需的身体能力。”（67页）

然而，米亚莱却在书中一再重申，即便所谓纯粹抽象的理论活动同样需要身体参与其中。霍金不能亲手书写长串方程，于是学生成为他的“手”。他们计算、证明、画图、寻找错误，再把结果呈现在他的眼前。霍金提供研究方向，判断问题是否值得追踪，以简短回答改变工作路径。事实上，霍金已然被放进了集体协作的网络中：“这个集体感知、证明、计算、重新情境化、推广、翻译‘他的’发现。这些发现经常被阐述，并参考霍金之前发表过的作品（也是和其他学生合写）。一旦写就，‘新’论文又被输入他的电脑，以便它们可以被使用和（再）翻译。”（91页）

在此意义上，霍金与其学生和助手的关系其实也体现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导师与其门下学生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于知识生产和署名权分配的等级秩序，正如米亚莱所说，这与其他教授的工作方式大同小异。但与其他教授不同的是，霍金的能力构成比其他身体健全的教授们更集体化、更物质化。

分布式中心主体

如果人的能力被分布在网络中，是否意味着霍金本人只是一个符号，所谓“天才”不过是社会建构的幻象？米亚莱最有理论勇气的地方，是拒绝在绝对理性主体和彻底的社会建构论之间二者择一。她在结论中提出“个体就是集体”（269页），同时把霍金称为“分布式中心主体”（270页）。在此意义上，没有助手、护工、学生、计算机、大学和媒体，霍金不可能以我们熟悉的方式行动。可是这些要素也并不自动组成霍金，网络必须围绕他的身体、历史、偏好、判断和声誉被持续协调；因此，“霍金”同时也是一个公司、组织、集体和行动者网络。

霍金作为“分布式中心主体”，其独特性常在他拒绝顺从系统时显现。他不愿更换早已过时的软件，不愿放弃带有美国口音的合成声音，不愿修改网页上的传记，会出乎助手预料地说是或否，也会故意延长沉默来戏弄听众。这些抵抗表明技术关系不是单向决定。系统塑造用户，用户也以执拗、习惯和创造性误用反过来塑造系统。

因此，依赖不是自主的反面。自由主义传统容易把自主理解为完全独立。霍金的生活史则表明，人只能在可靠的依赖中取得行动能力。所谓独立，往往只是因为其支撑网络运行得太好，以至于“独立”背后的“依赖”成为“不可见的”。同样地，健全人的身体也需要依赖于道路、电力、教育、照护与制度，只是这些依赖通常退居幕后，我们已然习焉不察。霍金残疾的身体则使不可见的基础设施进入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霍金不是现代主体的例外，而是现代主体的一面“高倍镜”。

但霍金作为“分布式中心主体”或“行动者网络”，其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他的学生承担着大量的计算和写作任务，这才使霍金能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思考；护工负责他残疾身体的存续；助理安排他的日常行程，并维护设备正常运转；但最后获得署名和荣誉的仍然主要是霍金。这已经触及知识生产的政治和学术成果的分配正义问题。或许，米亚莱没有明言的是，一个更健全和更公正的分布式知识生产需要把行动者网络转变成责任者网络，既然成果由集体生产，署名制度、学术荣誉和学术头衔便不能继续以孤立的个人为唯一中心单位。

媒介如何删去媒介

本书第四章对媒介（媒体）的分析尤其精彩。媒体并非简单虚构一个不存在的霍金，而是先动员庞大网络，再在最终图像中抹去这个网络。纪录片拍摄需要学生解释理论、助手安排日程、护工照料身体、计算机准备答案、后期剪辑重组声音和画面。成片却让助手、学生、护工逐渐消失；霍金的身体缩减为头，头再缩减为眼睛，最后眼睛融入宇宙（第166页）。因此，由媒体所呈现出的“霍金”形象，是一个纯粹且孤独的心灵，其他人和机器，已然沦为霍金心灵的不可见的背景板。

这就是米亚莱所说的“霍金悖论”：“在采访中，导演告诉我们，离那个人越近，就越会失去这个天才；然而，摄像机告诉我们，离那个人越近，就越能抓住那个天才。”（166页）

米亚莱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我们认识到的很多天才，多数是各种媒介“滤镜”之后的产物，以至于当我们亲身地见到“天才”本人时，那些靠“滤镜”烘托出的“光环”似乎又消失不见了。当然，这些“滤镜”不仅仅限于拍摄的角度、华丽且令人心动的解说词或在内容呈现上的先后次序安排，而且也表现在媒介的运作本身被淹没在对霍金本人的刻画之中。由此，机器越是流畅地发出那标志性的合成声音，这声音就越被视作霍金“本人”的直接表达；助手越是完美地协调采访现场，他自身的存在就越是从人们的感知中隐去；学生越是努力地进行计算与推理任务，其成果与荣誉越容易被归给霍金。

斯蒂芬·霍金与为他研发这套由英特尔提供技术支持的全新交流系统的团队成员

霍金的“三个身体”

米亚莱通过细致分析霍金的能力如何被外化并融入他周围的人机网络中，想表明霍金本人已然是一个“天生的赛博格”，并由此比附康托洛维茨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论述，认为霍金作为一个“分布式中心主体”，呈现出三种意义上的身体（193页）。

霍金的第一个身体是“集体化的自然身体”。也就是说，霍金的自然身体需要护工、助理、和医疗技术的协助，才能使其正常地运转起来。

霍金的第二个身体是“自然化的集体身体”。霍金之所以能公共演讲、著书立说并享有广泛的社会关注，是因为有一整套集体运作机制在支撑：学生帮助他完成计算和推理，护工实时照料他的健康与起居，助理布置采访现场并检查机器运行，机器根据他的手指动作合成声音，媒体则选择性地选取拍摄角度和内容，呈现一个“身残志坚”的物理学天才形象。所有这些步骤，已然构成作为“公司”的“霍金”的“集体身体”的运作。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霍金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协助他的整个集体环节，也顺理成章地退居幕后。

霍金的第三个身体是“神圣身体”。正是在人、机器与媒体的集体协作之下，霍金最终能够“道成肉身”，他的神圣身体通过“卢卡斯数学教席”这一重磅学术头衔表征出来。这一制度化身体在表征上超越了个人情感、疾病和肉身死亡，成为能够由教席、著作、档案和纪念物持续承载的公共身份。

这三个身体并非彼此隔绝的存在，而是在技术中介和集体协作中不断转化。自然身体的脆弱促使集体身体持续运转，集体身体又将分散于学生、护工、助理、机器和媒体之中的能力重新归于“霍金”之名，最终塑造出超越个体生命的神圣身体。由此可见，霍金的不朽并不是对技术与物质条件的超越，而是这些条件长期运作的结果。然而，有朽的自然身体终将消逝，维系它的人员与机器也会更替。霍金的神圣身体若要继续存在，就必须被转移到更为持久的媒介之中。书稿、声音、影像、计算机文件和私人物品因而不再只是一个人的遗留物，而成为重新制造作者、延续其公共存在的材料。问题也随之从身体如何被集体构成，转向一个更加面向未来的问题，即档案、复制与保存技术将如何让“霍金”在其自然生命结束之后继续存在。

档案、复制与作者的未来

霍金长期依靠计算机工作，大量文本通过复制、粘贴和覆盖形成。同一演讲被略加修改后用于不同场合。档案员面对的不是稀有原件不足，而是版本、复本和近似文本过多。

这使原创性的传统标准陷入困境。进入出版社的《时间简史》打字稿与出版文本几乎没有差别，档案员承认它的象征价值可能大于学术价值（215页）。反过来，一段被复制无数次的演讲正因为广泛流通，才积累起更强的“原稿光环”。由于数据依赖特定软硬件，它必须在产生时就决定保存什么、用何种格式保存、是否记录、修改历史。作者引用利利·科尔滕的判断，数字档案的未来保存在它存在之前就已被规定，它与其说受制于事后的选择，不如说受制于事先的创造（219页）。

《时间简史》1988年版

档案因而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一种制造作者的技术。档案员比较版本、辨认日期、补充出处、删除复本、划定私人信息，由此把杂乱痕迹组织为“霍金的作品”。人们所遇到的霍金，是保存制度、格式迁移、隐私条款和检索界面共同生成的霍金。这里也显示出本书标题的另一层含义。霍金不仅在空间维度上被纳入由人和机器组成的集体协作系统，也在时间维度上被纳入逐年累积的引用谱系、不断重印的著作、反复播放的纪录片和永不撤展的雕像。他的声音、轮椅、电脑和论文分散在不同地点，持续表征着那个在集体协作之下被“制造”出来的同一个名字——斯蒂芬·霍金。

霍金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

就像米亚莱所揭示的那样，通过人与机器的集体协作网络，天才霍金的形象才会频繁地暴露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内。作为“分布式中心主体”，霍金的身份已然超越了其残疾的自然身体所框定的范围，而是广泛地分布于学生、护工、助理、机器和媒体的集体协作之下，而这些协作，往往又被埋没在关于霍金的天才叙事之中，沦为微不足道的注脚。

从来时势造英雄，任何特定英雄人物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霍金亦如是，他之所以能以残疾之躯，将天才头脑、学术成果、学术荣誉和学术头衔汇聚在一起，绝非他仅凭自身能力所能达成，而有赖于当代的学术体制和学术生态对他的青睐与支撑。米亚莱细致说明了知识如何由集体生产，却较少讨论荣誉、署名、报酬和职业机会如何在集体内部进行分配。分布式认知并不自动带来分配正义。恰恰因为霍金的行动能力来自集体协作，我们才需要进一步追问，谁承担了维持集体协作网络的劳动，谁获得了可见性，又由谁承担技术失灵和照护中断的风险？

也许，这本书的缺陷正在于米亚莱没有去进一步地揭示与批判制造天才霍金的学术体制。那些身处学术体制底层的“科研民工”，似乎并不配享有与他们的付出同等价值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荣誉。他们游离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之外，霍金的天才光环似乎并没有使他们崭露头角，相反地，却掩盖了他们的可贵贡献。

但瑕不掩瑜。本书对于当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启发意义，似乎正在于我们每个人在技术的“纠缠”与“加持”之下，都成了“分布式中心主体”。当我在自己的电脑上用WPS构思这篇书评时，偶尔的思路停顿导致的时间延宕‌唤醒了“AI续写”功能，它自动地按照上下文逻辑帮我补足了剩余的段落。这是一种难以让人抗拒的诱惑，它渐渐地代替了我们的思考，诱导我们依循它的思路，使停顿下来的沉思成为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就像霍金通过机器生成相应的文本和语音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虽然看起来四肢健全，身体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霍金化”了——我们的表达和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外部智能的辅助。霍金的案例使身体依赖变得可见，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使认知依赖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处境。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人使用了外部智能，而是系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替我们规定问题、组织语言和缩短沉思。但当表达逐渐依赖自动补全时，我们仍然需要保留停顿、怀疑、拒绝和改写的能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