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主席交待王建安：如果失街亭，就先斩许世友，再打你40军棍

当时的国民党军已经放弃了四处设防的办法，转而把兵力集中到少数大城市和交通枢纽。济南是山东省会，也是华东地区连接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的重要节点。王耀武坐镇城中，手里有正规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十万余人，城防经营多年，绝不是一块容易啃的骨头。

解放军此前虽然连续攻克不少中小城市，却还缺少攻下十万人重兵防守大城市的经验。中央军委选择济南，并不只是为了夺取一座省城，更要借此检验部队的攻坚能力，打破国民党军依托大城市负隅顽抗的设想。

1948年8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决定调集华东野战军约三十二万人，分成攻城与打援两大集团。攻城任务交给山东兵团，许世友担任司令员；粟裕负责全军指挥，并统筹打援。为了加强前线领导，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建安，被调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

这个安排有军事考虑，也有用人上的难处。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山东老将，却曾在延安时期发生过矛盾。两人一位长期在鲁中、鲁南活动，一位在胶东部队威望极高，都是能带兵、敢打硬仗的将领。让他们共处一线，既可能形成合力，也可能出现指挥上的摩擦。

毛泽东找王建安谈话时，故意把气氛说得轻松。他告诉王建安，军委要让他“杀回老家”，到山东兵团协助许世友。王建安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毛泽东随即用《三国演义》中的“失街亭”作比，说若济南失守，许世友要先受军法，王建安也要挨四十军棍，并且降职处分。

这不是要给两位将领制造压力，而是把责任提前讲明白。攻城集团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因为旧日隔阂影响战场决断。毛泽东还用“两雄并立”的说法提醒王建安：山东部队熟悉许世友，鲁中鲁南部队信任王建安，二人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把各自的威望变成部队的战斗力。

王建安抵达山东后，许世友还在艾山汤养病。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他立即赶赴前线。两人见面时，没有把过去的争执带进指挥部。许世友主动请王建安喝酒，说过去的事情不再提；王建安也回应：“济南打下来，再痛痛快快喝一次。”几句家常话，解决的却是前线最要紧的团结问题。

济南战役真正的突破口，出现在城西。守军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与解放军秘密接触后，面临起义还是死守的选择。解放军方面曾提出三种方案：提前起义、战斗中配合，或者继续抵抗。吴化文担心父母仍在徐州，不敢立即表态，起义因此一再拖延。

9月15日，吴化文的父母被接到济南。两天后，攻城总攻开始，但吴部仍没有完全撤出阵地。9月18日深夜，华野第十纵队对其阵地实施炮击。炮火只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吴化文部伤亡便十分严重。他终于明白，所谓观望并不能保全部队，只会让自己失去选择。

9月19日，吴化文召集团以上军官宣布起义，部队从当晚起撤出阵地。到9月21日，二万余人陆续撤往指定区域，济南西部门户由此打开，王耀武苦心经营的防线出现缺口。这个变化，比单纯攻下一处阵地更具价值，它直接动摇了守军的整体部署。

许世友随即把主攻方向压向城防核心。9月16日晚开始总攻，经过连续战斗，攻城部队于9月24日上午突入济南城内。王耀武见败局已定，化装出逃，将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辛理。当天黄昏，解放军攻入省政府大院，罗辛理率部投降。

济南战役从总攻到全城基本解放，历时八天。王耀武虽试图突围，却没有逃出山东地方武装、公安人员和群众构成的盘查网络，最终在寿光一带被捕。毛泽东此前已经判断，济南失守后王耀武可能向天津或临沂方向逃跑，因此提前要求许世友布置堵截，防止其漏网。

这场战役的意义，不只在于歼灭和改编了大量守军，更在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完整攻克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省会城市。周恩来后来把济南战役称为三大战役的序幕。至于那句“许世友先斩、王建安挨军棍”的话，带有明显的戏剧化表达，但它所强调的军令、协同与责任，在济南城破之前，已经变成了前线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