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种小说｜当保罗·索鲁又讲了一遍奥威尔的缅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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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保罗·索鲁也写小说。开始以为《奥威尔的缅甸岁月》是索鲁一如既往的旅行故事，不是，是一本货真价实的小说。它重构了奥威尔的那本《缅甸岁月》，或者说致敬，甚至说同人也可以。与看奥威尔自己的《缅甸岁月》时一样，有时它会让人感觉在看一本古早的叫《丑陋的美国人》的书，有时它又会让人想起格雷厄姆·格林，在纯粹的小说意义上，保罗·索鲁与奥威尔都不是最有看点的人。

不过，毕竟是奥威尔。越到后来，你越会忽略文学意义上的探讨，你会跟着索鲁进入奥威尔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他与其说是致敬《缅甸岁月》，不如说是致敬《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在索鲁自己所写的后记中印证了这一点。

保罗·索鲁是个促狭的人。即使他在致敬，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戏谑，比如世人皆知奥威尔对气味永远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在这本书中，我们也随时可以看到对气味的恶作剧式描写。索鲁显然深度把握了奥威尔作为统治阶级一分子的尴尬，将其状态描摹得非常准确：赶紧摆脱掉这些人；让我走吧；我可千万别像他们那样……很多时候，人在社会中的所谓恐惧，就是这样。

奥威尔这几年流年不利，先是有女性主义作家指责他对女性的剥削，与他一同前往加泰罗尼亚的妻子艾琳·奥肖内西没有“被看见”，又有人指责他“告密”，向情报部门提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名单。保罗·索罗这本书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但殖民地陈年旧事，一个奥威尔的成长，他所经历的种种不堪往事，对于现在习惯于“非黑即白”的读者来说，也是替奥威尔捏一把汗。

《奥威尔的缅甸岁月》的英文名字直译应该是“缅甸老爷”，奥威尔自己那本《缅甸岁月》就是缅甸日子。

经出品方“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把其中一段分享如下：

一、赫里福德郡号

苏伊士以东

“那个瘦高个儿的帅小伙子来了。”上层甲板头等舱沙龙里的女士说，她眯着眼睛，在躺椅上前倾身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些。

她 穿 着 长 及 脚 踝 的 白 色 夏 装， 今 天 —阳 光 从 窗 户 斜 照 进来—她戴着一顶浅色的宽边帽，帽子的顶部像一个灯罩，也倾斜着，以免阳光刺眼。

当她举起双筒望远镜朝船头望去时，宽松的袖子滑到了肘部，洁白的连衣裙让她的皮肤略显发黄。她皱着眉头，嘴里泛酸，被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睛，露出牙齿，然后拨弄双筒望远镜上的调节轮，聚焦在那个年轻人身上。他面朝船尾，所以正朝着她的方向。

“他又来了，亚历克。”女人说。

亚历克穿着一件崭新的奶油色亚麻布外套、一条宽松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磨损的帆布鞋。他望着海岸渐渐远去，迎着微风，领带被吹得左右飘荡，拍打着肩膀。他看见远处的海岸沉入水下，那里有一座低矮的棕色小山—几分钟前，几个穿着圣经式长袍的男子就在那里现身，其中一人牵着一头驮着草捆的骆驼，其他人则拿着锄头，顶着十一月初的日头，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耕种着土地。埃及的最后一片土地。

“老地方。顶着烈日。”

女人专注地打量着年轻男子，见到他正皱着眉头，抽着香烟，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平坦的海岸，午后的阳光照在他年轻而真诚的脸上。

“再来一杯。”她身边那个蓄着八字胡的男人对旁边来回走动的侍者说。与直起身子、神情专注而警觉的女人不同，他靠着躺椅，双脚搁在腿垫上，翘起脚趾。现在他敲着空杯子。“威士忌加冰。”

“总是一个人，”女人说，“胳膊下面总是夹着一本书。”

男人没有回答。他手里拿着金表，开始上发条，调到船长先前宣布的新时间。然后他把表系在手腕上，欣赏着水晶棱镜折射阳光。当他对着玻璃上的光芒露出微笑时，侍者回来了，鞠了一躬，放下盛有饮品的托盘，低声说，“老爷请。”

“我们上岸时，他咿咿啊啊说的是法语。在马赛的时候。然后在塞得港，又用法语和小贩交流。”

“原来是该死的蛙佬，伊迪丝，”男人啐了一句，举起酒杯啜了一口酒，然后舔了舔胡须上的酒滴。“谜底揭晓了。”

“并不是，”女人说，脸上带着笃定的笑容，“他是英国人。”

“癔症发作，呱呱乱叫。”

“积点口德吧，亚历克。”

男人咂着嘴，略显不耐烦地说，“我搞不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女人扶稳望远镜，屏住呼吸，就像一个人试图辨认树枝上的鸟儿。“他是斯文人。”

“什么嘛？”男人大声说。

“我是为穆丽尔着想。”女人低声说，好像那个年轻人能听到，尽管他在四十码开外，仍然站在船头栏杆旁，注视着海岸。

男人叹了一口气，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似乎将他要说的话全都咽下。

女人仍低声说，“也许他正适合穆丽尔。”

“确实。”但这两个字满是不信任的语气，“说不定是科伦坡某个茶叶种植园主的儿子。”

“他订了去仰光的船票。”

“你跟那家伙聊过天了？”

“我问过乘务长。”女人说，把双筒望远镜放在膝盖上，盯着男人，脸上带着挑衅的微笑。

“船上有一半的人要去仰光。”

“他住头等舱。”

“住头等舱的人多了去了。”

“他是单身。”

“我真心希望如此，他大概还不到二十二岁。”

“十九岁。”女人说。

“不合适。”

“但他的领带，”女人说，把望远镜递给他。“看一眼吧。”

那人不耐烦地嘟囔着：“有什么好看的。”他哼哼唧唧地透过望

远镜观察，然后说，“是蓝色条纹。”

“伊顿公学的标志。”女人一字一顿地说。

现在，男人把望远镜抵在眼睛上，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年轻人被风刮到肩膀上的领带，那领带仍然在飘拂。他把望远镜还给了刚刚点着香烟的女人。她得意地嘟起嘴巴，朝男人吐了一口烟。

男人抬手挥走烟雾，开口说，“我会安排，让船长邀请他共进晚餐。”

那位高个子年轻人 —埃里克·布莱尔 —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之前引导赫里福德郡号穿过运河的当地领航员终于将船放行，然后重新登上跟在船边的护航船。赫里福德郡号的船长扶着船舵的把手—透过舰桥倾斜的窗户一览无遗—引擎开始发出轰鸣声，随着速度提升，声音越来越大，布莱尔的帆布鞋下也在震动。一个沿海小镇的模糊影子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下。

“苏伊士以东的某个地方a，”布莱尔动情地低声说。在苏伊士港，身处纪念品小贩之中，脏兮兮的男人从受惊的孩子耳朵里掏出一只活生生的小鸟时，在人声鼎沸的集市里买遮阳帽时，见到几个船员在后甲板铺上薄薄的小地毯，跪下祈祷时，他都没有这种感觉。那只是序幕。他把这首诗的词句当作快乐含在嘴里—他不想别人看到他在微笑。

a本句出自英国作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ing，1865—1936）的诗作《通往曼德勒之路》。

这时候他转过身，领带在肩上飘扬，面朝海湾的湛蓝海水，身后的太阳晒得他的脑袋热乎乎的，两边海岸低矮的棕色轮廓迅速后退，他可以想象自己身处广阔无垠的海洋—尽管他从休息室的地图上得知前面是红海，然后才是印度洋。

在那里，无所谓最好，也无所谓最坏—这些句子在他脑海里闪过。在那没有十诫的地方……

现在他没办法忍住不笑—没有人能看见他—他面朝前方，在缓缓驶过运河后，加速运作的引擎、速度和晃动的明显提升让他感到高兴。船头的水流将海面分开，形成了一个蓝绿色的矛尖。

真叫人心生渴意。

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剩余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船头甲板上，凝视着前方，心想：我上路了。随着白昼的热力炙烤着他的脑袋，他的决定似乎变得更加严肃和奇怪—这股热力提醒他正在进入一个新天地，一种新气象，航行到大英帝国的遥远角落，那里可能也同样炎热，或许更加炎热。

令他高兴的是，伊顿公学已经成为过去—他不再是学生了，在他的脑海中，他看到了自己穿着校服—高顶礼帽、燕尾服—回忆起这些画面，他摇了摇头，还有他的朋友们—小胖子康诺利、满脸痘痘的霍利斯、溜肩的朗西曼，庄重地走向小教堂或参加考试，或穿上运动服参加墙球比赛。那根本不像学习，更像是年轻人愚蠢行为的浮夸版本，不知天高地厚的令人讨厌的小小势利眼。他想起在参观日喝完下午茶后，与父母在阿加尔犁地运动场附近那场痛苦的散步。然后，他想起他的辅导老师高在黑板上用粉笔板书希腊字母，布莱尔承认，要不是有高辅导，他的印度事务处的考试成绩或许会更差—他可能会落榜。

他看到自己为了希腊语预科考试埋头苦读，看到自己反抗专横的约翰·克雷斯院长，看到自己坐在考场里。现在他看到自己，彷佛他是站在甲板上的旁观者，他的第二个自我，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扮演某个角色—这个无名的第二自我，目光敏锐、安静、理性，有时对布莱尔的行为或言语感到惊讶—一种奇怪的自我意识的超脱，现在变得强烈，被红海油腻的海平面包围着，驶向一个他无法揣度的命运，但已经在进行中，无法逆转。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五年的努力，船继续行驶，引擎的震动让他觉得脚麻，他意识到自己一刻也不能想回去。他感觉到父母对他的关注的份量—他们的期许、他们的重视程度、他们需要他在职场获得成功。他必须取悦他们，这让他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他的父亲，他老迈、阴郁、对自己很失望，四级鸦片专员（已退休），目光紧盯着他，粗声粗气地说，“埃里克，别让我们失望。”

这句话戳伤了他。他在塞得港寄了一封信，描述了这艘轮船、食物、乘客、地中海的天气，以及他们第一次见到埃及的情景。他说他会再写信；科伦坡还有一周就到了—他会提到骆驼、吉卜林和运河，以及他读过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他还附上了对妹妹艾薇儿和姐姐玛乔丽的祝福。布莱尔还给雅辛莎·布迪科姆写了一封短信，附上一首他以直布罗陀为背景创作的诗，诗中提到船头“雄伟地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现在想起那无病呻吟的描写让他感到尴尬。

他依然保持着超然的态度，那个徘徊不去的警惕的自我看着甲板上那个穿夹克打领带的年轻人，就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知道年轻人不愿承认的事情：他心里没谱；他毫无头绪；他将成为一名警察。

沙壶球的撞击声将他从沉思中惊醒—他身后有两个男人，用球杆捅着圆盘，开着玩笑。

“冒险一搏吧，巴兹尔！”

“我会的，全力一搏。不过我得磨一磨球杆。我还得喝杯威士忌振奋一下。乘务员！”

“老爷！”

此时正是甲板游玩和散步的时间，太阳低垂，左舷笼罩在阴影中，布莱尔总是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溜，回到自己的船舱，希望没有人找他聊天，努力避开他的同伴戴维·琼斯—也是警察候选人，也是去仰光，就住在隔壁船舱。

“你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丑陋的事实：你已无能为力了。”

“不，”布莱尔看见那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用球杆轻轻一推，“也许以同样的穿透力去打还有机会。但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死了那条心吧。噢，该死，差点就进了！”

“甲板得擦洗一番才行。

正当两人聊天时，一位缠着头巾的侍者端着托盘走了过来，上面摆着一杯酒。

“伙计，给我停下！”八字胡男子大声喊道。

“老爷。”

“听着，当我推球的时候，我需要干脆利落。你不能在旁边手舞足蹈。我要你绝对安静。”

“遵命，老爷。”

“再给我们每人拿一杯尊美醇威士忌来。”

“遵命，老爷。”

布莱尔担心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会被打招呼，于是悄悄地溜到栏杆边，避开了他们的视线，但仍听得见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的朋友亚历克。”

“贵妇犬威尔莫特。哈哈！”

“听说他老婆把百叶窗拉上了。”

虽然他们说得很小声，但还是听得见。

“这个纬度在船上搞床上运动正合适。”

布莱尔害怕被人看见，在沙壶球的撞击声中听到这两个男人说话，他觉得自己是共犯。听到那些低语和暗示，他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他知道自己脸红了。他沿着栏杆走向救生艇和通往楼梯间的门。在船舱甲板上，两个女人走过，她们的裙子在沙沙作响，没有向他打招呼，而是热情地互相问候。

“雷夫真是个无赖—

“我家弗兰克也一样。”

他们彼此很熟悉，男人们喜欢聊天、亲如兄弟，女人们情同姐妹；所有乘客似乎相得甚欢，有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在说长道短。这是一个由英印人、文员、官僚以及他们的夫人构成的海上社区。

相亲相爱的海上英属印度，布莱尔惊讶于他们之间那种俱乐部式的情谊，或者说，比俱乐部式的情谊更进一步，是一个由自鸣得意的主子和庸人组成的大家庭—他从未见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坐在甲板椅子上读书，不过倒是有许多女人在看杂志。他觉得自己拿着书很显眼—《托诺— 邦盖》，他想重读的。一本书可以透露其阅读者的很多信息。但这些人都是外向的社交动物，他们彼此聊天，一起吃饭，跳舞，更换舞伴。许多人有着在国外生活多年的英国上等人的腔调，改善了自己作为中下层阶级的口音，让女人听起来像在演戏，男人则虚张声势，大吹大擂：“听我说，亲爱的伙计……”

想到自己对他们的评价如此严苛，布莱尔心中感到不安。他觉得苏格兰人最无聊，有时还盛气凌人，令他想起在圣塞浦里安学校认识的小胖墩们，吹嘘自己打猎或钓鱼时有“自己的侍从……”。

令他难过的是，他无法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分享自己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将与这些人共度未来，担心他们会是他的上司。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还很年轻，渴望六月到来，那时他将年满二十岁。

其他乘客让他觉得讨厌，有时甚至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他听着他们回忆印度，抱怨文员和仆人，他们说话带着英印口音，谈论父母、看更和保姆，谈论茶馆老板和马夫。他们共同的语言是英属印度，布莱尔讨厌被提醒这一点。他们彼此很熟络，但他不想认识他们。我也不想让他们认识我。

避开他们很容易。他们在头等舱沙龙里玩游戏、喝酒、吃饭、听音乐—现在他能听到船上隔天晚上表演一回的小型舞蹈乐队指挥雷格·梅利和他的美乐顿乐队在演奏音乐，从甲板、舱壁和舷窗里传来。

我在阿瓦隆找到了爱人

在海湾近旁……

他讨厌听到那些歌词，它们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但是《阿瓦隆》这首歌比雷格·梅利那首挤眉弄眼、咆哮不休的《难道我们不开心吗？》要好一些：

每天早晨，每天晚上

难道我们不开心吗……

现在，过了苏伊士运河，他不情愿地学会了雷格·梅利的全部曲目，他为此而鄙视自己，那些歌曲钻进了他的脑海里，扰乱他的夜晚，听着歌词“尽管四月的阵雨可能会降临到你身上”，阅读威尔斯的作品。

这些是透过墙壁回荡的旋律，但甲板上的情况更加糟糕，而餐厅、沙龙、吸烟室和图书室里的情况还要糟糕，从七点到十一点，音乐震耳欲聋，之后，狂欢者回到船舱，醉醺醺地大吼大叫。

我如何才能避免认识他们，又不让他们认识我呢？也许很简单：待在我的船舱里。床本来可以更大一点—他的腿太长了，这个床铺搁不下—但住过总是有人闯入的伊顿公学宿舍和父母一直窥探他一举一动的绍斯沃尔德小屋，能拥有这样的隐私是一种奢侈。布莱尔知道自己还是个孩子，但在赫里福德郡号上，他有时会幻想自己可能被误认为是成年人。

乐队又在演奏《阿瓦隆》。他在绍斯沃尔德复习考试时从收音机里听过这首歌。谢天谢地，今晚雷格·梅利指挥着美乐顿乐队，没有唱出歌词，乐队演奏时，他从切分音符听出乘客们正在跳舞 —他在地中海见过了，当时他走在甲板上，透过休息室的窗户往里面张望，心想，我永远做不出这种事情，庆幸没有人认识自己。

大部分是美国音乐；英国人对此很着迷—他们喜欢涂黑脸的艾尔· 乔森。布莱尔想讽刺一番，但这些歌曲让他感到忧郁，并以戏谑的方式提醒他已是背井离乡之人。虽然音乐安慰了乘客们，但他们看起来更加可笑、更加悲伤，用流行歌曲的伤感情绪取悦自己，像傻瓜一样跳舞。

当音乐终于停止时，他沉浸在《托诺— 邦盖》中，想到了可以写成一首诗的句子：“英格兰的最后一片土地沉入海底，而—某物—某人—还记得我。”这将是一首糟糕的诗。何必写出来呢？

早上，印度乘务员拉玛萨米像往常一样轻敲他的舱门，给他送来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一杯茶，另一个盘子上放着一个信封，信封口上有毕比航运公司的红旗标志，上面用蓝色字母写着“E.A. 布莱尔先生亲启”。

“这是什么？”

“一张便条，老爷。船长交付的，老爷。”

布莱尔等乘务员离开后，撕开信封，读道：“罗伯逊船长诚邀您于 1922 年 11 月 10 日晚间 7 点到船长餐桌用膳。”

题图来自电影《远东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