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三地卫健主官接连落马，三记警钟，敲给谁听？

南通三地卫健主官接连落马，三记警钟，敲给谁听？

文|清哲木

2026年9月，南通卫生健康系统掀起了一场罕见的反腐风暴。启东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苏高飞于9月7日被通报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一周后，崇川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瞿茂森应声落马；同日，如皋市卫健委原党组书记马军华亦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三地卫健系统“一把手”在短短七天之内接连被查，这一密度和节奏，看似罕见，但绝非偶然。

崇川区这起案件的警示意义尤为深重。2025年7月至9月，崇川区委巡察组对全区医疗卫生系统进行了巡察，反馈的问题堪称触目惊心：推进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差距，“守护群众健康第一道防线”责任履行不到位，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领导班子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干部队伍建设有短板。面对这份“问题清单”，瞿茂森当场表态要“以最高站位扛起整改政治责任”“以最严标准确保整改清仓见底”。然而不到一年，这位在巡察反馈会上信誓旦旦的“整改第一责任人”，自己成了被审查调查的对象。

这一时间线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巡察发现了问题，却没有真正推动整改；表态言辞恳切，行动却阳奉阴违。这恰恰是卫健系统腐败的典型症候——“关键少数”在巡察中扮演的是“被检查者”的角色，而非“自我革命者”，整改沦为纸上文章，直至纪委介入才揭开盖子。

三地卫健主官接连落马，根因不在于个别干部道德失范，而在于卫健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权力失衡。

卫健部门“一把手”同时掌握着人事调配、项目审批、资金拨付、采购监管等多重权力，在医药采购、工程建设、设备招标等环节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分析指出，医疗领域腐败的症结在于“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过大，人财物涉及资金量大”，招采、后勤、药品、设备、耗材、信息、人事等每一个环节均存在廉洁风险。这些风险点环环相扣，构成了卫健系统腐败的“温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监督体系的失灵。专家分析指出，医疗领域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结构失衡与监督体系缺位”，导致“内部监督机制薄弱，外部监管技术手段滞后，监管部门之间协同不足”。当“一把手”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管审批又管监督时，权力的自我监督就成了一纸空谈。

此次三地案件还暴露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三地卫健系统被查官员均为“一把手”，且被查节奏高度同步。这提示我们，卫健系统的腐败可能并非孤立个案，而是存在区域性的“传染效应”——当某一地区的卫健系统形成“潜规则”生态后，周边地区极易被同化，形成“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

从全国查处的案例中，可以清晰勾勒出卫健系统“一把手”权力寻租的典型路径。重庆巫溪县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刘学银案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表面走正规流程，但通过“参数定制、招标环节暗中做手脚”，设定倾向性条款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制”中标条件，捞取好处费300多万元。这种腐败方式的隐蔽性极强，因为它披着合法程序的外衣，常规审计和巡察往往难以触及。

与此同时，医药系统的腐败正在向更隐蔽的形态演变。传统的“红包回扣”正在被“隐行式”腐败取代——表现为过度医疗、学术会议赞助、咨询费等看似合规的变相利益输送，隐蔽性更强，识别难度更大。这要求监督手段必须同步升级，仅靠传统的举报和审计已经远远不够。

笔者注意到；2026年，国家卫健委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了《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这一政策信号表明，中央层面对医药领域反腐的战略判断已经上升到系统治理的高度。

三地卫健主官接连落马，既是反腐高压态势的成果，也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卫健系统的反腐不能止于个案查处，更需要在制度层面完成一次“外科手术”——从权力结构的重新配置，到监督机制的实质运转，再到行业生态的系统净化。唯有如此，才能让“健康守门人”重新回归守护人民健康的初心，而非沦为制度破窗的始作俑者。

哲木观察认为：一地卫健局长被查，是新闻；三地连片被查，是信号。它说明医疗反腐已越过“敲山震虎”的威慑期，进入“清存量、阻增量、建长效”的攻坚期。从查处的多个案例的复盘告诉我们，医疗腐败“上行下效”特征显著——顶端不净，末端难清；主管部门不清廉，医院再努力也守不住底线。

南通这片江海交汇之地，向来以实业与民生并重著称。这三纸通报，与其说是三个人的坠落，不如说是一次系统性的“刮骨”。把权力的运行晒在阳光下，把资金的流向拴在数据上，把制度的笼子扎在根子上。 只有当一个卫健局长发现“按规矩办事比搞变通更轻松”时，反腐才真正赢了。药是治病的，官是治政的。两者都容不得半点杂质。